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议“Ethnomusicology”一词的历史
【编者按】
以往，在教科书上我们总将Ethnomusicology学科名称的诞生，归于1950年荷兰学者孔斯特(Jaap Kunst)。然而，乌克兰利沃夫国立音乐学院的博赫丹·卢卡纽克（Bohdan Lukaniuk）在2015年提出异议，在《关于“Ethnomusicology”一词的历史》一文中，他提到这个词的诞生地实际上是乌克兰——克里门特·克维特卡（Klyment Kvitka）于1928年提出并详细定义了这个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民族音乐学”一词传到波兰，然后传到西欧和美国，再从那里传到全世界。
如果说博赫丹·卢卡纽克的文章提出了学科史的新材料，2015年乌尔里希·摩根斯坦（Ulrich Morgenstern）在《奥地利和德国的民间音乐研究：关于术语，跨学科性以及民间音乐研究和比较音乐学早期历史的说明》一文中，也提出对奥地利和德国民间音乐研究中存在争议的问题的探讨。作者从历史和跨学科的角度，认为欧洲民间音乐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术语基本上借鉴了德语国家和俄罗斯的学术传统，表明比较音乐学和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的关键问题，如文化中的音乐、参与式观察、基于功能的类型概念和比较研究，都是在18世纪后期开始的欧洲民间音乐研究中发展起来的。
比乌克兰学者克维特卡更早，霍恩波斯特于1906年提出“Musikethologie”,1888年Petro Sokil’skii提出“Comparative music ethnography”, 区别于1885年圭多·阿德勒的比较音乐学，前二者明确了文化中音乐的研究方法，即音乐民族志方法和比较音乐民族志。
鉴于中文语境中，相关学科史的材料以北美及英语世界为多，学科史早期有关欧洲尤其是东欧学界的资料，长期以来局限于萨波奇·本采、巴托克等匈牙利学者研究成果的零星翻译，以及柏林学派“比较音乐学时代”黄金期的突出建树与批评。诚如乌尔里希·摩根斯坦对18世纪后期欧洲民间音乐研究对Ethnomusicology研究方法贡献的回溯，重读经典，尤其是对那个时代领军人物及其建树的脉络细节，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学科史。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编发上述两篇学科史论文，我特地重新查阅了孔斯特著名的学科奠基之作《音乐学：民族-音乐学的本质及其问题、方法与代表性人物》（Musicologia: A Study of the Nature of Ethnomusicology, Its Problems, Methods, and Representative Personalities），该著确实在对东欧的研究综述中提及了Klyment Kvitka（P.22），并在附录第2449条中提及他1922年于基辅发表的《乌克兰的流行旋律》（Melodies populaires ukrainiennes)。从孔斯特的表述可以看出，他的资料源于作曲家兼音乐学家安德烈·奥尔霍夫斯基(ANDREY OLKHOVSKY) 《苏联时期的音乐》(Music under thesoviet1)一书。
尽管“铁幕后的民间音乐研究”对于当时的西欧和北美来说，很难获得更多的资料，但孔斯特转引的资料还是向西方音乐学界披露了“苏维埃”民俗学研究的组织主要集中在民俗学研究所，附属于全联盟和共和国科学院，以及一些音乐学院的民俗学部门(如莫斯科、基辅、哈尔科夫和明斯克)。在民族音乐理论问题的研究中，最重要的工作是由列宁格勒全联合科学院民俗学部门的一组合作者完成的，特别是YE GIPPIUS和Z. EWALD；此外还包括K. KVITKA作为莫斯科音乐学院民俗学系的成员，专门研究乌克兰民俗学；基辅民俗学研究所(特别是赫林琴科教授);以及基辅音乐学院(BEREGOVSKI)和kharkoy音乐学院的斯捷布良科等人。（参见孔斯特《音乐学：民族-音乐学的本质及其问题、方法与代表性人物》（第三版）第22页）
他所提及的资料，大多只转述了相关民族民间音乐采集的研究，而缺乏东欧学者的学术性理论成果。由此可见，20世纪的“冷战”和意识形态阵营的壁垒，对国际学术交流的影响，而只有保持交流，我们才能真正获得学科建设的全局认知。
（孔斯特《音乐学：民族-音乐学的本质及其问题、方法与代表性人物》（第三版）第22页）
