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纪要｜《制造与生长——有机体和人造物的人类学研究》读书会回顾

上海音乐学院音乐人类学博士生熊曼谕首先对全书的视角做出了总结：这本书并不是把物看作是一个已经完成的物品、一个结果、一种符号，而是强调物的“ing形式”——一种正在形成的状态。我们将会在这本书中看到作者在撰写标题时用了很多“ing形式”，而这正意味着强调物本身的制造、形成和消失的过程，这也是本书的主标题“Making and Growing”所言的重点，即制造与生长的相互交织。

为了使大家更好的理解这个观点，熊曼谕结合作者以往的研究阐释了其学术思想，并对本书的副标题做了解释：Ingold在其2013年出版的Making: Anthropology, Archaeology, Art and Architecture 中曾指出，制作者的思维过程和他们使用的材料是一个连续的对应过程，并通过彼此相互转化。这就与本书所说的“Making”密切相连。本书所讨论的有机体（oragnisms）和人造物（artefacts）的区别在于，有机体的生长信息是由基因遗传注入，即形式是由内部的实在所施加的；而在人造体身上，这种关系却正好相反，形式被认为是从外部施加给物体的，而并非由物体内部所展现。在这种对物的定义中，预设了在物的内外之间存在着一个可以被人改造的“表面”——这使文化与物质分隔开来。

熊曼谕认为，作者对物的理解是基于一种对形式和实在的二分：物是无生命的，它需要包裹上文化的想象力，才能使物具有意义。但文化对物来说，也同样是无力的，它虽然塑造了物的外形，但却无法穿透物的内部。因此，我们对物的研究，不能停留在它作为形式、作为产品，被人所使用的逻辑中。

一个关于立陶宛传统亚麻编制技术的案例可以辅助大家更好地理解这种视角：在这个视频中，制作者讲述了亚麻生长所需的一年四季的过程，画面呈现了亚麻织物的制造工艺，其中可以看到构成亚麻织物的要素既有来自内部的、材料自身的生长力；又有来自外部的、匠人的制造力。而亚麻正是在二者的对话中被“编织”起来。

Ingold也正是从这一思路反思物的研究，从传统对物的制造技术/技艺、手工过程中汲取了灵感。在作者笔下，不断更迭技艺正是人与自然磨合过程的“叙述”。

这些有关物的制造、生长、技艺都可以让我们很容易的联想到我们熟悉的乐器，乐器的制作技艺和材质、以及制作者对材质的感知密切关联；乐器的演奏技术，也在与乐器的对话中不断生成。在很多民族的局内物质观念中，物是有生命的，我们常听到的乐器说话，乐器音色拟态，都反映出了这样的乐器生命观。

音乐人类学博士生邢媛对本书的系列丛书以及本书导论做了解读：

“人类学创造力和洞察力系列”是一套关注跨学科实践研究的丛书，该系列研究旨在探讨在人类社会和文化生活中感知、创造力和技能之间的关系。其目标是超越人类学和物质文化研究中既定的方法，并在整体与过程理解中重新认识物质文化。

《制造和成长——有机物和人造物的人类学研究》 出版于2014年，由来自英国、美国、芬兰等地的13位学者的12篇文章组成，学者们来自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考古、生物、地理等学科。

导论主要围绕“制造和成长”与“有机体和人造物”两对概念及其二者在历史与当代的关系中展开了论述。作者从一个手工艺人的场景对话引入，以陶土为例，说明粘土的一生并不是从陶工开始的，在此之前要从地里挖出、揉捏，而在手工艺人发现它之前，泥土还需要经过亿万年的地质时间沉淀。陶罐的一生并没有终点，无论是它在离开陶工的时候，还是破碎、被丢弃的时候，甚至不排除有一天它被考古学家发掘出来的可能性，并把碎片拼凑起来为博物馆展览，这些经历都成为了它的生命延续……尽管在牛津词典上对“make”与“grow”有不同的定义，但人造物与有机体在制造和生长之间的关系界限并不分明。

欧洲早期艺术中，艺术和自然关系紧密，许多艺术品像大自然鬼斧神工，浑然天成，到19世纪的博物馆时代，自然和人工的分离被认为是认知进步的必要条件，再到21世纪，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越来越多的实践表明这两者之间的相互渗透和不可分割。如何跨越这个分歧，承认制造的情感、感官、物质和技术维度，强调人类在其生活的物质世界中的体现、认知和参与，也就是把“对成长的分析”纳入物质文化的研究中，这正是当下人类学研究的待开发的领域。

