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一|从乐弓到齐特：丝绸之路上的乐器
研究国际研讨会开幕式与第一单元
2022年12月2日，“从乐弓到齐特：丝绸之路上的乐器研究国际研讨会”如期在上海音乐学院举行。这是继国际传统音乐学会专题研讨会“丝绸之路上的抱弹类鲁特”（2016.10）、“丝绸之路上的复合簧管乐器”（2018.11）、“丝绸之路上的鼓与鼓乐”（2020.11）之后，上海音乐学院第四次举办以“丝绸之路上的乐器”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会议邀请到来自立陶宛、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马耳他、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德国、美国、新西兰、斯里兰卡、中国的18位学者发表相关研究，共有5个单元的发言。会议还设置有一场由两位青年古筝演奏家带来的“从合乐乐种到独奏流派：中国古筝流派的建构历史与演释”工作坊。
本次会议在线上举办，并同时设有线下会场。考虑到时差问题，两日的会议时间均设置为下午至晚间。
12月2日下午1:30，大会开幕式准时开始。
开幕式由此次会议的发起人——上海音乐学院萧梅教授主持。她首先指出能够连续四次举办“丝绸之路上的乐器”专题研讨会的意义，并向出席开幕式的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CTM）主席斯文尼伯·帕顿（Svanibor Pettan）、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刘英教授、上海音乐学院科研处处长伍维曦教授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近200位线上与线下的与会者们介绍前三次会议的出版成果：会议论文集《丝绸之路上的抱弹类鲁特》《丝绸之路上的复合簧管乐器》《丝绸之路上的鼓与鼓乐》。其后，她简要介绍了会议举办时间安排以及参会者情况。
开幕式第一项由国际传统音乐学会主席斯文尼伯·帕顿在线致辞。他对大会的与会者表示欢迎，并祝贺上海音乐学院主办此次会议。他充分肯定并赞赏上海音乐学院以及萧梅教授等对于“丝绸之路上的音乐”的持续关注以及这一议题所涉及的丰富内容和学术深度。
开幕式第二项由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刘英教授致辞。他对线上和现场的专家与听众表示欢迎，并强调，“今天是上海音乐学院在与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CTM）合作主办以‘丝绸之路上的乐器’为主题的三次系列研讨会之后，再次举行聚焦于乐弓与齐特类乐器的国际研讨会。这对于丝绸之路上的音乐研究，同时对于世界乐器文化的研究而言，其意义无疑是非常重大的。”其后，刘英副院长对中国学者在乐弓与齐特领域所作的持续探索表示敬佩，同时也希望借此研讨会之机，鼓励、欢迎更多的国际学者发现并关注中国的乐弓与齐特，推动跨学科/跨区域的研究合作。最后，他祝愿本次论坛能够为大家带来文化的理解和友谊的建立，并推动乐器学、民族音乐学、历史音乐学、文化人类学、音乐表演理论等学科的多元化交融互补！
在热烈的掌声中，主持人萧梅教授再次感谢斯文尼伯·帕顿主席和刘英副院长的致辞。她衷心祝愿本次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并宣布研讨会正式开始。
第一单元：欧洲的乐弓与齐特
第一单元“欧洲的乐弓与齐特”由上海音乐学院吉萨·雅尼琴教授主持。本单元共有四位发言者，分别是立陶宛考纳斯市博物馆馆员劳拉·卢肯斯金、波黑萨拉热窝音乐学院教授贾斯米娜·塔兰和拉娜·什霍维奇，以及马耳他音乐学院教师胡安·塞巴斯蒂安·科雷亚·卡塞雷斯。
一、 劳拉·卢肯斯金：《立陶宛传统弦乐器坎克莱斯（kanklės）：十九至二十世纪间的区域特征与结构变化》
立足于立陶宛博物馆的藏品，劳拉讨论了立陶宛传统弦乐器坎克莱斯在十九至二十世纪间的区域特征与结构变化。她先简要介绍了立陶宛的五个民族，由此引出传统弦乐器坎克莱斯在不同区域所展现出的特点，并逐一展开论述：立陶宛东北部奥克什泰蒂亚地区的坎克莱斯最为古老，它作为当地多声部歌曲苏塔廷内斯的伴奏乐器得以保存；西部的坎克莱斯用于伴奏歌曲、颂歌和舞蹈；泽马提亚地区和阿布罗马维奇艾地区的坎克莱斯形制十分相似，后者仍保留着传统的演奏方式和情景；立陶宛西南部苏瓦尔基亚地区的坎克莱斯在形制上较为独特。最后，劳拉对坎克莱斯高超的制作工艺背后原因做出总结，并指出其在乐器维修方面存在的问题。
提问环节：
牛陇菲（中国独立学者）：这类乐器在中国西汉时期的文献中有kanhou（坎侯）之称，同时人类学家伯特霍尔德·劳弗在他的著述中提到，在伊朗将其称kanke。从语言学角度来看，kanhou和坎克莱斯，二者在名称上有无关联？
