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讲座综述｜陈诗怡：《劳动的声音制度——东南亚流动劳工的声音世界》

耳机作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物品，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接收信息，还能隔绝外界的干扰。陈诗怡通过讲述一位名叫Three的印尼外籍劳工的故事，展示了耳机在劳工生活中的独特作用。每天早晨六点，Three都会陪伴她的雇主——一位阿嬷，前往附近的体育场锻炼身体。锻炼结束后，阿嬷和朋友们会一同前往早餐中心用餐。尽管雇主会邀请Three加入她们的早餐，但Three觉得早餐中心的氛围过于喧嚣，中文、福建话、新加坡华语等不同语言的交杂让她感到不适应。对此，她更倾向于戴上耳机，或是聆听伊斯兰教的经文，或是回顾孩子们为她录制的视频，这些声音都为她带来了片刻安慰。 Three 表示，尽管雇主们常说“我们都是一家人”，但她更希望能够拥有一些个人时间和空间。

陈诗怡还提到，在英国，当人们讨论ADHD（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时，常常会提到声音带来的压力。耳机的降噪功能可以在嘈杂的环境中帮助人们更好地保护自己。在建筑工地上，工人们同样会使用耳机，为的是保护耳朵免受机械设备产生的噪音伤害。尽管耳机可以隔绝噪音，但通常是不允许播放音乐的，以免工人们因此分心。从这个角度来看，耳机既是劳工的保护设备，也是雇主用来维护工作效率和安全的一种工具。

在探讨“声音标界”（Sonic staking）这一概念时，陈诗怡认为，声音不仅是界定个人空间的手段，同时也是沟通和协调的工具。尤其在疫情期间，外籍劳工与雇主共同在家工作，活动空间的受限导致人与人之间时常处在紧张和压力的状态。为了划定个人领域，劳工们会通过声音的强弱和节奏来进行非言语沟通，如刻意用力放置洗净的餐具。

       对于信仰伊斯兰教的外籍劳工而言，她们通过手机APP来设置祷告时间，但在家中播放祷告音乐可能会引起尴尬，因此她们选择将手机设置为震动模式。这种对声音的敏感性促使她们发展出新的听觉技能，通过手机的不同震动模式来识别各种通知。

在调查期间，陈诗怡与田野对象共同开展了一项“声音日记”项目——劳工们通过记录工作日和休息日的各种声音类型及其来源，揭示了声音与日常生活的密切联系。此外，外籍劳工对于新加坡的声音环境有着复杂的感受，她们通过声音来适应和理解新环境，甚至学习新的语言，例如通过观看韩剧来学习韩语。声音作为一种强大的交流和学习工具，不仅帮助个体在物理空间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也提高了她们对异文化的适应能力。

陈诗怡的田野研究合作伙伴之一Joralyn Fallera是一位来自菲律宾的年轻家庭劳动工作者，她拥有多语言沟通的能力。在新加坡工作期间，Joralyn非常幸运地为一个条件优越的家庭服务，这使得她不仅有出国旅行的机会，还被视为家庭中的一员。虽然Joralyn尚不具备书写中文的能力，但通过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实践，她已经掌握了大量实用的中文交流技巧。她的沟通能力得到了雇主的高度认可，这令她不仅在工作中保持积极的态度，也更愿意承担起额外的“情感劳动”。

陈诗怡指出，在公共场所，人们常常通过声音来识别和定位空间。以新加坡的Lucky Plaza为例，这座建筑几乎完全被菲律宾商家所占据，成为了一个充满多种菲律宾方言的独特音响景观。尽管这栋楼的物理空间有限，但只要靠近它，就会被大量的声音所包围，并且能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菲律宾文化氛围。对于在新加坡的菲律宾外劳来说，这样的空间让她们感到格外亲切。

新加坡的开放公园也是这些外籍劳工社交和文化活动的场所。她们在这里聚集，进行野餐、音乐活动，甚至跳舞和游戏。然而，并非所有的菲律宾外劳都能在这样的环境中感到舒适。有些劳工可能来自偏远的乡村，习惯了平和安静的生活节奏，对于这样的人来说，新加坡的这些文化空间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她们，却并不能给她们带来心理上的慰藉。