汇报人：刘婷婷 （2021级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方向博士生）

汇报章节: 《蚕丝制造：飞蛾、桑树和蜕变》Jacqueline Field

《在自然与艺术之间：十六世纪欧洲的生命体铸造物》Pamela H. Smith

本书第二章《蚕丝制造：飞蛾、桑树和蜕变》由美国纺织和服装历史学家杰奎琳·菲尔德所写，作者以历史叙事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详尽地描述了蚕丝的生长与制造，从而论证了自然界中生长与制造之间相互流动、相互转换的关系。作者介绍了蚕从幼虫到飞蛾的变化，这一过程说明了有机体生命过程中的周而复始，并包含了制造与生长的相互交织。同时，作者也讲述了从蚕丝从丝织品的过程，人类对蚕赋予了新的生长意义。但人们对于蚕丝的探索仍未结束，随着生物、医学、化学等学科的发展，蚕丝的制造在更加广阔领域之下得以应用。此时制造的意义也不仅仅停留在静态物质，而是扩大到了与之相伴的动态生长的过程中。

第三章通过探讨自然与艺术之间的关系，说明了人类的艺术实践不仅产生了物体（艺术品），还产生了关于物质的性质和行为，以及生命生长的知识。作者先介绍了欧洲早期的艺术工匠用身体感知物质材料的习惯。16世纪时，人们发现好的铁矿石挤压在牙齿之间时不会发出劈啪的声音；硬化水银的过程中，坩埚中的物质会发出爆炸声来表示它已经火候充足；“带有某种油腻咸味的苦味”可以确定明矾的类型……工匠们通过味觉、触觉、听觉等身体感官对物质做探测、品尝、触摸，以此来感知物质的变化。

这种 “用身体获取知识”的方法，也被运用在一种名为“Life Casting”的金属铸造技术中，这种技术以石膏塑造活着的动物，当移除动物之后，再将熔化的金属倒入石膏壳中，从而完成一件艺术品。我们可以从栩栩如生的动物、植物的艺术品形态中看到其对自然的完美模仿。这种模仿不仅包括自然知识，也包括了生产自然知识的技术。金属、泥土等看似稳定的自然材料，在工匠的工作坊中，为了实现艺术品的特殊需求，无论是温度的变化还是其他介质的调和，都使得物质又有了继续“生长”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看，“制造”世界和“生长”世界并没有明显的区别。

汇报人：张珊（2021级音乐人类学研究方向博士生）

汇报章节:《解剖学》Elizabeth Hallam

《巴拿马库那人的人造物与身体》Paolo Fortis

第四章的案例来源于解剖学。16世纪起，欧洲的相关从业者已经开发了一系列保存、建模和展示尸体及其部分的技术，将骨骼薄膜组织中的部分制成各种标本，这其中的过程跨越了精神和物质、有机体和人造物之间的鸿沟。为了研究解剖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动态变化，作者关注了伦敦英国皇家外科学院的一位从业者——大卫·休·汤普塞特。他的大部分解剖学研究和技术的探索都致力于一项独立腐蚀铸造技术，在这项铸造技术中，材料的选用、铸造、修剪都十分重要。

这项铸造过程包含了从业者和模型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跨越了两者之间的区别，并带来了两者间的互动。铸造因此在模型和实际身体的状态之间摇摆，它使人造物和有机体的界限开始模糊。通常来说，一旦一个尸体进入到标本制造环节，尸体的器官和组织就被客观化了。但是在汤普塞特的工作中，他保留了个人身体内部的印记，年龄、性别、有时还有医疗状况的细节，制造者将死者重塑为模型，使死者拥有了一个具有持久教育价值的第二身体，也使从业者获得知识，进而重塑自己。作为相互关联的制造和生长过程，这既是隐喻的，也是物质的。因此，人体模型在汤普塞特的制造过程中，既被认为是人工制品，也被认为是有机体。

