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综述|李海伦:《东亚和东南亚乐器在物质及社群世界里的生命力》
2024年4月24日下午13:30分,在上海音乐学院汾阳路校区北415教室,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民族音乐学系教授李海伦(Helen Rees)开展了题为《东亚和东南亚乐器在物质及社群世界里的生命力》的讲座。本讲座由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办、仪式音乐研究中心协办。
在讲座开始前,主持人徐欣研究员首先为大家介绍了李海伦教授与中国的深厚渊源和持续影响,尤其是她曾在上音学习的经历,以及她从90年代开始与中国民间艺人、中国学术界的互动。此次讲座的主题来自李海伦教授主编并且即将出版的论文集,是她个人学术研究的扩展,也代表了21世纪民族音乐学乐器学领域的新研究。
在此次讲座中,李海伦教授通过丰富的图片和视频资料,结合理论与实践,探讨了三个引人入胜的乐器学研究案例。教授以幽默风趣的方式热情地鼓励观众参与互动,增强了讲座的参与感和体验性。本次讲座内容分为四个主要部分:首先,介绍研究缘起及乐器学新研究的理论背景;其次,讲述论文集的基本情况与编排思路,并详细讨论其中的三个典型案例;接着,进入开放式问答环节;最后,在场观众参与分组讨论和汇报,亲自感受如何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背景
讲座伊始,李海伦教授首先展示了这本今年即将出版的论文集《东亚和东南亚乐器在物质及社群世界里的生命力》(Instrumental Lives: Musical Instrument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Network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并以封面上泰国乐器作为互动问题,成功吸引了在场观众的兴趣。她随后分享了自2013年起管理学校乐器收藏库的经历,出于实际需要,她需要了解单件乐器的形态、演奏方法,还要了解它们与物质文化和社群之间的联系,因而这段经历促使她开始深入探索乐器学。

以乐器库中的泰国拉弦乐器“Sao Sam Sai”为例,其琴杆与弦轴由象牙制成,上弦方式非常复杂,为减少皮的共鸣,其面板上还贴有一颗红色的宝石。这件奢侈品般的乐器引发了教授的一系列追问,包括其制造背景、历史流转和文化角色等相关思考。她还用一段视频展示了这件乐器的特殊的演奏方式——左手需边按弦边转动琴身,才能在三根弦上演奏。

教授在文献回顾中发现,19世纪末以来,非西方乐器的研究经历了显著的转变。早期研究侧重于形态描述和声学测量,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霍-萨乐器分类体系,从日本大阪音乐大学1984年出版的乐器博物馆目录中也能看到它持续而广泛的影响。20世纪后半叶,民族音乐学愈发重视文化中的音乐以及音乐作为文化的概念,乐器学也开始更多地关注乐器与物质文化和人文背景的联系。保罗·柏利纳(Paul Berliner)于1978年出版的《姆比拉之魂》(The Soul of Mbira)是较早强调乐器在社会和文化中互动作用的例子,是十分全面的乐器民族志研究,但这类研究一直到90年代才更为普遍。
近15年来,乐器学领域出现了更多引人深思的创新理论,最具代表性的是贝茨(Eliot Bates)发表于2012年的文章《乐器的社会生活》(The Social Lives of Musical Instruments),为后续研究理解乐器在不同文化和社会结构中的多重角色提供了新的视角。贝茨提出了“乐器的社会生活”概念,以土耳其弹拨乐器萨兹(Saz)为例,关注乐器作为社会生活参与者的特殊性,它们都纠缠在复杂的关系网中,因不同的社会和历史背景而有所不同。他参考了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强调社会和自然世界中的所有事物都处于不断变化的关系网络中,物体、自然现象和人类都能被视为行动者。还结合了社会科学家简·贝尼特(Jane Bennett)提出的“物之活力”(the vitality of material)概念,认为看似无生命的事物也能引发周边事物的各种变化。此外,罗达(P. Allen Roda)有关全球塔布拉(tabla)工业的研究也是这一领域的研究典例之一。

