2011年第二届“中华本土文化与仪式音乐研究”国际研讨会
（第四场）
时 间：2011年11月7日上午8:30—11:45
地 点：上海音乐学院新教学楼北214
会议记录：关冰阳
主 持 人：萧梅教授
发言一：《仪式音乐与跨界族群研究——从云南与东南亚佛教仪式音乐旋律及风格的比较谈起》
演讲人：杨民康（中央音乐学院）
一．论题缘起
杨民康教授在讲座开始首先交待了这一研究的缘起，即这次讲座是他在长期对云南诸少数民族南传佛教音乐以及东南亚等地南传佛教音乐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以近期他一直在倡导与强调的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理念进行研究的部分成果展现。
二．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在当代中国音乐文化系统研究中的意义
关于“跨界族群音乐研究”这一概念的界定，他认为在目前的中国民族音乐学界，“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主要指的是聚焦在内陆边界——国境线两侧族群音乐文化关系的跨地域比较研究，其外延分别涉及到与中国汉族传统音乐及世界民族音乐两个外部因素或学术范畴。而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实际上是把我们传统的，那种相对固态的所谓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放到其现实的生存环境中区，看中国传统音乐和世界民族音乐中的不同文化圈因素是如何通过跨界族群音乐这一重要的中介性传播因素和流通环节来相互作用和彼此影响的。
而相关研究机构如中央音乐学院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研究中心、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广西艺术学院、云南艺术学院等都已经开展了中国西南、西北、东北等与境外跨界民族之间的音乐文化比较研究。
1．关于跨界族群概念的界定
这一部分杨民康教授简单梳理了民族学、人类学界关于民族（nationality）、族群(ethnic group)等概念、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对于音乐学界的意义与应用问题。
2．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跨界族群研究的延伸和拓展
杨民康教授将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类型分为原生——狭义层、次生——广义层等层次。其中的次生——广义层更着眼于覆盖于族群因素之上的次生文化因素，如国家政治、人为宗教、工商业经济等层面。典型特征是跨族群、国界的文化圈内外关系研究。涉及的文化圈类型有藏传佛教（含蒙传部分）、南传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瑶族道教诸（音乐）文化圈等方面。他同时指出这也是他主要研究的取向。
三．南传佛教仪式音乐旋律及风格的比较
这一部分杨民康教授以他对于中国语东南亚南传佛教仪式音乐的研究工作为例，来谈如何进行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
他认为在南传佛教仪式音乐当中，可以分出三种基本类型：核心层次（为佛主唱的）巴利语经腔、中介层次（为信众唱的）傣语经腔与外围层次（信众自娱的）节庆歌舞音乐。并通过播放经韵唱诵视频与乐谱比较展示的方式分别来进行说明。
发言二：印度尼西亚鲁齐亚（Ruqyah）伊斯兰宗教医疗体系及其经文唱诵
演讲人：蔡宗德（台南艺术大学民族音乐学研究所）
一．鲁齐亚伊斯兰宗教医疗体系简介
二．鲁齐亚宗教医疗法
在印度尼西亚具体的鲁齐亚医疗法当中，主要包括植物性药草、拔罐以及经文念诵等个几种形式。
虽然根据教义经典，在鲁齐亚治疗当中应该使用伊斯兰药草，但在实际医疗过程中，也会有印尼当地文化传统中的药草掺杂使用。
而拔罐虽然起源于中国，但印度尼西亚的鲁齐亚疗法中的拔罐技术其实经过了从中国到西亚伊斯兰国家，再经由伊斯兰教的传入进入印度尼西亚的过程。同时在鲁齐亚疗法中对于拔罐的效力以及使用范围都是依照《古兰经》中的相关记载，并以与信仰相关的形式来出现的。
三．鲁齐亚治疗法中的宗教念诵
蔡宗德教授指出，虽然有药草以及拔罐等方式的应用，但对于鲁齐亚疗法来说，它本身即是基于《古兰经》而建立起的一套医疗哲学，所以经文的念诵是其不可动摇的核心。并以田野调查材料为基础，对治疗过程中《古兰经》具体应用段落进行了说明。
此外，他也提到虽然是以经文念诵为主，但由于受印尼当地原有文化传统的影响，在部分鲁齐亚医疗实践中还是有符�应用等按照严格伊斯兰教观念来看属于巫术治疗体系的内容掺杂其中。
四．鲁齐亚医疗临床案例介绍
在这一部分
五．结语
提问环节：
曹本冶：我想问一个方法学上的问题。你刚才给我们展示了很多个案，我很想知道你的data收集之后的处理是什么？有什么计划吗？