第五章的主题是巴拿马库纳人（Kuna）的物体制造（making of objects）和身体制造（making of bodies）之间的相互关系。什么是“身体的制造行为”？在一些美洲印第安人的世界观中，他们并不区分有机体和人造物，而是关注一种制造的能力，这种能力对于男性而言可以是制作手工制品；对女性而言则是分娩婴儿。在他们的语言中，“Sopet”可以来表示雕刻木制物品的活动，如挖出独木舟，建造房屋，编织篮子等，同样也可以指代妊娠。作者以不同的故事讲述了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库那男性制作木雕时，木雕的出生方式会和人类婴儿一样——头部朝下；库那女性的例假会被认为与蟒蛇的皮肤有一定的联系——蟒蛇生长会不断蜕皮，女性在月经期间也会脱去子宫内部的皮肤；库那人也将子宫视为人体设计的场所，胎盘羊膜囊被认为是婴儿的第一件衣服，羊膜囊的图案标志着人体创造和人工制品创造之间的联系，并有助于发展社会实践；库那女性也使用树皮来制作一种叫molakana的精致衬衫，人们认为树是不朽的，因为树皮可以被看作是另一种脱落的皮肤，就像蛇的皮肤和子宫一样，会产生新的形态。

汇报人：孔贝贝（2021级音乐人类学研究方向硕士生）

汇报章节: 《阿根廷西北部坎德拉里亚文化形成过程中的"身体壶”设计》Benjamin Alberti《缝合生命: 在加拿大北极地区制作驯鹿皮衣的家族史》Nancy Wachowich

第六章中，作者介绍了坎德拉里亚陶艺家通过制作人体陶罐参与了一种关怀美学，他们认为手中的材料能够主观地认识这个不稳定的世界。作者先以大理石雕像和桃金娘盆景造型为例，指出两种不同材质塑造的“造型”有着不同的特质：大理石雕像制作起来相当困难，但一旦雕像制作完成，人们就不再需要再次制作。而桃金娘盆景造型虽然比较容易塑造，但树枝很容易弯曲，人们必须不断地重塑它才能使它保持不变。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考方法：在考虑恒常性和反复无常性的问题时，我们如何看待材料的本质或物质性。本章中的坎德拉里亚“身体壶”的设计过程被认为是一个不稳定性的过程，这些“身体壶”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身体作为获取和交流知识”的认知方式，比如壶上的切口和附件就赋予了壶与特定身体部位和知识器官相关的影响。同样，制作陶罐的陶工也在制罐过程的熟练实践中不可逆地塑造了自己的身体。

第七章《缝合生命: 在加拿大北极地区制作驯鹿皮衣的家族史》是一篇“手套生命史”，本章中的一只手套由因纽特人达玛丽斯为她的女儿莉莉所做，作者为手套承载的温柔所感动，因此想要探索这种制作手套的行为。文中描述了与之相关的关系生态学，作者结合该地区的口述史和当前的社会活动，将当地裁缝对手套、驯鹿皮衣的制造视为一种社会实践，并将制作皮衣的裁缝和他们的家庭、人类和动物联系在了一起。驯鹿皮衣的制作过程是一项复杂、重要、耗时和艰巨的工作。它需要长达8个小时的劳动，对于因纽特妇女来说，学习如何加工驯鹿皮就意味着一种学习——感知与发展多种感官技能。对于这些裁缝来说，未经加工的驯鹿皮是激发自身创造力的方式，在制作手套、皮衣等过程中，她们可以想象如何在大衣的设计中延续动物精神，使其再生和更新循环。猎人、裁缝、动物和皮肤之间被认为有着亲密的生态关系，因纽特人是这种关系中再生和更新循环的一部分。人与动物之间的接触既是多感官的、亲密的，又是模仿的，动物和人类即是在这个过程中被创造和成长。

汇报人：黄奕婷 （2021级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硕士研究生）

汇报章节: 《园艺与乐活：从土地的视角》Anne Jepson

《制作植物和种植篮子》Stephanie Bunn

第八章介绍了一个关于园艺培育的项目计划。这一项目为报名的人们提供自己种植植物获取食物的体验，并且在培育花园的同时与项目里的其他群众共同进食、分享成果，从而建立人际关系。该项目旨在发掘园艺种植给予人们的疗愈性功能。园艺使人们与地球、土壤、植物建立新的联系，建设了人类与非人类的接触。其次，人们与他人共同分享园艺成果的同时也建立了人际关系，培养了特定价值观。从种植到制作食物到进食的过程，项目的流动性和开放性足以人们探索自己与他人和环境的关系。在这个项目中，植物的生长、人类的成长和自我了悟真我的过程在花园中是共生的，因此可以发展成一个社会性和治疗性的事业。