吉萨·雅尼琴（代答）:这两者虽然在读音上相似，但一个属竖琴类，一个属扬琴类，在乐器类属上还是有区别。坎克莱斯是一个非常地方性的称谓，近似方言，并不是一个普遍的称谓。所以，我认为不能就此下定论。
评论区观众N. Chen：下文引自维基百科“kanklės”词条内容——根据芬兰语言学家Eino Nieminen的说法，坎克莱斯（Kanklės）的名称及其大多数邻近对应物的名称（拉脱维亚语kokles、芬兰语kantele、爱沙尼亚语kannel和利沃尼亚语kāndla）可能来自原始波罗的海语形式“kantlīs /kantlēs”，原指“会唱歌的树”，很可能源自原始印欧语词根qan-（“唱歌，发出声音”；参见拉丁语“canto, cantus, canticum”，意大利语“cantare”，法语“chanter”，英语“chant, cantor”）。立陶宛民族学家Romualdas Apanavičius认为坎克莱斯的名称可能源自原始欧洲语词根gan(dh)-，意思是“容器；容器”，这表明它可能与俄语单词gusli有关。
二、贾斯米娜·塔兰和拉娜·什霍维奇：《从历史的角度看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咖啡厅里的铙钹和卡龙琴（qanun）的演奏实践》
第二位发言人是波黑萨拉热窝音乐学院的贾斯米娜·塔兰和拉娜·什霍维奇两位教授，她们带来的发言题目是《从历史的角度看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咖啡厅里的铙钹和卡龙琴（qanun）的演奏》。首先，加斯米娜教授对波黑历史中有关齐特类乐器的音乐传统与实践进行简要介绍，她指出，齐特琴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只由外国人演奏。虽然民间音乐实践中没有齐特琴的使用记录，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新形成的西欧类型的音乐基础设施的棱镜来观察齐特琴的使用。
接着，拉娜教授指出从奥斯曼帝国到奥匈帝国文化欣赏体系的转变，导致原先在狭小圈子里举行的音乐活动转移到更大的公共空间。除了新建的文化机构之外，萨拉热窝还出现了一系列较小的/更私密的临时音乐会场所咖啡厅，它可分为土耳其式与法式两类，齐特琴演奏者的表演在后一类中得到了记录。从史料中可见，20世纪初的齐特琴已经出现在法式咖啡厅乐团指挥台上，它在奥匈帝国时期的社会文化与音乐生活中具有突出的重要性。
提问环节：
吉萨·雅尼琴：感谢二位的精彩发言。通过你们的发言，我们会发现齐特琴在特定时期被禁止使用。我关注的问题是，尽管钢琴一个非常复杂的机械装置，但它也属于齐特琴中的一类，这件乐器在那个时期仍然被正常使用着。你们能解释一下这其中的原因吗？
拉娜·什霍维奇：关于钢琴与齐特琴之间的关系，我认为钢琴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地区是从奥斯曼时期开始使用的，它们普遍被富裕的家庭使用。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证明，根据一条1850年代的史料记载，波黑地区有一位奥斯曼帝国军队的主力干事，他的太太会弹钢琴，也有私人钢琴老师，这是波黑地区最早关于钢琴实践的线索。
三、胡安·塞巴斯蒂安·科雷亚·卡塞雷斯：《作为史前时代文献的齐特琴》
接下来，学者胡安·塞巴斯蒂安·科雷亚·卡塞雷斯讲述了史前时代齐特琴的故事，并通过考古分析和对目前既定事实和成果的思考来对即将到来的（新）齐特琴时期进行深挖。胡安以中国起点，介绍了曾侯乙墓中出土的不同类型齐特琴——瑟、琴和筑及其形制变化的可能因素。接下来，他介绍了公元前3000年美索不达米亚的史前乐器，主要是里拉琴和竖琴，其乐器在形制和弦数方面变化的原因与中国相似。作者进而表示，中国齐特琴中最具现代性和最古老的齐特琴分别是瑟与古琴。从制作技术上讲，筑是此二者之间的过渡版本。他还对制琴观念的起源于传播做了简要描述。最后总结道，齐特琴家族的不同乐器与早期人类付诸实践的古老观念或思想相关联，我们需要识别它们来追溯乐器制作背后的思想史。
提问环节：
牛陇菲：我注意到胡安非常关注中国出土的乐器与中国学者的研究，他的演讲中还涉及到许多罕见乐器，这是个非常可喜的现象。我想和他探讨的是，我们如何将民族志材料与考古学界出土文物的资料结合起来？此二者比较与联合研究的标准是什么？有没有真正统一的标准？
胡安：我认为不存在一个特定、恒定的标准，因为我们一旦从田野或考古中发现新材料，就能据此提出新的问题，由此产生新的研究标准。
文字：蒋艺轩
图片：梁梓淇、张孜乐
编辑：江倩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