在实践层面,李海伦教授通过亲身体验和理论研究,开始理解理论与实践怎样结合。如萧梅教授在2008年发表的《相对于“类”研究的“单件乐器志”》,讨论怎样运用人类学的方法深入研究单件乐器,强调书写乐器自身的生命历程和文化价值。这也促使李海伦教授思考乐器库中每件乐器的历史和故事,它们不仅在中国有着丰富的意蕴,在UCLA也同样承载着独特的文化意义,处于丰富的社会关系网络中。
自2018年起,李海伦教授在上述各种理论的影响下开始构思自己的研究工作,决定从乐器种类、单件乐器以及乐器典藏三个维度来探讨乐器学,这也成为她编排论文集的主要思路。
二、论文集概述及三个案例
接着,李海伦教授为大家展示了论文集的目录,根据她提出的三大研究纬度分为三部分,共包含了七个乐器研究案例。教授还用表格列出她在挑选论文时用以参考的各个层面,包括作者的国籍,以及他们在演奏、制作、管理等方面的经验。简要介绍了七个案例的基本内容后,李海伦教授在三大部分中各挑选了一个案例展开讲解。

案例一
乐器类——巴厘Calapita的“死亡”
李海伦的博士生雅明(Tyler Yamin)是印尼巴厘音乐的专家,具有专业演奏技能,还具备维修和管理乐器的丰富经验。他在2015年研究20世纪初巴厘岛甘美兰音乐时,发现一件过去从未接触过的拍板类乐器“Calapita”。在20世纪30年代,这件乐器还用于当地以竖笛为主的“gamelan gambuh”合奏中,但在留存下来的无声录像中看不到这件乐器的身影。
雅明继续展开考察,发现在20世纪初时Calapita就已经很少使用了,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就只有少数老人还记得这种乐器。雅明根据已有资料和笔记还原了这件乐器,并将其带回巴厘岛,请教老人们有关这件乐器的历史与演奏方法,但只有一位老人还记得自己年轻时曾演奏过,其演奏方法和现有记录不同。在教授播放的两段录像中,观众真切地感受到Calapita的形态和演奏方式。
出于一种复兴的思想,雅明试图将他复原的Calapita带回文化社群,然而老人们明确表示自己“不喜欢”“不想要”。当前的民族音乐学与非物质文化保护思想关系密切,学者习惯性地考虑传统文化如何复兴,而非思考某件乐器为何被遗弃的问题。这一案例表明,Calapita的淘汰不仅象征着文化损失,也反映了文化复兴的复杂性。从经济政治来看,巴厘宫廷文化在20世纪初随着荷兰殖民而消亡,亦带来相关艺术形式的衰落。比如对当地人来说,Calapita已经是一件不合时宜的物品,因而传承受阻,逐渐进入现在的“死亡”状态。

案例二
单件乐器——“万壑松”的生命历程
李海伦选择讲解的第二个案例来自荣鸿曾教授,这是她的博士导师、同时也是著名的学者和古琴演奏家。荣教授不仅讨论了古琴作为乐器、古董、艺术品和投资品的多重价值,而且将“万壑松”视为反映历史的一面镜子,揭示着它见过的时代、地点、人物。通过琴身上的铭文和印章,荣教授追溯了其生命历程。