蔡宗德：我这是台湾的一个科研课题，已经进行了3、4年。我今天展示的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明年可能会有专著出版。在那里其实我对各种不同的医疗体系都有所比较，并对于《古兰经》在不同医疗体系中的功用有所诠释。我很感兴趣的另一个问题是由于我的太太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生物医疗方面的研究人员，她对于医疗过程中念诵《古兰经》时病患的脑电波状况是怎样的。那下一步我可能会和一些台湾的医生一起去印尼，对鲁齐亚医疗过程做一个多学科共同参与的调查。此外我也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去了解印尼当地人对于这种医疗体系的看法与观念。我研究的大致的架构就是这些。
刘桂腾：我想问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你拍摄的这些病患是否同意你对它们的治疗过程进行拍摄？进一步说你是怎么获得他们的许可的？
蔡宗德：其实很多人都不同意，我们看到的个案其实是因为我和这个医生和病患都已经很熟了，所以他们就同意了。
发言三：历史心性、历史记忆与历史表述：少数民族音乐历史书写三论
演讲人：杨晓（四川音乐学院）
一．中国音乐史撰述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
在这一部分杨晓副教授认为以往中国音乐通史著作的整体建构方式有以下几个特点：以“王朝更迭”为主要线索；以“汉人族群”为主要对象；以“汉字文献”为核心材料；以“实证推演”为重要方法；以“去伪存真”为最终目的。而其中有关少数民族音乐历史部分所缺失的，是对单一族群音乐历史的深度历史书写；对少数民族音乐与汉族音乐融合互动的历史过程的书写；对少数族群彼此之间，及跨界族群与境外相关族群的音乐历史互动关系的书写。
而少数民族音乐历史研究中所存在的若干共性问题，有如何权衡局内人的音乐历史观与局外研究者惯有的音乐历史观之间的关系；面对无文字族群，如何搜集、采信有关音乐文化的证据，并如何在各种证据之间建立关系；以何种观念并何种逻辑叙述、诠释不同族群的音乐历史过程等等。
二．声音故事：从音乐历史“本文”到“文本”的知识生产
杨晓副教授提出，在这一部分所主要讨论的，是音乐历史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知识生产过程？
首先从前述著作可以看出，任何相关的写作其实都是一个关于知识的生产过程，而这是我们去认识音乐的认识论前提。
如果我们把具体的音乐事项称作为历史的“本文”，则关于它的任何形式的历史制作都是历史的“文本”。任何族群都有他们自己的关于声音记忆的历史文本制作及其相关模式。而这种模式就是我们所说的音乐历史观。按照这一模式制作出的就是具体族群的音乐历史“文本”。这一文本的建构，根据其模式的不同，可以有很多元化的方式。而这次报告主要想展示的就是这种多元性。
三．历史观念：地方只是与少数族群音乐的多元历史模式
在这一部分杨晓副教授从关于音乐历史观这一关键词的界定探讨开始，谈到欧洲音乐历史观与其音乐历史的写作模式，中国音乐历史观与音乐历史的写作模式之间的差异。并提出我们在少数民族音乐历史的写作中很少有少数族群音乐历史观的体现，更多的都被淹没在以往的王朝历史写作模式当中。但其实各民族其实有相当多元化的音乐历史观，正视这些可以给我们进行多族群的多元音乐历史写作带来极大的生长空间。
四．历史记忆：五重证据与少数族群音乐多元历史材料
所谓“五重证据”，是指文献、口述、图像、器物、展演。为什么要提出这“五重证据”？是因为写作少数民族音乐历史的过程中我们都会碰到写作材料的问题。对于常规的历史观来说，可以用来写作少数民族音乐历史的材料是很少的，但如果我们以多元历史观观之，将材料拓展“五重证据”层面，就可以很好地书写少数民族音乐历史。她并以自己对南侗音乐的研究为例，谈到“五重证据”在具体研究实践中的应用。
五．历史表述：写文化与少数族群音乐历史的多重叙事
从《写文化》等关于传统民族志写作的反思开始，人类学界等于宣布了一种新的民族志写作模式的合法性。此外历史学的转型、历史人类学等学科的实践都给民族音乐学界对少数民族音乐历史书写提供了新的方法。杨晓以杨民康、周凯模的相关著作为例，对这种多重叙事模式的实践进行了阐释。
结语
提问环节：
齐琨：你在最后提到“复写”与“重写”，重写中是不是也包括复写？是不是有必要单独提出“复写“？
杨晓：就少数民族音乐历史写作来说，我们还谈不上“重写”。其实每一种音乐史文本的存在都有它的意义。“重写”可能还是以去伪存真的目的想去写作一个更为“标准”，更加“准确”的一个历史写作文本。但事实上是否有这样的一个音乐史存在？所以它们两者可能更多地是一个共存的关系。
杨民康：我觉得杨晓的报告非常有意义。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很多关于少数民族音乐历史研究的成果，但对于写作方法等方面的问题探讨还是不多的。我们的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结合跨界族群等视角在内其实可以有所突破。
发言四：蒙古族“敖包”祭祀音声的当代建构：官方与民间视角
演讲人：董波（内蒙古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一．敖包的概念与蒙古族敖包的意义
首先董波就敖包的概念，以及在蒙古族当中，敖包祭祀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进行了介绍。
二．蒙古族敖包祭祀活动的分析框架
关于主体，董波认为根据她的田野考察，既有官方，又有民间。客体既是敖包。
三．蒙古族敖包祭祀活动的官方视角