第九章主要介绍了两种人类技艺——柳树雕塑和篮子编织，都利用了柳树的易切割储存和再生长能力。柳树雕塑在户外按照艺术家的雕塑生长的方式，使得其作为材料和人工制品后再次成为植物。因此，一个活的柳木雕塑融合了制作和生长的过程，也体现了它在自然与文化背景下性质的相互转化。于人而言，柳树种植工会根据雕塑市场的需求关注柳树某一特定的特征，比如柔韧性、颜色、长度，来通过土壤和湿度等因素控制其生长。

在篮子的编织技术中，编织者被要求有同时处理材料的张力以及编织的节奏和图案的能力。编织篮子能教会人们实际技能，并进一步激发学习和知识生产，这本身就是一种与制作过程密切相关的人类成长过程。从历史的角度看，篮子编织的知识也是一个传承的过程。如ppt中所示，这种螺旋式的推移，正像篮子的编织技艺一样，从底部盘绕而上，最后形成成品。

汇报人：杨蕴怡 （2021级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硕士研究生）

汇报章节: 《技能与衰老: 来自三代英国木工的观点》Trevor H.J. Marchand

《制作中的动态: 玻璃与火的学徒》Frances Liardet

第十章和第十一章讨论的主题都是工匠技艺。这两章的内容更注重Making and Growing 这两个词在“ing”的表现。“ing”在动词中一方面是表主动，也就是工匠在making中的主动性。另一方面，“ing”是一个现在进行时的分词形式，在这个语境下，制造和成长都是在当下进行并且连绵不断地运动着的，包括工匠的制造行为和他们技艺的成长。

第十章以实地考察的研究方式，从三代木工提供的视角探讨了他们的工艺技能在自己一生中的成长发展和退化，并说明技能的成长和退化不是相互排斥的过程，而是一种技能的发展可能导致其他技能的衰退。乔治在职业生涯的晚年成为了一位家具大师。他无需画出草图就可以做出预订人所需要的家具，这依赖于他长期工作中所形成的感官经验。但到了晚年，他的身体机能因为年龄的增长和累积的伤病而有所退化。詹姆斯则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商业管理上，这也使他疏于对手工的练习，逐渐失去了做木工的灵活度和熟练度。杰克选择在专业的建筑艺术学院中深造，在一个完全专业的环境中,他在木匠上的天赋被充分地开发，但他在其他方面的天赋被边缘化了，比如足球、文学与音乐。

第十一章《制作中的动态：玻璃与火的学徒》，作者先从语法的角度分析了两个句子：“She is growing”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它描述了一个发展的过程；“She is making”则被认为需要一个宾语才能使其完整，因为这需要根据产生某种物体的能力来定义一种活动。作者建议不如将制作看成是动态的（moving）更为合适，因为制造可以被看成是制造者和事物之间偶然动态的相互作用，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制作的经验是不断累积的，而制作者的技艺也在制作中不断进化。比如同一个制作者在十年前的作品和十年后的作品绝不可能完全相同。制造过程中人们对材料、工具、工作步骤和手工制品的经验积累，熟练的观察、倾听和感受，以及灵巧的动作都使得他们的身体和伦理发生变革，进而被社会化。

汇报人：刘祥焜（2019级音乐人类学博士研究生）

汇报章节: 《生长的花岗岩：污泥的重组地质学》David A. Paton & Caitlin DeSilvey

第十二章探讨了与石材加工有关的材料生长和转化过程。David Paton在田野中跟踪了采石场时空语境中的物质流动，并特别关注污泥的运动——它如何将地理知识和持续的地质过程编织在一起。本章中与污泥相关的花岗岩就是作为分散的、广阔的元素在复杂的生命世界中循环，而这些污泥也有可能在采石场底部的污水池中沉积的层中形成重组地质——一种由人和机器协同放置的地质。地质学领域曾提出了“人类世”概念，表明人类活动对地层的扰动已经足以将其划分为一个新的地质纪元。对任何材料的加工通常都会产生某种形式的废料，废料可以传达创作过程的重要方面，并披露有关材料特性的基本信息。大多数制造的东西都会产生“影子产品”，即相对于制成品而言被忽视的他者。这两种产品都有着同等重要的生命旅程。“制造”的东西并不是不可逆转的静态，它们会继续被制造，或者更具体地说，它们会生长。制造和生长都记录了人与物之间深刻的物质交流。