据铭文记载,这把古琴于1640年制作于杭州,制作者是汪標,订制者为李树玉。尽管有关这两位的详细历史已不可考,但后来的拥有者都很有名。其中包括清代著名诗人、散文家、美术家袁枚,他可能是亲自演奏古琴,也可能只是将“万壑松”挂在墙上用以象征文化修养。另一位拥有者是清朝的苏州文人和藏书家石韫玉,有明确记载表明他会弹奏古琴,并对袁枚怀有敬意。20世纪初,这把古琴出现在管平湖先生手中,重新来到公众视野中。铭文显示,它在1925年由工匠秦保修复过;1980年,荣教授从吴景略先生处购得这把琴。李海伦教授还展示了荣教授演奏“万壑松”的视频,让观众看到这件乐器仍然拥有着的生命活力。荣鸿曾教授的研究与美国人类学家霍金斯(Janet Hoskins)出版于1998年的专著《物之传记:物如何讲述人生命中的故事》(Bioraphc objects: how things tell the stories of people's live)相呼应,也可将论文标题仿写为《人生命中的故事:如何展现乐器的生命历程?》
案例三
乐器典藏——UCLA的泰国乐器
第三部分的主题是乐器典藏,李海伦教授聚焦于泰国乐器演奏家苏皮娜(Supeena Insee Adler)的个案。苏皮娜也是UCLA乐器库的负责人,管理着约1000种乐器,并致力于泰国音乐与舞蹈的教学。UCLA乐器库藏有大量泰国乐器,大多是20世纪中期从曼谷购置的,源自泰国著名宫廷音乐家Luang Pradit Phairoh(1881-1954)。这些乐器曾由两位个人的友谊联系起来,其中涉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莫顿教授(David Morton,1920-2004)和泰国音乐家Prasidh Silapabanleng(1912-1999)。上述三位重要人物的照片至今仍挂在UCLA泰国音乐教室的墙上,以强调泰国音乐家与学校的关系。1964年至1973年期间,莫顿教授曾在UCLA教授泰国音乐,但此后这套乐器便被遗忘了。

直至2015年,苏皮娜被UCLA特聘来修复乐器库的70多件泰国乐器,她按原本的使用习惯进行了重新调音。在泰国古典音乐文化中,物质文化与人之间的联系紧密,所以演奏者在练习或表演前会做出尊敬的手势,以示对乐器的尊重,以及表达对制造者、过去的演奏者和老师的纪念。苏皮娜在修复乐器期间联系了曼谷的Luang Pradit Phairoh基金会,并获得了相应支持与帮助。修复完成后,她在UCLA重新开设了泰国音乐课程,当时还举办了一场盛大的仪式“Waikhruu”,这是泰国古典音乐中非常重要的一种致敬老师的仪式。参与者有500多位,包括曼谷的专业音乐家、南加州泰国寺庙的和尚、美国泰国侨民、各地学者、泰国和缅甸的外交官等。这场活动不仅有关泰国乐器,更是恢复并扩展了60年前建立的社群网络,尤其恢复了曼谷音乐家和美国学术界的联系,且这样的联系至今仍在延续着。以此可以回应贝茨和贝内特的理论思想,即各事件都围绕着这套泰国老乐器,体现出乐器所拥有的生命力与推动力。

此外,苏皮娜自己也遇到过单件乐器生命力的例子。她在给圈锣调音时调了很久都不顺利,就请她的丈夫做了场献祭仪式,包括致敬这件乐器所有演奏者的灵魂和创作过乐器的神灵,希望神灵们能支持这项任务。苏皮娜吃完饭回来再次尝试调音,结果一下子就成功了。
这一案例来自苏皮娜作为专业音乐家、乐器维修者和民族音乐学者的多重视角,涉及方面十分广泛。李海伦教授也在讲解中展示了各种照片、演奏视频,为观众再现了这套乐器的鲜活形象。事实上,这一案例可以同时用于论文集涉及的三个研究方面,即:有关乐器种类的研究,可以分析一百年来材料与制作技术的变化;从单件乐器研究的角度来看,能在这套乐器中某些乐器身上看到具有历史价值的记载;从乐器典藏的层面来看,这套泰国乐器是上述所有社交网络活动的中心。