由此，本公号特编译了博赫丹·卢卡纽克和乌尔里希·摩根斯坦的两篇论文，以飨读者。该工作由上海音乐学院音乐人类学方向的博士在读研究生熊曼谕、张珊；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硕士在读研究生黄奕婷完成。
——萧梅
2022年3月20日
On the History of the Term “Ethnomusicology”
（关于“Ethnomusicology”一词的历史）
作者：Bohdan Lukaniuk
*本文原文链接：
Bohdan Lukaniuk.(2010).On the History of the Term “Ethnomusicology”. Folklorica.Vol15:129-154
“民族音乐学”这一术语的诞生，一般被认为是在1950年，由荷兰音乐民俗学家雅普·孔斯特(1891-1960)发明。他在其著作《音乐学：民族-音乐学的本质及其问题、方法与代表性人物》的副标题中使用了这个术语。此书的第二版标题为 Ethno-musicology，并且是有连字符的。只有第三版才引入了目前使用的这个术语，即没有连字符的: Ethnomusicology。
这个新词很快就在美国流行起来，之后便成功地传播到全球。早期的术语，如“音乐民族志(民族学)”、“比较音乐学”和“音乐民俗学研究”，要么被取代，要么被迫获得一个新的、并且主要是次要的意义。
基本上所有人都认为孔斯特的创新是学术上的一大进步，这一点值得商榷。广泛的接受度仅仅适用于这个术语本身，而不是其含义。这门学科仍然是毫无章法的，所以孔斯特的新词没有提供任何根本性的新东西。与前人一样，它也没有对音乐民俗学的主要方法论问题，即音乐民俗学的内容、原因和方法，给出明确的答案。
换句话说，这门学科的主题、目标和方法是什么？支持替换这一术语的人也无法阐明民族音乐学与音乐民族学、音乐民俗学和比较音乐学之间的确切区别。此外，他们无法抓住这门学科的精髓，这门学科通常不仅注重一般的音乐比较分析，而且还与经典的比较研究共享概念，如地质学、生物学、解剖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种学、语言学，以及在一定种程度上将它们应用于人类非书面历史的文学研究等方面。
我们探讨“民族音乐学”这一不同寻常的新词的历史沿革，与其说是为了阐明它的年代，不如说是为了了解它最初的含义、起源的条件以及使之成为必要的原因。此外，尽管作者的普遍归属已经渗透到权威的百科全书和学术文献，但这一术语的创始人不是孔斯特。他只是在一个恰当的时机宣布了这个术语，当时主要的研究人员正在寻找一个新词来代替一个已经没有用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名誉扫地的旧术语。（译者注：此处“旧术语”指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 musicology）
简·斯特谢夫斯基（Jan Steszewski）可能是最早质疑孔斯特是否创造了民族音乐学这个词的人之一。他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个术语在20世纪30年代被 Lucjan kamieski (1885-1964)使用，他是当代波兰民间音乐学术的创始人之一。在华沙布达佩斯民族志博物馆的声音档案中，卢茨扬·卡米斯基（Lucjan kamieski）曾在“民族音乐讲座”中使用了这一词汇，该文章日期为1934年12月13日，因此可以看出，“ethno-musicology”这个术语的诞生，尽管带有连字符，也比孔斯特的使用早了十五年。有一个重要的细节，即作者在未加任何说明的情况下就使用了这个词，这一事实意味着他的同行和知名人士已经使用了这个词。此外，卡米斯基的学生和助手以及后来的一位杰出的战后民俗学家所证实的那样，这位教授在波兹纳大学的课堂上使用“民族音乐学”这一术语，与“比较音乐学”、“音乐民族学”和“民俗学研究”在意义上相近。
斯特谢夫斯基认为新词的创造者可能就是卡米斯基本人。但即使他真的是这个术语的发明者，他仍然有他的先驱。早在1928年，另一位著名的民间音乐研究者，乌克兰民族音乐研究流派的创始人之一克里门特·克维特卡（Klyment Kvitka）（1880-1953）就提出了这个新词。他不仅是第一个在印刷品中使用这个术语的人，他还为这个术语的恰当性进行了论证，使其更加清晰。
但是克里门特·克维特卡没有给民俗学研究界留下深刻印象，当时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其主要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民族音乐学，如同东欧的所有人文学科一样，与世界学术界隔绝，似乎不存在。许多乌克兰裔学者都经历过这样的命运，注定了他遗留下的财富将被埋没。