董波以她在内蒙古锡林浩特的两个田野考察个案为例谈到在当代官方敖包祭祀过程中，将传统敖包祭祀的目的、规模、意义、流程等方面进行符合官方意义的改造，以符合其现实目的的情况。同时她也指出，虽然这一类敖包祭祀是由官方进行主持，但由于其与蒙古族文化传统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在整个祭祀活动中蒙古族民众的自发参与与他们基于传统敖包祭祀理念的相关实践，还是将这样一个官方敖包祭祀活动变成了一个官方—民间相互交融，多元并存的文化现象。
提问环节：
赵书峰：就我了解有些民间敖包祭祀中喇嘛诵经时是不许女性进入的，那你作为女性在参与这一以活动的同时如何保证这个仪式活动的真实性与客观性？
董波：事实上这一传统现在已经有所变迁。有些民间敖包中可能还会有类似的情况出现，如果是那种情况我就会让男同学去仪式现场帮我录像。另外关于敖包祭祀禁忌其实不是针对女性的，家中有老人去世未满49天的男性也是不允许参与敖包祭祀的。
吕梅丝：关于你PPT中的记谱和你放的录音听起来似乎不大能对应上。
董波：我放的录音和那个乐谱其实不是一个内容。
发言四：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广西田野工作坊汇报与个人近阶段研究思考
演讲人：萧梅（上海音乐学院）
一．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田野工作坊”汇报
大家通过田野考察，同时通过这次会议上的讨论都可以看到其实中国民间信仰中的互渗互融现象是非常普遍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2010年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组织申报了名为 “中南华南地区民间多元信仰体系互渗互融之仪式音声研究” 的专题。它力图将多个个案结合在一起。
之所以以中南华南为田野选点，是因为在这一地区存在着多元而丰富的多种民间信仰仪式类型。如在同一仪式中有不同信仰属性的“坛”共同存在，可以称之为“多坛并存”；又或在同一仪式中，由同“坛”的执仪者展演不同信仰属性的内容，可以称之为“同坛多源”；以及同一执仪者，在不同仪式中转换身份分属不同“坛”的“同班多坛”等几种现象。
在这次会议上经常能感到大家对一个感兴趣的话题由于时间的原因无法展开讨论，而仪式音乐研究中心在广西举办的专题田野工作坊就可以比较好的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模式是值得推广的。下面就进行一下介绍。这个工作坊中包括（1）专题的演讲，像吕锤宽就他对台湾道教的情况进行了介绍。（2）课题组成员的田野资料交流与讨论，比如湖南不同县份的道、师之间，把田野资料摆在一起，就发现了许多个案研究中没有关注到的，值得深入的问题。（3）举办了针对课题研究的专题读书会，围绕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的《“民间”何在，谁之“信仰”》；王铭铭的《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
工作坊专门邀请了
如果重思开端“萨满式文明”可否延续解释后来中国文化的问题。把“巫”放回到历史关系中去探讨，我们可能会更好地去看待文化现象中的诸种多样性和宇宙观的内涵。这可能是研究民间信仰仪式音声的一个乐趣。当然——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小心求证。而所谓的小心求证，不能只是隔岸观火式的判断，而是要真正地走进田野，“涉江采芙蓉”。
会议闭幕式
主持人：曹本冶（上海音乐学院）
我想从一个较为个人化的角度来看这次会议。作为上海市教委所给的期限，我们的中心现在正在进行一个终结的过程。接下来的事要怎么做？这几天在听各位的发表之时，我有一个学界对仪式音乐研究的回顾。1985年，我与宗教系的一些同事在香港召开了一个“中国道教科仪与音乐国际研讨会”，首次把中国仪式音乐（道教）研究作为主题研究放进国际学术会议的探讨领域。之后有连续召开了几届道教科仪音乐研讨会。1993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设立了“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计划”的长远性科研项目，从道教音乐拓展到其他各种信仰体系的基础研究。仪式音乐的研究是一个很庞大的课题，必须以学者们群体合力的形式展开，而我们每个人能做事的时间又是是十分有限的。我从香港中文大学退休之后应上海音乐学院之邀来到这里帮助培养新血，也是机缘巧合，我到上音的第二年上海市教委就有批下了这个中心基地，由此，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仪式研究计划”的工作得以在上海音乐学院延续，不知不觉已是4年周期的尾声，也是我承诺上音主持这个中心的周期终结。
从这两天各位的很多发表都可以看出我们已经逐渐开始了从个案到概念性认知的过程。我觉得这是从1985年到现在仪式音乐研究所迈出的很大一步的。像（张）振涛昨天说的，学术传统的延续要靠在做的中青年接班，我很欣慰的看到今天在座的不少将是中国视野中的学科建设有所作为的能人。我想说的可能就是这样一个所谓的“总结”。因为对仪式音乐的研究仍然有漫长的道路要走，我们现在的研究其实只是无知到有知这一认知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已。
最后，我代表各位与会者和中心，衷心感谢我们的前线工作人员，他们的细心安排使我们能够专注学术探讨，谢谢他们！
我宣布会议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