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综述|魏小石:《音响档案编织的世界——历史、观念和路径》
2024年3月28日上午10时,魏小石博士题为《音响档案编织的世界——历史、观念和路径》的讲座在上海音乐学院汾阳路校区图书馆302室举行。

在讲座开始前,萧梅教授向大家介绍了魏小石博士的学术经历。希望通过本次讲座能让大家了解到魏小石博士在世界各地的音像档案馆所经历的工作体验与相关操作,以及关于音响档案的不同理念。同时希望大家思考:我们如何应该如何研究与思考音响档案?音响档案在当下音乐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资源,而这些资源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



何为“历史、观念与路径”
讲座伊始,魏小石博士首先解析了本次讲座的副标题“历史、观念与路径”。如何理解“历史”?每一部音像档案特藏,都能带给研究者一个区域的历史,一段媒介、媒体或介质的历史,技术和文化两个领域互动的历史,同时也可能是商业的历史。所以研究者需要要从多元的角度看待历史,这是音像档案带来的研究思维。我们要了解的是音响档案生成时,发生在过去的事情,所以历史是第一个环节。
“观念”则是在探寻“历史”的过程中,会涉及到“保存”与“留存”的问题。现如今,绝大部分历史古韵已经被数字化了,它们是否已经被保存了?它是否真的能被社会大众所认知?
“路径”主要指的是怎样让我们所遇到的存在于磁带、开盘带、老唱片、U盘、微信朋友圈等介质里的录音,让它变成可供研究、反思的文本或档案集。
魏小石博士向大家介绍了美国音乐人类学协会(SEM)在2022年推出的新刊物《音乐人类学视听期刊》(Journal of Audiovisual Ethnomusicology,简称JACEM)。该刊物致力于推广多媒体技术在音乐探索和研究中的应用,并将其打造成为一个展示研究成果及进行后续反思的多元化平台。这反映出当代学术界正积极寻求转型,鼓励研究者从传统的“读”转向“多媒体化”的认知方式。在此过程中,历史音视频资料的作用日益凸显。诸如“archive(s)”(档案)、“collections”(特藏)、“preservation”(保存)等关键词在国际学术会议上的出现频率越来越高,众多学者期望建立一种全新的对话模式。他们探讨的问题包括:如何利用音响档案进行学术研究?我们应如何通过音响档案在不同阶段整理并展示研究成果?又该如何将其推广至更广泛的学术界和公众领域?这些议题在国际学术界中备受关注。



个案分析
随后,魏小石博士通过2003年在北京举办的“亚欧传统音乐保护培训计划报告”(Reports of the Asia Europe Training Program of Preservation of Traditional Music)在亚欧基金会的框架下,阐述了当时国际以及中国方兴未艾的音像档案研究与实践情况。从会议报告的议程中可见,来自国内外的传统音乐和音乐人类学研究者、档案馆工作人员、专注于特定地区音乐研究的学者都积极参与其中。讨论的主题多以个案研究为基础,探索新兴的音响档案技术及其在改变学术成果展示方式方面的应用。作为这部报告集的主编和该项计划的策划者与实施者——萧梅教授补充:该次会议实际上是国际领域首次以中国音乐学界为主导构建的交流平台,重要的是,当时讨论的问题至今仍然存在。