三、问答环节
逢居源(音乐学系本科四年级):我想到最近看的一本书《文艺复兴音乐博物馆:百件展品中的历史》(The Museum of Renaissance Music: A History in 100 Exhibits),因为这本书是以单件乐器的方式讲解的,包含了每件乐器的物质、历史、表演场地等相关信息。我也想到我本身演奏小提琴,我的琴制作于上世纪。所以我在思考,单件乐器的研究思路是否不仅局限在民族音乐学,也能够应用到其他学科领域?
李海伦教授:在传统上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更侧重于社区层面的音乐实践,而非个别音乐家,这种研究取向不同于西方音乐史强调的作曲家、作曲家传记等。其实西方音乐学中对单件乐器的研究比较多,尤其是像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等这类研究。博物馆虽然展示乐器,但通常侧重于形态描述,而非乐器在社会交往和社区中的作用。民族音乐学在20世纪及21世纪初才开始逐渐关注个别乐器,所以这种单件乐器的研究在民族音乐学领域也相对较新。

彭小峰(中国传统音乐专业博士研究生一年级):单件乐器的研究是否有一定范围?比如仅限于某些类型的乐器?是否只有名家演奏的“名琴”才适合?能否更广泛地应用于民间乐器?尤其是一些民间乐器在使用后可能就损坏或丢失了,似乎难以追踪其“生命历程”。
李海伦教授:论文集里第二部分的另一篇文章研究了蒙古的一种小型竖笛,探讨这种乐器与制造者、演奏者以及自然环境的关系,从而展现其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并以此还原出蒙古族的牧民生活。所以即使是非著名的乐器,也能通过民族音乐学的方法来研究,揭示它们与特定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关系。等下我们的讨论环节也将让大家尝试用这种方法去研究那些“没名气”的乐器。

熊曼谕(音乐人类学博士候选人):我对雅明案例中拍板的“死亡”过程很感兴趣,尤其是其中不同群体,如研究者和当地人对乐器的不同理解,以及这些理解在研究中的位置。我想知道,研究乐器生命历程是研究目的,还是达到其他研究目的的手段?研究者是否是通过探讨乐器的生命来讨论学术界对乐器“死亡”的认知?
李海伦教授:雅明开展这项研究的时候还是博士一年级的学生,缺乏独立研究经验,带着一种天真的好奇心开始了这项研究。但随着研究与学习的深入,他逐渐意识到这个主题比他预期的要复杂得多,需要考虑更多因素,所以他的研究目的和最终结论之间存在一种演变的过程。

程之伊(青年民族音乐学者、音乐影像志电影人):我比较好奇乐器典藏如何凝聚社群并建立关系,比如2017年在UCLA举办的音乐会的赞助情况,特别是学术机构的参与。我希望了解更多关于泰国以及其他来源的赞助方,比方说如何说服他们赞助这项活动?
李海伦教授:这套泰国乐器非常有名。从外交层面来说,是宣传他们国家文化的工具,对私立公司来说,也有助于宣传泰国文化。还有像非泰国侨民的美国人,他们对泰国音乐感兴趣,所以也愿意参与和支持演出。像苏皮娜的人脉很广,她可以运用个人关系吸引更广泛的支持者参与赞助和支持这些文化活动。

吴玥(音乐人类学硕士研究生一年级):我比较好奇荣老师所持有的古琴“万壑松”,想知道1640年流传至今的古琴是否有过损坏并被修补,是否使用了其他木材、弦材等。
李海伦教授:荣老师在其论文中可能有所提及,但具体细节我记不清楚,建议等论文集出版后查阅相关信息。

黄心滢(音乐人类学硕士研究生二年级):在与古琴“万壑松”的命名和历史持有者类似的研究中,如果乐器持有者不是特别出名,应当如何研究这样的乐器命名问题?从哪些方面展开?
李海伦教授:荣老师的研究确实得益于历史上持有者的名气,相关的资料相对容易查找。而对于不太有名的持有者,可能需要从其他角度进行研究,例如琴的名称可能来源于民间传说或制造者自己的创意,这些往往难以考证。所以这项研究还是有一定运气成分在的。

