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二）课堂汇报 | 殖民与去殖民化

音乐人类学理论与方法（二）是上海音乐学院2021-2022学年第二学期的研究生课程（授课教师：萧梅教授）。本课程以一个学期16周的课程为整体规划，学习内容为单元制，学习方式为专题汇报、理论研讨以及与田野考察相关的写作练习。在过去的八周，学习专题分别为：

写作练习包括：

（注1：Bonie Stone Sunstein & Elizabeth Chiseri-Strater,Fieldwor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Research (4th Edition),Bedford/St.Martin's Press,2011

本期推文专题为“殖民·去殖民化”, 汇报文献：

汇报人：

• 黄奕婷（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2021级硕士研究生）

• 熊曼谕（音乐人类学/2021级博士研究生）

• 张珊（音乐人类学/2021级博士研究生）

• 肖海燕（歌剧学研究/2021级博士研究生）

在展开具体文章汇报前，熊曼谕同学简要梳理音乐人类学领域的“殖民”与“去殖民化”概念。

相对于单个的具体的理论问题而言，“去殖民化”更像是一个理论框，包含了例如种族和民族、阶级、性别等等的理论议题。正如同ICTM（国际传统音乐学会）在2021年的全年对话中对“去殖民化”给出的高度概括：“批判性地反思由霸权主义强加的但却往往被接受为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和方法。”

从殖民主义（colonial）到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再到去殖民化（decolonizing），随着1960年代，战后的殖民地独立浪潮，民族解放运动兴起，持续了几个世纪的欧洲人的政治统治计划终结，殖民主义也随之落幕。

但是，权力关系的不平等依然存在，对殖民主义的反思也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成为人文学科普遍经历的反思历程，也即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后殖民批判主义(postcolonial criticism)的思潮。

对殖民性的批判，从殖民地-宗主国延伸到诸如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之间、研究者/被研究者、学术/非学术、理论/实践等等隐形的权力等级制度。20世纪90年代，随着人类学家费伊·哈里森编著的文集《去殖民化的人类学（Decolonizing Anthroplogy）》出版与讨论，强调“去殖民化”中的“去除”、以实践行动来解决殖民化的遗留问题受到学者重视。

对于人类学来说，“去殖民化”的反思无疑是剧烈的。如同Shadows in the Field一书提到过的一种比喻：“殖民主义是人类学的影子。”对人类学来说，最大的批评一直是它的研究主题——“他者”，这也类似我们在前几节课中讨论的“如何看待腐朽的‘他者’这一说法”，但在此处，我们并不止是要讨论“他者”这个词的好坏，而是讨论这个研究主题在“去殖民化”的语境中，如何被反思，被重新赋予意义。“去殖民化”作为人类学反思的必然趋势，它是认识论的，也必须是实践的。

On DecolonizingAnthroplogy是一篇发表在Savage Minds（野性思维）网站上“去殖民化的人类学”系列，该系列包含20篇文章与公开讨论。该文作者ZodawaRadebe是南非大学人类学与考古学系讲师。

张珊同学在汇报中对文章展开详细论述，作者讲述了在南非一个乡村教堂开展田野考察工作时的故事。作者进入到教堂之后观察了人员的座位分布，教堂里分为两排座椅，左边是妇女，右边是年轻妇女和儿童。在妇女和儿童前面还有一排朝向左边的座椅，坐着一个老年人和2个年轻男人。作者观察到女牧师来到教堂时，首先向老人打招呼，然后向两名年轻男人打招呼，最后才向其他成员致意。所以，作者基于上述观察到的事实分析这是一种男性特权的体现，显然男性处于了更好的地位，所以这是一种父权制的体现。

但作者之后意识到，这些概念不符合这个社区的现实，而是强加了某些外围概念，如父权制，这种基于西方话语体系下的学术霸权思考。

熊曼谕同学也提到，作者反思这种被殖民的思考是社区本身有的，还是作为学者的自己，被殖民思想所“殖民”了。虽然她是一个“本土”的人类学家，但是她没有进入社区，不了解当地社会男女权力关系的变化，而是下意识附会殖民知识体系的话语。

肖海燕同学也在汇报中提到，在人类学训练中，学者时常对田野中发生的事情产生的主观判断。所以，讨论问题关键是“去殖民化人类学”意味着什么？作者认为“去殖民化人类学”仍然纠缠在西方认识论中。使人类学与其殖民基础脱离，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正如比科所言:“问题在于白人种族主义，它完全取决于白人社会。”也许第一个转变应该是在人类学的研究主题上，从“他者”转向“自我”。

黄奕婷同学的汇报还关注到网站上的公开讨论，提到其中一位学者的观点：从经验上看，人类学家也许在编写资料档案、作为局外人的反思等等方面对当地都是有帮助的。在实地调查中，一些当地人也会咨询实用/政策方面的建议。但他关于将人类学转变为批判性的民族研究的建议也有一些疑虑，并不是所有的文化(或文化情境)主要是由种族或民族类别构成的。