Klyment Kvitka（1880-1953)
由于克维特卡年轻时得了不治之症，所以被迫放弃了钢琴家职业。而在业余时间，出于对民间音乐的兴趣，他投入到对现有民族志文献的深入研究中，偶尔也会收集民歌。1908年，他与妻子乌克兰女诗人Lesia Ukraïnka 一起积极参与了著名的录音DUMY联合项目，该项目后来被 Kolessa（1969）转录并出版。
总的来说，在他不太系统的音乐民族志工作的前二十年里，他只发表了两部民歌曲集，两篇偶然发表的文章，以及两篇对一个流行人物的评论。但是克维特卡的高水平的学术研究、细致的录音、按流派和内容的分类、出版的音乐和分析性的文字评论，很快使他成为经典乌克兰民歌集的编撰者。
1920年，他成为全乌克兰科学院(AUAS)的研究员，并组织了第一个收集音乐-民族志材料的乌克兰研究中心，包括录音和乐谱。很快，该中心的原名由“比较音乐学办公室”改为“音乐民族志办公室”。
充满热情的克维特卡积极组织的民间音乐研究项目。但事实证明，当时的环境并无法实现这些计划。但是他在这一时期，贡献了许多重要的关于乌克兰民族音乐学的出版物。对民族音乐学思想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并成为乌克兰学术界的领军人物。
1930年代，由于意识形态的钳制，乌克兰的学术精英和国家知识分子受到了很大影响，克维特卡也停止发表他的研究成果。在他的有生之年，没有出版一部手稿。这些作品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在死后出版的。人们只能猜测，如果克维特卡的生活环境正常的话，他对学术的贡献会有多大。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民俗学家Volodymyr Hoshovs’kyi (1922-1996)使他的研究重新焕发生机。研究的出版向世人揭开克维特卡的学术贡献。
他是口头音乐文化的鉴赏家，也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事实证明，克维特卡对民俗情节的结构类型学研究，就是由以语言学为导向的民俗学家为故事分类而“发明”的。他的基于统计的旋律类型学的方法论，音乐民族志资料来源的整理，以及许多其他创新在民间音乐领域，仍然是前所未有的。克维特卡对民间音乐的研究方法，是直到上个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才进入学术研究领域，也类似于梅利亚姆所提出的的“音乐-人类学”。
克维特卡在音乐学术语精炼方面做了大量有目的的工作，并引入了许多全新的概念和术语。正是他提出了新词“民族音乐学”(与孔斯特使用的连字符拼写相同)。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这个新词，这篇文章研究了第一批印刷出来的乌克兰民间音乐集的历史价值。
他反对用更时髦的“比较音乐学”取代传统术语“音乐民族志”。他认为，“原则上，两个术语都是处理假设问题的方式，而不是分析的主题。”“音乐民族志或比较音乐学实际上涉及欠发达或非欧洲人民的音乐，在欧洲文化世界中，它只涉及没有乐谱传播的音乐，并受益于书面音乐文本。”克维特卡总结，从学科和分析目的的统一性来看，“这两门科学的平行存在是不合理的”。”“通过排除可能属于比较音乐学领域的东西，音乐民族志将不再是一门科学;但如果它仍然是一个研究领域，它只能作为比较和革新的学术而存在。”
“‘音乐民族志’这个名字在我们国家已经确立，而且通常被使用得过于肤浅和慷慨。”音乐民族志的特征应该是对事实和现象的直接观察，对它们进行包罗万象的全面描述，并在这类工作的基础上加以概括”。这是克维特卡的信念，“多年固定的民族音乐田野工作，可以为人类学研究带来很多缺失的东西。”换言之，透彻而全面的「音乐生活观察」，将有助于理解歌曲创作的过程、歌曲的迁移与转化、民间艺术中个人与集体的相互关系。
因此，在克维特卡的体系中，作为整体的音乐应该被划分为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其中之一是欧洲世界，它是在书面音乐文本（written music）(即“乐谱音乐”)的持续控制下存在的音乐。另一种是 “口头音乐（oral music）”，也可以称为“民间音乐（folk music）”或“民族音乐（ethnic music）”和缩写“民族音乐（ethno music）”。书面音乐通常被称为“音乐学（musicology）”，口头音乐应该细分，第一个分支，接近音乐学，因此应该称为“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而第二个分支，应该称为“音乐民族志（musical ethnography”(或者民族音乐志“ethno-musicography”)。在这里，民族志的方法论应该适用。克维特卡的思路可见下图：