四、分组讨论
问答环节结束之后,李海伦教授将在场学生分成了三个小组,每个小组均分到一件李海伦教授带来的馆藏乐器,并需要按下列要求展开讨论:
1. 仔细观察其形态
2. 设计一份对捐赠者的问卷(可通过多途径,比如网络搜索信息)
在15分钟热烈的讨论后,每个小组由一位代表上台进行了限时三分钟的汇报。

第一组拿到的乐器是“歌唱青蛙”(singing frog)。他们建议首先询问捐赠者的个人信息,包括联系方式、教育背景以及是否能够演奏乐器,并询问捐赠者是否同意公开这些信息。接着,探讨捐赠者与乐器之间的关系,包括他们持有乐器的时间、捐赠原因以及与乐器相关的个人故事,还有他们希望这件乐器如何被展览、如何被保管。
其次是乐器本身相关问题,询问其泰语名称、其他可能名称、来源、价格、制造年份以及表演信息,如演奏场合、演奏方法、修复历史以及与之相关的著名演奏家或表演场合。最后,探讨乐器的材料信息,包括使用的木材种类、制作材料的多样性、是否有其他形状的类似乐器,以及在泰国之外是否存在类似的乐器及其各自的名称。

第二组汇报人是音乐人类学博士候选人张珊。小组分到的是一根雅马哈牌竖笛,上面贴有标签,写有“Alan Davis”的名字等个人信息。搜寻资料后,他们发现这是一位已故的作曲家。所以想问这件乐器是作曲家本人捐赠的还是其家人代为捐赠,并提出探究竖笛的购买来源、价格、是否被演奏过,以及是否与作曲家创作的经典作品有关、为何捐赠等一系列问题。
他们还对音色表示兴趣,因为竖笛与木管乐器的音色非常相似,所以想询问作曲家选择塑料材质的竖笛是否反映了他对乐器声音的追求,是否想用塑料材质模拟历史上的木管乐器。

第三组讨论的是一根爱尔兰哨笛。他们从乐器名称、制造商、产地、材料构成等方面出发,还提出捐赠者获得乐器的来源、捐赠意图、保存方法、捐赠者身份和使用场合等一系列问题。此外,也探讨了乐器本身的调性问题,以及捐赠者眼里如何展示才能最好地体现乐器价值。

在点评环节中,李海伦教授认可了学生们提出的问题,认为这些问题涉及了乐器的形态、来源、材质等重要方面,并考虑了乐器在博物馆中的保护问题,考虑十分全面。同学们展现了对乐器细节的关注,比如贴在乐器上的标签,得到演奏者、乐器名称等信息,还有塑料与木制乐器的音色差异,乐器的定调问题、购买渠道和使用情况等。教授也提到他们对乐器背后故事的关注,例如捐赠者的身份和捐赠动机,以及乐器的演奏历史和文化意义。她还亲自演奏了这三件乐器,让大家对乐器的音色与演奏有更直观的认识。

讲座最后,由萧梅教授进行总结和评议。她认为乐器形态的相关描述似乎在小组讨论汇报中被忽略了,比如乐器的孔数、形状等,这是未来研究中需要加强的部分。但大家的表现都可圈可点,特别肯定了第一组本科生的汇报,条理十分清晰,是按板块分好类,而非简单地将想到的各种问题集结在一起。她还强调所有研究都在不断往前推进,产生新问题、解决新问题,从而推动研究的发展。此外,她也回应了逢居源同学前面提过的问题,认为打破学科的边界很重要,很多研究其实都是相通的。最后她提醒大家,研究单件乐器的重点在于研究方法,像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倾向就是用民族志(Ethnography)的方法来研究单件乐器。

撰文:谢书凝
图源:吴笑寒、鄢杜玖坤、谢书凝
编辑:朱一丹
审核:徐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