此外，还有一些劳工会在公共空间举办社区活动，如书籍交换和故事分享会。这些活动不仅是社交性质的，也是她们表达自己、分享个人经历的机会。一些劳工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将其转化为诗歌、播客或演讲。在新加坡，还有一些外劳积极参与社会运动，她们与当地的社会活动家、学者、艺术家和社区工作者合作，共同推动社会变革。因此，这些外劳不仅仅是家庭帮工，还同时享有其他身份。她们通过参与社区建设和文化活动，探索和定义自己在新加坡的角色。

对于印尼籍劳工而言，信仰本身不仅能带来精神上的慰藉，还为她们的社交互动提供了场所。在清真寺，外劳们不仅可以参与宗教仪式，还能与其他劳工建立联系。尽管清真寺是一所信仰中心，但对于一些人来说，它也起到了社交俱乐部的作用。很多劳工会以朗诵经文为由聚集在一起，实则是为了交流和休息。

外籍劳工们善于利用现有资源，如通过WhatsApp等平台分享自己改编的歌曲，将流行音乐与本土文化相结合。这些活动不仅仅是为了娱乐，更是她们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和探索个人身份的方式。陈诗怡还发现，南亚外劳在新加坡的生活与印尼和菲律宾外劳存在差异。南亚外籍劳工以男性为主，他们通常居住在集体宿舍，生活条件较为艰苦，但是他们依旧积极组织参与体育和文化活动。

在新加坡，菲律宾外劳在教堂活动中同样表现出多样性。受过高等教育的菲律宾外劳可能会选择加入英语唱诗班，而那些从事家庭服务工作的外劳则可能参加以菲律宾方言进行的宗教活动。这些活动不仅满足了她们的宗教需求，还为她们提供了一个表达自我和相互支持的平台。

由于外籍劳工在新加坡每月通常只有一次外出的机会，线上活动便成为了她们进行人际交往的主要方式。通过Facebook等社交媒体平台，她们能够寻找并参与到各种社区活动中去。这些外劳非常了解如何在网络世界中找到彼此，并建立起基于社区的网络。例如，劳工中的一些音乐爱好者拥有自己的YouTube频道，她们会定期在平台上分享音乐，有时甚至能与流行音乐歌手进行合作。

在疫情期间，新加坡和伦敦的人们开始更多地使用Zoom或Microsoft Teams等网络会议工具。对于平时活动空间受限的外籍劳工来说，她们对网络的使用已经非常熟练，因此在这场由疫情引发的“线上转移”中，她们能够更快地适应。她们已经掌握了如何在网络的“小巷”中穿梭，甚至在某些高科技应用方面比一些本地人更为精通。

陈诗怡在她的调查研究中发现，许多外籍劳工会利用低成本的技术设备，在宿舍中进行网络直播。

临近讲座尾声，陈诗怡向同学们分享了自己近期的想法和反思。她起初认为，作为一名学者和老师，自己在社交媒体上展示出的光鲜亮丽的生活可能会让劳工朋友们感到差距。为此，她开始更多地分享自己日常生活的照片，展现更真实的生活状态。不过，随着时间推移，她发现这些外籍劳工朋友们并不介意她分享的内容，而是更关注照片中的人物和生活片段，这让陈诗怡深刻理解到交流中的互动和理解的重要性。

此外，陈诗怡会邀请外籍劳工参与各种活动，如音乐会和艺术展览，并且与她们共同制作视频，进行合作创作。她还思考了疫情期间的情感劳动和情感休闲问题，探讨了当家庭成为工作场所后，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界线趋于模糊的问题。

在研究过程中，陈诗怡同样面临着合作中的沟通和身份认同的挑战。这些经历让她对合作人类学有了更深的理解。最后，她播放了一段Joralyn录制的视频，这段视频此前也在维也纳的一次座谈会上播放过。座谈会使用了Livestream技术，能与全球观众实时互动。Joralyn利用这种科技手段，成功邀请了远在菲律宾的家人一同在线聆听。这一举动不仅让陈诗怡感受到了科技带来的温暖和联系，也让她对构建一个更加紧密相连、充满理解和共鸣的全球社区充满了希望。她表示，尽管世界不会突然变得完美，但通过科技和文化交流的力量，我们可以朝着这个目标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