另一条评论是在黑人的立场上看问题。当一般学科、特别是人类学在设计时，他们没有考虑到黑人，黑人甚至不属于“他者”，被看作是非人类，而是殖民主义的一种结构或产物，白人至上主义背后的逻辑仍旧需要研究。

在第二篇文章的汇报讨论中，熊曼谕同学指出，本文讨论的核心问题“谁的去殖民化？”，这也与作者陈诗怡在身份上的多样性紧密关联。多重身份使她以不同身份面对不同事件时，产生对殖民性的不同反思。

例如，她在第一章“一个‘血腥的移民’在地狱边缘挣扎着寻找自己的声音”中提到，作为新加坡华裔女性，学习音乐的成长过程中的遭遇，在后殖民时期，她学习钢琴、用中文译唱舒伯特，与一种理想中的世界主义共存。而当她出国留学再回国之后，个人的政治-文化地位的焦虑明显严重了起来，也使得她开始理解音乐-文化的隔离（musico-cultural ghettoing）和他者性（otherness）。

并且，在第二章中，她提到世界上很多有不同的群体/社区，例如世界各地的黑人、土著、拉丁裔、生活在不同边缘的南亚/东亚/中亚社区、LGBT群体等等，如果只是“种族主义”这一单一视角认知世界上的不同群体，必然导向构建了殖民体系，强化殖民话语。

所以我们可以思考：谁的去殖民化？站在哪里？讨论殖民化这个问题？这要求我们不仅仅审查别人，而是审视自己。作者也从在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教授世界音乐课程的授课方式上开展反思（“象征主义与嵌入式音乐多样化：课堂策略”一章）。并且陈诗怡在ICTM去殖民化的全年对话发言中，也有相关的发言，“如何自己检查自己：聊聊狮城内外的新加坡/华裔特权”。

张珊同学关注到，作者提出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所形成的信条依然是各种殖民者在不均衡以及具有压制性的制度体系下建立和定义的。当作者陈诗怡学成之后回到新加坡时，她发现国内开展着很多有关于去殖民化的文化项目，努力在去殖民化的过程中塑造自身的国际话语，但作者就思考这种去殖民化的过程是否是一种更加阴险的新殖民主义？

但其实这种压制，已经不仅限于我们传统上所理解的西方对非西方的一种压制，还有各种种族主义共同构建殖民体系。如果我们同时承认世界各地的种族主义，那么每一个种族主义就会对其他的社区宣扬自身的优越和权利获得各种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利益。因此当我们每一次强调一种权力的下放以及关注个体的时候，事实上都塑造了一个新的中心与边缘的关系。

作者提出，这种殖民化与去殖民化的关系是交叉性以及代际性的。那以她自己的例子来说，相比一个英国工人阶级背景的研究员而言，作者可以更容易地通过对新加坡奖学金的资助项目更轻松地进入到学术界，完成一种阶级的跃迁。如果从这种对殖民地弱势群体的扶持计划来说，这些弱势群体相反又完成了由边缘到中心的一种转变。

所以，作者认为完全的去殖民化是不可能的。因为去殖民化绝对不是引入另一种权力制度，从而实现一种权力的倒置，是要理解权力是多维且不平等分布的。所以涉及到学术研究，研究者应该更多思考一种互惠的民族志，并且要认识到任何去殖民化的尝试都应该是一种走向平等的进程。去殖民化，需要面临一个放弃特权的问题，而这种行为需要在思想范式、行动等方面都做出根本性的改变。

第三篇文献是马来西亚理工大学的陈瑞明在ICTM“去殖民化”全年对话中的主题发言。

张珊同学认为，在这个发言中，作者最重要的观点是通过研究和创作可以振兴一些受冷落的艺术形式。所以一开始作者就以“研究者的自我反思与伦理责任”作为开头，这种通常往往是在研究最后出现的部分，放在研究的开篇，其实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作者自身的立场。

作者通过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马来西亚槟城布袋木偶戏的研究、恢复和艺术实践中，反思一种学者和田野对象共存、共建的一种具有实操性的方法论。

首先作者介绍了这种布袋戏的历史来源，是13-19世纪从中国福建由海外移民带到了马来西亚、台湾等地。目前在马来西亚的寺庙庆典和娱乐活动中表演，但是在当下木偶戏的传承依然面临着巨大的困境，首先是年轻人不懂闽南语，并且传承人青黄不接。所以作者他们的做法就是鼓励一群来自中国和其他社区的年轻人学习操纵木偶、讲唱故事和音乐伴奏的艺术。这种做法的特点就是自下而上、强调参与式的行动、强调对话、以达到一种集体合作的知识生产方式。

这种做法的好处是木偶戏不仅连接了社会上的各个族群和群体，比如把马来西亚的少数民族群体也融入到了木偶戏的传承和实践中，而且年轻的学徒将很多本地化的故事融在剧目中，并且在木偶戏中呈现了槟城这个地方自身的多民族交融的历史和属性。在这个过程中，这种恢复和重建的方式将话语权和主动权归还在社区中，降低了研究者和研究者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及学术和文化障碍。