正是基于这样的推理，克维特卡发明了“ethno-musicology”一词。这一推理与当代对口头音乐研究的主要内部分歧的观点是一致的。这里的研究对象分为两个分支学科:一个涉及音乐本身(音乐作品，歌词-声音或音乐文本) ，另一个涉及音乐文化，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所体现的音乐生活。
简·斯特谢夫斯基在撰写“民族音乐学”一词的历史时，呼吁学术界“在新的音乐词典、百科全书和指导手册中，不要忘记Klyment Kvitka 的名字和1928年的这一日期。
Folk Music Research in Austria and Germany: Notes on Terminology, Interdisciplinarity and the Early History of Volksmusikforschung and Vergleichende Musikwissenschaft
（奥地利和德国的民间音乐研究：关于术语，跨学科性以及民间音乐研究和比较音乐学早期历史的说明）
作者：Ulrich Morgenstern
*本文原文链接：
Ulrich Morgenstern.Folk Music Research in Austria and Germany: Notes on Terminology, Interdisciplinarity and the Early History of Volksmusikforschung and Vergleichende Musikwissenschaft.Musicologica Austriaca: Journal for Austrian Music Studies (September 25, 2015)
本文从历史和跨学科的角度，讨论了奥地利和德国的“Volksmusikforschung”的争议问题，重点介绍了欧洲民间音乐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术语。比较音乐学和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的核心问题，例如如文化中的音乐、参与性观察、基于功能的体裁概念、比较研究等，都是从18世纪末开始的欧洲民间音乐研究中发展起来的。
如果不考虑民族音乐研究的历史和相关领域（如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和民俗学），就很难对 Volksmusikforschung 的术语问题进行讨论。我想把重点放在历史的各个方面，这些方面虽然鲜为人知，但对于目前在 Volksmusikforschung 内外的讨论至关重要。
作为学术主题的民间音乐(从启蒙运动到19世纪现实主义)
1770年，德国普世学者雅各布·冯·斯塔林(Jacob von stahlin)首次提出了民间音乐（Volks-Musik）的概念。他的《俄罗斯音乐见闻》（Nachrichten von der Musik in Rußland）代表了对俄罗斯社会不同阶层音乐生活的开放性观察。在启蒙时代，斯塔林并不是唯一一个对“普通人”的音乐充满好奇的人。俄罗斯学者 Nikolai Lvov 在他的《俄罗斯民歌集》的序言中关注了民族志和民族音乐的历史方面，并从功能和结构标准中发展了体裁概念。
而第一位德国民歌学者是弗里德里希·大卫·格雷特（Friedrich David Gräter）。格雷特被称为德国民歌研究的“第一阶段理论家”。朱利安·冯·普利科夫斯基（Julian von Pulikowski）曾说，“学术界对民歌的研究可能始于格雷特。”
格雷特不仅被认为是 Volksmusikforschung 的创始人，也是北欧研究的创始人，他主要从历史比较的角度研究德国民歌。考虑到民歌的传播方式以及记录民歌的情境，并且批评了民族志方法论。
1794年，格雷特撰写的《条顿民歌及其音乐》（Ueber dieteutschenVolkslieder und ihre Musik）一文，讨论了有关民音乐研究和民俗学的关键问题。
格雷特给出了Volkslied最早的定义:“真实的民歌（actual folk songs）”，也就是说，“最初由人们演唱的歌曲，通过口头传承和民歌演唱而被人们所知晓和保存下来”。因此，方言是格雷特民歌概念的基石。
Friedrich David Gräter (1768—1830)
格雷特的体裁概念和功能标准中，有一个关键问题是诗歌的内容。他建议将所有的民歌“分为抒情和叙事”，并且格雷特也注意到人类学家后来称之为“本土视角”或“主位视角”的东西。例如，关于Schleifer类型的舞蹈，他注意到它们“被民间分成狭窄和宽阔的舞蹈。”格雷特也关注到对不同表演情境下不同表现行为，例如Schleifer对比“一切都是玩笑和快乐，跳跃和快乐，而 Reihentanz 的特点是“严肃和安静”。