刘祥焜对全书做了总结，他结合Ingold在近十年的学术研究指出，我们需要的是“一种不是关于能动性、而是关于生命的理论”。他以日本学者Daniela Kato对本书的书评作为结尾：将能动性的概念诉诸理论，是将“生长”纳入“制造”之中的副产品。我们要逆转本体论的优先级，不仅将“生长”纳入“制造”之中，也要将能动性纳入活性(animacy)之中、将“缘身性”(embodiment)纳入“本体发生”(ontogenesis)之中、将“存在”(being)纳入“生成”(becoming)之中。

主持人徐欣对汇报进行了总结。这本书所涉及到了形形色色“物“，都是对过程的强调，这是一个物的形态和性质改变的过程，是一个意义不断更新的过程，是一个有创造力的、物不断再生的过程。所以它的生命力是持续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意义更新，你可以认为是被赋予的，就像making这个词本身的隐喻一样，需要有一个主语和一个宾语，但是很多个案中，它们是互为主体的。其次，making和growing并不是非此即彼的过程的两端，有机体的死亡，不是一个终结，而是一个开始。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地方性知识中持续地收获启示，比如加泰勒·雅明的加美兰乐器研究，当地人的乐器观就有着非常强烈的本体论的倾向。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者不仅仅要把一件乐器视为有生命；它本身就被这种文化本身赋予了生命。这是我们在研究中要特别注意的，前者是一种比喻，后者是一种存在方式。

张珊：

哈萨克人对冬不拉的命名十分具有特点：系弦的旋钮被称为耳朵，琴颈称之为脖子，面板我们称之为脸，面板中间上面的音孔称之为嘴，人们在乐器的每一个部件上都有一种人格化的一种描述方式。并且冬不拉是可以说话的，因此他们也会将音色最好的冬不拉称之为会说话的冬不拉。在非洲鼓乐当中，人们也会给鼓举行出生仪式或葬礼，这都是将他们以人格化的方式去看待乐器。我也会思考这种拟人化，这种拟人是一种拟人化？还是说人们就已经把这个乐器看作是一个人？我站在乐器角度去思考这件事时，就不存在“拟”的问题。

李萌瑜（上海音乐学院2021级音乐人类学博士研究生）：

我主要在探究哈萨克作为一个跨境民族，在乐器制作当中如何以多方位的感知的方式来理解这项工艺。很多制作艺人会将冬不拉的面板制作视为一种重要的微观工艺，它不同于整个乐器结构，因为我们有时候并不能直接用肉眼观望它。在局内人的观念中，面板被当做是一种容器的盖子，它可以把声音裹在里面，让它不会那么容易的跑出来；背板则需要使用触感，通过对背板绒毛的触摸去感知它；当尺子和眼睛用作度量时，这是一种观感；将耳朵置于面板去聆听则是一种听感。这都是物质文化与感官身体之间的一个勾连。

邢媛：

古琴部位的称呼如额、肩、腰等也是一种拟人化。一个关于博物馆古琴的案例也可以说明问题，浙江省博对一批藏琴曾经进行过声音的复原，这个过程中有“醒琴”，林晨老师也举办过一些“让古琴发声”的活动，成公亮老师曾经在自己的笔记中写过，一件琴在刚刚拿到时是一种声音，但弹了几天后，声音就会有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也有学者在声学上进行过实验的采样和对比，因此，无论是从实证的角度还是从人体的感官角度，我们都能证明乐器的一种生命。另外从乐器的材质上，比如二胡上的蒙皮，从开始蒙上，到经过一段时间后有比较成熟的声音，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们的传统观念中对这种不同的声音持一种欣赏的态度。这种观念也体现在中国传统器物中，比如会喝茶的人就有养壶的习惯。这也是对器物生命的一种认识。