所以最后作者说道，这个过程不仅是学术研究，更是知识生产的过程。张珊同学认为，这一个案表明了研究者如何参与局内人的实践，将自己融和在研究中，做到如Ingold所说的with people，这也正是我们研究能够不断生长，不断生发新问题的源动力。所以，如何认识我们的田野，将田野是视为静态的还是动态的，影响着田野技术方法的使用，而不同技术方法和视角的运用，也会将研究塑造出更多新的样态。

熊曼谕同学也关注到当下仍在持续的介入，陈瑞明老师的研究团队联合艺术家成立了Ombak-Ombak ARTStudio，推广各类不同形式的表演和艺术设计产品，例如布袋木偶戏多媒体书等等，并在Facebook上经常更新布袋木偶戏的教学现场、新活动、新产品等等。这也与应用、介入（engaged）的音乐人类学密切相关。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权力关系在发生转变，更重要的是通过表演创作实践，承认、理解本土认识论和本体论。这也是ICTM“去殖民化”对话中的重要主旨之一。

课堂讨论与总结

在讨论环节，音乐人类学专业博士生李萌瑜提问，思考殖民化或者去殖民化的内涵与外延，是否可以与西方化、现代化和城市化等理论问题相互关联？

熊曼谕同学认为，去殖民化与西方化、现代化、城市化等议题确实是有关于权力关系不平等的话题共性，但是殖民化与去殖民化，讨论前提是曾经被殖民的实际，由宗主国和殖民地间的权力关系延伸出来的问题，所以讨论的基点和方法论，可能和城市化，现代化有一些不同。

萧梅老师在评议中总结道，每一个具体的问题，都有它具体的语境。因为殖民本身会带来文化交流，但是交流所保留下来的东西，我们可以再去追溯某种踪迹。并不是伴随着西方地理大发现，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撬动的杠杆、带来的所有东西，都是一种批判的对象。这种文化碰撞、接触、交流所形成的关系，需要我们采用不同的分析角度。殖民和现代性、现代化，时常杂糅在一起。这要求我们在提出一个问题时，梳理清晰研究的脉络。

选择这三篇文章让同学们学习是因为这三篇文章都有各自的代表性。例如，第二篇文章作者陈诗怡，作为一个拥有多种身份的人，她在西方学习工作的挣扎历程，让她体会到的不同东西。这篇文章实际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不均衡，它强调了一种复杂性，这与跟第一篇也有异曲同工，指引我们反思“去殖民化”不是引入一种权利、实现另一种倒置。实际上，在历史的过程中，中心可以变成边缘，边缘可以变成中心，它是动态而不断变化的。我们也要提醒自己，去殖民的讨论是否也要避免掉入一个过分强调殖民或者说西方文化对本土文化影响的陷阱，即夸大西方文化的重要性而掩盖了文化差异之间的交流和融合？

所以，第三个文献，即ICTM的全年对话录像也是重要的。这个去殖民化的论坛，最先在东南亚召开，后来在不同的地方，非洲、南美都有地方学者组织召开，在不同的地方实际上都提出了不同的问题。

论坛的主持者陈瑞明老师，这几年一直在强调的是engagement（介入），她的研究是实践性的研究和介入性的研究。东南亚的研究小组恰好是以音乐表演作为研究小组的命名。实际上是用一种参与性的表演实践介入，与布袋戏艺人们一起，进入当代的实践和创造的过程。在创造的过程中，使得所谓需要被抢救的文化，拥有自己的主体性和话语权，这种话语权不是依靠喊口号去争取。而是在具体的过程中，鼓励和产生互惠合作的创作。

前段时间，陈瑞明老师和Ombak Ombak工作室参与组织了一个河流生态保护活动，通过跨界生态艺术与音乐会来揭露和反思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因为“建设”和开凿运河对自然的污染及生态恶化的影响与后果。这个作品以现场表演和流媒体直播，结合Wayangpacak、舞蹈和音乐，传播有关河流保护意识，直接用艺术作品说话。

这也是在几年前讨论表演民族志时，也提到过的一种不是以研究论文体现的，而是以具体的表演本身作为民族志。这是一个特殊的共存、共建的“书写”过程。在这一表演过程中，追求的是新的知识。基于practice的表演研究，要诞生新的知识，才有可能谈及音乐本体论，否则我们都是对于“他者”的过去时的认知，一个“死去”的东西。

所以，我们借所谓的殖民、去殖民话语的讨论，希望让大家看到，在国际上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反思和实践。实践，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非常重要，作为研究者如果不参与实践，我们就只能自绝于社会。所以我非常鼓励具有探索性质的实践。我也希望我们的同学能够以人类社会为自己的胸怀，把研究真正融入到人类社会的实践中去。

审 稿：萧 梅

整理人：熊曼谕

编 辑：江倩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