格雷特的文章不仅对民俗学和民间音乐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包含的比较音乐学(历史视角的比较)和民族音乐学(反思民族志、本土视角、注重表演行为)的原则，都说明其是在18世纪后期出现的。
早期比较音乐学
格雷特建立德国民间音乐研究基金几十年后，比较音乐学的先驱将研究范围扩大到非西方音乐文化。英国学者 Williamc.Stafford 、François-Joseph Féti、以及John Frederick Rowbotham 为全球音乐史提供了系统的方法。
尽管欧洲音乐学者对非西方、特别是亚洲的音乐有着浓厚的兴趣，但比较音乐学和音乐人类学在欧洲民间音乐的研究中也有着深厚的渊源。
1868年，俄罗斯音乐评论家、作曲家塞洛夫（AleksandrSerovi）提出了民间音乐研究乃至整个音乐学的跨学科、基本的人类学概念。但他的隐喻“音乐胚胎学（musical embryology）”不能作为新兴学科的独特名称。二十年后，俄罗斯-乌克兰作曲家皮特·索卡尔斯基（Pëtr Sokal’skii）使用了“muzykal’naia ėtnografiia”这一术语，并在其旋律和节奏结构及其与和声基础的差异方面，观察到俄罗斯和乌克兰民歌中的五声音阶元素(“中国音阶”)、半音调(“Magyar”)四和弦，特别是类似于欧洲中世纪和古希腊调式的全音调五和弦。但他不愿对这些相似之处作出解释：
“
这些基本要素是借来的，还是源于俄罗斯民间个别的音乐素材的某些特质？所有这些问题都很少被研究，我们把它们的解决方案留给了一门未来的科学: 音乐民族志。
Trop Sokal’skii (1830–1887)
后来，索卡尔斯基基本上是受到赫尔曼·冯·亥姆霍兹（Hermann von Helmholtz）的启发，他认为“比较音乐民族志（comparative musical ethnography）”有助于解释非音乐文化在差异或进化方面的相似之处。他还谈到了即将到来的“新科学，比较民间音乐考古学和民族志”。在世纪之交，这门新科学是在莫斯科大学自然历史、人类学和民族志爱好者帝国学会“音乐民族志”委员会的框架内建立的，由民族志学家和语言学家尼古拉·伊恩丘克（Nikolai Ianchuk）领导。
在皮特·索卡尔斯基完成其作品的三年前，德国音乐作家威廉·塔珀特（Wilhelm Tappert）(1830-1907)出版了他的研究《旅行的旋律（Traveling melodies）》的第一版。作为查尔斯·达尔文的早期追随者和他的理论的推广者，塔珀特将进化论引入音乐史中。比皮特·索卡尔斯基更为果断的是，塔珀特提出了一个音乐进化理论：
“
直到今天，人类的音乐创作方式与我们最古老的艺术祖先完全相同。
我不知道任何民歌，也就是任何由士兵、学生、年轻工匠、猎人、农民等“发明”的旋律。通常的意义上人们不能创作，他们只能适应，充其量只能变化; 他们从不创作，而是选择……
就大多数所谓的民间旋律而言，要么作曲家是已知的，要么是可以注意到个别部分产生的来源。
这已经不是对赫尔德式的大众观念的第一次批评。正如 Waltraud Linder-Beroud 在德国民歌研究史上提醒我们的那样，正是Ludwig Uhland(1787ー1862)挑战了“民歌的集体、匿名起源的观念”的观念，塔珀特煞费苦心地发展了一个音乐复兴理论。塔珀特对欧洲和非欧洲的旋律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析，认为相应的旋律片段必然代表着一种遗传关系。他严格的实证主义，反浪漫主义的态度使他得出了激进的结论。
Wilhelm Tappert (1830–1907)
在英语世界引入了“民族音乐学”这个术语的孔斯特将塔珀特与两位最不同的“比较研究领域的先驱”放在了一条线上，他们分别是霍恩博斯特尔（Erich Moritz von Hornbostel ）(1877-1935)和德国音乐学家弗莱舍（Oskar Fleischer ）(1856-1933)，后者是国际歌音乐协会的创始人。弗莱舍似乎是第一个提出比较音乐学（vergleichende Musikwissenschaft ）的系统性概念的学者。与德国和奥地利的其他这一学科的倡导者不同，弗莱舍更多地将比较方法应用于具体的旋律单位，而不是抽象的音阶。
“
比较音乐学的任务与比较语言学的任务类似，即仔细研究每一种民间音乐的宝藏，以便清楚地区分真正的、最初的民族音乐与后来从国外渗透进来的或从其他地方借用的民族音乐。
令人惊讶的是，弗莱舍既没有提到圭多·阿德勒（Guido Adler），他在1885年引入了词汇vergleichendeMusikwissenschaft，也没有提到理查德·沃拉斯切克（Richard Wallaschek）和卡尔·施通普夫（Carl Stumpf）。他的思想背景更接近浪漫主义民歌话语的某些民族趋势，而不是比较音乐学的创始人。