接下来,魏小石博士通过两例个案,探讨如何从录音出发,开启研究线索,编织出进一步可用的文本。
案例一为“穆麟德特藏:见证中国蜡筒之初”。魏小石博士与同事帕特里克博士在美国新泽西的查理·汉默尔先生家中发现了20卷蜡筒,每卷蜡筒上标注着中国和欧洲的城市名,在蜡筒盒上清晰地印有德语名字“穆麟德”,经资料查询,穆麟德曾在宁波担任外交官。顺着这条线索,魏小石博士在大英图书馆查阅到了穆麟德遗孀罗莎莉的自传,自传中提到1899年9月,在巴黎世博会筹备期间,穆麟德准备了带有16种方言的蜡筒录音,并在上海印制了德、英、法三种语言的介绍。这说明在1899年9月前录音已完成,穆麟德可能计划将录音推广至德语、法语和英语区域,所以制作了如此多的副本。
通过文献研究,魏小石博士发现在巴黎人类学学会的纪要(Bulletins and Memoirs of the Society of Anthropology of Paris)中,1900年11月的一条脚注记录了中国海关关长罗伯特·赫德爵士收到穆麟德整理的16种中国方言蜡筒,并将其捐赠给博览会。这批蜡筒由驻法中国政府专员转交给法国人类学学会留声博物馆。
然而,这些蜡筒并非赫德爵士捐赠给巴黎博览会的穆麟德蜡筒,留声机博物馆的藏品是由巴黎人类学学会转移而来。同时,在蜡筒盒上有一些被撕毁的标签,能辨认出是寄给以“Aube”结尾的收件人,即穆麟德的女儿,她从柏林搬到了靠近瑞士的某地,而查理·汉默尔先生正是从一位瑞士买家手中购得这些蜡筒。由此,这批蜡筒的来源便在探索中逐渐浮出水面。
案例二为格拉姆峰公司的中亚系列录音。在20世纪初期,格拉姆峰唱片公司对所谓的“遥远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尤其是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民族音乐。他们录制了大量的音乐作品,仅在1909年就制作了1191张唱片,总计约60个小时。然而,由于商业录音公司的运作模式和历史变迁,仅有约三分之一的录音得以保存至今。品特斯先生曾整理并出版了大英图书馆所收藏的格拉姆峰唱片的一部分,这些录音中,有一部分与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当时所录制的哈萨克音乐,以及在新疆边境地区录制的喀什音乐家的唢呐片段,都是这一时期的珍贵文化遗产。此外,还有一些录音资料来自七河地区,即现今的伊犁附近,其中包括用汉语和哈萨克语录制的内容。这些资料不仅记录了当地的东干人(即回族)的音乐,还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当时社会文化的重要线索。
值得一提的是,乌兹别克的沙士木卡姆艺术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记录。其中,列维巴巴汉诺夫是布哈拉汗国最后一位埃米尔的御用乐师,他的录音成为了研究沙士木卡姆艺术的宝贵资料。虽然这些录音的出版历经波折,但最终还是得以保存和传播。这些录音不仅是音乐作品的记录,也是历史的见证。它们让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多世纪前的声音,以及那个时代的文化风貌。
最后,魏小石博士总结,这些录音资料的整理和研究,也提醒我们要珍惜和利用现有的线上资源,如中国音网等,它们为我们的研究和学习提供了宝贵的帮助。通过这些资源,我们可以将古老的录音与近代的资料相串联,更全面地充实自己的研究。


提问环节
凌嘉穗:我一共有三个问题想请教魏小石博士,查理先生总共有多少蜡筒,会不会有重复录制的内容?你们之后有没有进一步的技术手段交叉比对蜡筒录音之间的关系?在刚刚讲座中我们看到了2003年的会议目录,作为亲历者,能谈谈您感受到的二十年来音乐类国际档案领域的变化吗?
魏小石博士:当时查理先生的蜡筒有很多副本,所以重复录制的情况确实比较普遍,而且这些录音资料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中。
对于音乐类国际档案的变化,我个人的感受是,尽管技术在不断进步,但愿意投身于音乐学研究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这对学科的发展构成了挑战。音响档案在音乐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我也呼吁并希望更多的学者和学生关注这一领域,以便更好的发掘和利用这些宝贵的资源。
某听众:请问魏老师商业录音和田野录音有什么区别?解析的时候能听出区别吗?
魏小石博士:会有区别,但从听感而言,商业录音与田野录音的区别并不大,需要通过个案来详细说明。但商业录音通常会有完整的编号体系,一些收藏家会通过编号体系来定义年代,我们在学术研究中也会通过技术手段分析这些录音。


总结
最后,萧梅教授补充并总结,国际音乐学界正经历着一场变革,新兴技术在音响档案处理和音乐载体的技术性处理上的应用,正在重塑音乐学的研究范式。然而,我们目前的研究仍局限于传统方法,关键在于如何利用音响档案揭示和研究历史,许多国外的历史研究已经依托丰富的音响档案资源,发掘出大量历史信息。这些档案记录了不同文化相互碰撞的关键时刻,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见证。相比之下,中国的音响档案其信息资料相对匮乏,这也限制了我们从原始资料中直接获取信息的能力。目前,国内历史音乐学的学术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外文文献翻译以及乐谱分析工作,缺乏直接聆听和比较不同版本录音,以及对录音档案自身历史信息包括档案语境(archival context)的深入研究。魏小石博士的经历和见解鼓励我们去探索新的研究方向,同时也提醒我们要珍惜和利用现有的资源。我们期待未来能有更多愿意坐冷板凳的学者,为音乐学和档案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撰文:周珂
图源:吴笑寒、张珊、周珂
编辑:吴笑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