吴琼（独立学者）：

佤族的盖房子直译过来是“种房子”，和并不复杂的营造技术相比，传统民居营造仪式要复杂和讲究得多，村民很严肃的认为仪式的不合适会带来不祥。整个营建的过程，即是与山林、树木、土地商量的过程。乐器方面，佤族的木鼓也有类似的情况，木鼓分公母，木鼓的制作并不复杂，但伴随着复杂的仪式，这些仪式就是人和材料及自然的商量。云南很多民族都会，以“商量”的方式向自然索要。因为是商量，所以有节制、有回馈。其过程表现出来的是仪式，其结果是与自然取得平衡。

熊曼谕：

这本书带给我对于乐器的认知是颠覆性的，不论是这种制作的ING的过程，还是将乐器的生命作为一种实在，它都对我过去的一些知识体系有所挑战，它和我近期思考的乐器现代化的改革的议题在观念上也有很大的张力，在乐器的现代化的改革当中，争议最大的也是与局内观之间的冲突，比如说芦笙这件乐器，它是作为一种可以说话的乐器，但是乐器改革把它们从传统的区域生活关系当中抽离出来，诠释为一种相对于单薄均一的地方文化的象征。今天这本书中都为一物一器，他们都各自有自己的生命，现代化的改革在无形间抛弃了很多有乐器生命关联的观念，这也是需要我们反思的。

刘婷婷：

我之前的一个田野对象是提琴制作专业的同学，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也回想起了我的田野过程。当时他说到一些琴在几百年后琴板会变薄，面板变薄变轻之后也影响到了琴的音色，声音会更好听。其中的原因在于木材在长期的置放过程中木材本身水分的蒸发。所以这本书给我的启发是，这种物质是有生命的，一棵树被制成琴后，物质的本体仍然在变化，这或许就是它生命的一种延续。

孙静（北京大学博士、泉州师范学院中国泉州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教授）：

这本书让我回忆起到过去十年在人类学界里面的本体论的讨论，它是对物质文化研究中对过去长期以来以人造物为研究重点的一个批评与挑战。作者在导论里梳理的主要是通过growing 和making的关系来看启蒙时代“身心二元论”导致的影响，同时也隐喻了当代社会的现实：我们身处在一个非常隔离地看待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非常分立地看待自然和文化关系的一个现代社会中，而且越现代的社会越被认为是可以合理的去区分这两者的。作者想用human和non-human打破身心二元（主/客体、自然/文化），由此探讨一种生命哲学，但他的观点并非为所有人所认可，因此，这种生命哲学的走向并非易事。作者的导论写得很漂亮，但是我不认为每一篇文章都符合Ingold的期待。我自己较为欣赏Anna Tsing最近出版的松茸民族志，这种写作是以非常直觉的方式面对一个现实的当代世界，用一种介入的视角去理解松茸这个植物如何在我们现在已经身处的资本主义的废墟上面实现一种复调的哲学。这种写作既没有彻底将growing停滞掉，也没有完全在making当中失去自我。人跟物都是有能动性和调适性的。要超越眼下的文化论的话，我会认为还是要回到中国文明的古典哲学或道德哲学中，比如说道经里面怎么看待世界、宇宙秩序、身体、建筑、历史空间的关系等。

程俏俏（“行走的耳朵”创始人及创意总监、纪录片导演）：

作者并不想要把制造和生长是作为一个对立面，而是一个互为的关系。如果我们用作者的生命哲学的观点再去看待乐器的时候，我觉得它会比整本书当中探讨的任何一个物，比如丝绸、园艺、解剖等更符合这种生命哲学，或者说更容易去使用生命哲学的方式去来探讨。尤其作者在讨论蚕的时候，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制造，也在从制造的过程当中生长。其实他们就像蚕一样，不停地在通过内部和外部不同的这种力量自我制造与生长。

与此同时我也联想到了现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现在全部都是在被新冠病毒所掣肘，其实这个新冠病毒本身也是在不停地更新迭代，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在小区里面大家以物换物，每个人再制造自己可以制造的东西，有人成长为团长，为大家分发物资，一个社区形成了一个循环的生态关系。为何会如此？因为没有资本（经济）的介入。我也会想，如果是我再去编这本书，很可能我还会再去加一篇文章，就是去探讨资本在制造和生长当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否当资本进入之后，这本书里面所描述的这种关系与循环系统就会轰然倒塌？另外就像吴琼老师说的，在不同的社群当中，making和growing这两个词的含义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也需要从不同的人的文化出发去看制造与生长的关系。比如“制造”与“制造业”就相差一个字，但making和manufacture之间却有着巨大的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