弗莱舍赞美“民间的保守精神”，在他看来，“任凭教会和政治压迫、所有基督教和古典的外表”，这种精神保留了他古老的信仰和习俗。因此，弗莱舍对不同欧洲和非欧洲民族音乐的比较研究旨在证明古老元素的连续性，减少基督教对欧洲民间音乐文化的作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萨克斯（Curt Sachs）的学术教师弗莱舍与激进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关系密切。很快，这位德国比较音乐学之父几乎被人遗忘。
在20世纪的前几十年，德语世界的比较音乐学家继续更多地关注非欧洲文化。尽管如此，其他欧洲国家民间音乐研究最具影响力和创新性的代表，如 Evgeniia Linëva，Ilmari Krohn，Kliment Kvitka，bela Bartók，ucjan kamieski，这些学者所处的学术环境与维也纳和柏林比较音乐学或音乐民族学院（霍恩波斯特早在1906年就使用这个术语）的学术环境非常接近，对跨文化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在欧洲音乐学史的背景下，不可能在民族音乐研究与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之间划出严格的界限。
作为理想化对象的民歌(前浪漫主义和浪漫主义时期)
1773年，赫尔德（Herder）使用了“民歌”(Volkslied)这个术语。赫尔德的思想与民族主义相去甚远，更不用说德国的民族主义了。在“民族与民族主义音乐”的一文中，沃尔特·维奥拉提醒我们，“ Stimmen der Völker in Liedern （歌声中的民族声音）”这一概念通常归功于赫尔德，只有在他死后出版的作品集（1807年）中才有介绍：“一般的‘人类之声’曾经比‘歌声中的人民之声’更能打动人道主义者和神学家赫尔德。”
赫尔德提出了一些对后来的浪漫主义民间音乐话语至关重要的问题。收集和保存民间音乐现在成为主要任务，强调文化批评和艺术的更新。正如多丽丝·斯托克曼（Doris Stockmann）所指出的那样，赫尔德对民间音乐的理解并非浪漫主义的理想化，因为他提出了“民俗的社会功能”。
在赫尔德的著作中，我们还发现了后来民族音乐学的关键概念，如比较法、文化相对论、基于功能的体裁概念，以及在苏格兰进行田野调查的(未实现的)愿望，包括参与式观察和本土化；
“
在那里，我想听到活生生的人民歌曲的演奏，看到他们所有的效果，看到他们所有的诗歌中充满活力的地方，在他们的习俗中研究那个古老世界的遗迹，有一段时间我自己成为一个古老的加里多尼亚人。
回顾19世纪德国和奥地利的现实主义研究，我们不应该忘记，民族主义和民族浪漫主义，继续塑造公共民歌话语和学术研究。这些民族话语不仅包括政治层面，也包括艺术层面。从19世纪中叶开始，在欧洲许多地方，民间音乐的收藏越来越多地被用来建立作曲艺术音乐的“民族乐派”。
总结来说，本文如下几个核心观点：
与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奥地利和德国的民间音乐研究也留下了丰富的知识遗产。自启蒙运动以来，曾经被称为Volk的文化吸引了很多具有引领地位的思想家。
比较音乐学的历史并非始于留声机的引进，而是始于学术界对19世纪初世界音乐的系统研究日益增长的兴趣(Stafford，Fétis)。
音乐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music）的关键问题在18世纪末提出，并在19世纪下半叶根据对欧洲民间音乐的观察发展成学术概念。
比较音乐学在19世纪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研究领域。它包括对非欧洲和欧洲音乐文化的研究，包括德语国家的音乐文化。
意识形态对民间音乐话语的篡夺并没有使民间音乐的概念过时。
在由音乐多元化塑造的现代社会中，民间音乐，无论是作为复兴还是作为历史的延续，通常都是一种小众现象，但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它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它的研究结合了历史和当代的研究，似乎最富有成效。
与国际民族音乐学以及民俗学和流行音乐研究进行更密切的对话，可以为德语世界的民间音乐研究带来有希望的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