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开双脚，走向田野，
接近心目之中的田野。
通过阐释他者，
重新发现了自我……”
——引自董晓萍《田野民俗志》第五章“田野作业歌”
在田野中，我们面对的调查对象千变万化，但是田野工作的过程却难逃基本的问题，因此虽然老师在第一堂课开宗明义告诉大家，实地考察理论与方法的教学最终还是仰赖于每一个同学的亲身实践；但是我们可以借鉴前人的经验，通过课程中具体的写作训练，“化生为熟”，逐渐掌握田野调查的基本方法。
“Groundwork Activity”写作练习是田野前期训练，它通过假设研究对象和探索性的预案，并以“确定调查对象”、“融入与跳出”、“伦理考量”、“定位与反思”四个部分，模拟田野工作的步骤与过程。
1.确定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的选择既要考虑“我”所具备的调查条件，还要考虑调查对象的典型性，以及开展调查的可行性。来自不同专业背景的同学们根据自己的兴趣以及具体的条件，分别选择了不同的“亚文化”群体，体现出调查对象的多样性。
姓名 | 专业 | 调查对象 |
李萌瑜 | 音乐人类学 | 彩虹男孩群体 |
熊曼谕 | 音乐人类学 | 在沪西北籍清真拉面馆群体 |
张珊 | 音乐人类学 | 新疆阿勒泰富蕴县的宝石民间交易体系 |
范卓晨 | 东方音乐研究 | 湖州市塘甸小学湖剧非遗传承教学基地 |
曹艺佳 | 中国传统音乐理论 | 淳安的睦剧团体之观众群体 |
刘婷婷 | 中国传统音乐理论 | 庙会主题的民俗演艺群体 |
石乙婷 | 中国传统音乐理论 | 上海音乐学院在读博士生中的饮茶群体 |
徐晓晓 | 戏剧理论研究 | 浙江乡间佛教的供拜群体 |
肖海燕 | 歌剧学研究 | 苏州茶楼评弹演奏群体 |
张同越 | 数字媒体艺术研究 | 上海本土老年人 |
韩兰茜 | 音乐人类学 | 上海徐汇区的广场舞群体 |
年欣雅 | 音乐人类学 | 上海静安公园街头音乐 |
王子君 | 音乐人类学 | 上海主流摇滚乐的乐迷群体 |
吴慧琪 | 音乐人类学 | 上海基督教音乐生活 |
汤怡恒 | 东方音乐研究 | 上海滨江公园吹萨克斯的中老年人 |
黄奕婷 | 中国传统音乐理论 | 厦门陶埙乐器演奏群体 |
杨蕴怡 | 中国传统音乐理论 | 上海便利店工作的非本地人群 |
江倩芳 | 音乐影像志学 | 深圳市爱特乐团 |
王子君同学选择上海主流摇滚音乐的“乐迷群体”为调查对象，兼顾了以上三种情况的考量：
以上海为坐标、个人兴趣为出发点，我所设想的潜在田野调查对象主要有：（1）主流摇滚音乐；（2）K-pop音乐；（3）Jazz音乐；（4）中国传统音乐的跨界……
我可能会选择主流摇滚音乐作进一步思考。事实上，当下的主流摇滚音乐少有在上海“发家”的，但上海却毫无疑问成为当下的演出重镇——主要以livehouse、音乐节两大类现场呈现。在上述两类现场中，涉及许多不同但有可能交叠的群体，如乐手群体、乐迷群体、音乐节志愿者群体、livehouse工作人员群体……
我可能会选择乐迷群体做进一步了解，主要出于以下原因：与其他相关群体而言，乐迷群体数量庞大，其中又可细分为不同乐队、不同地区及其他不同类型的乐迷群体。同时这一群体相对来说最容易接近，没有过多的身份限制和准入许可。在调查初期，这可能有利于我以更高的效率从更宽泛、多元的视野中了解调查对象。此外，作为调查人的我也是乐迷群体中的一员，因此在调查过程中可能会有某些“局内人”的优势，比如与乐迷间更容易进行互动交流等等。
汤怡恒同学选择上海滨江公园里吹萨克斯的中老年人作为调查对象，是因为“滨江公园”和“萨克斯”与其日常习惯的文化生活有所交集：
我选择在上海徐汇绿地滨江吹萨克斯的中老年人群体，因为这个群体中有两个重要特点在我往常习惯的文化中可以产生共鸣——江边公园和萨克斯。一方面，我发现普通的广场，因为位处城市交通重要地段，空间宽阔平坦，绿化多为低矮植物，功能多为宣传城市地标文化、市民群众简单娱乐的场所，活动多是普通运动为主。因为场地空旷，人群密集，所以少有乐器爱好者会选择广场练习，而公园里乐器爱好者们则多一些。另一方面，我发现现在的中老年人乐于将萨克斯作为学习乐器的首选，原因多是萨克斯上手简单、可以锻炼心肺功能又能陶冶情操。加之，因为学校近徐汇滨江公园，经常观察江边吹萨克斯的中老年人。
2.融入与跳出
在田野调查中，田野关系是基础，也是核心，“研究者”与“调查对象”在一种动态变化的“关系”之中调整着彼此的身份角色和话语表达。因此，田野调查中的“融入”与“跳出”，既要求研究者以“局内人”的身份“内视”研究对象，又要让研究者站在“局外人”的角度从外部观察和研究。只有综合不同的视角，才能较为客观、全面地理解和认识该群体或该文化。
李萌瑜同学选择“赏乐”、“观影”、“会友”三种方式融入“彩虹圈”，以“局内人”身份与“彩虹男孩”建立共情；张珊同学分别使用“游客身份”、“宝石进货商身份”、“原料提供商身份”三种“局内人”身份进入宝石交易市场，了解该市场内部的运作机制；张同越同学选择“与老年人一起搓麻将”、“和他们一起旅游”的方式融入老年人的生活；汤怡恒同学用“成为演出群体参加萨克斯的演出”与“观察其他时刻的表现”两种方式，融入滨江公园里吹萨克斯的中老年群体之中；年欣雅同学通过“表演者参与街头表演”和“观众评价街头表演”两个身份和视角融入，以获得街头音乐活动的“局内”经验……这几位同学在作业中关于“融入”的田野设想皆为身临其境，通过“体认”的方式达到与“局内人”同频共振。
【萧老师在讲评时提供往届同学的作业参考：比如研究侗族大歌时如何做到融入呢？不妨如此设计：1）学习侗族语言，使得自己能与侗族民众交流得以顺畅，并融入到当地人的生活中，参与他们的社会生产、文化娱乐等活动中，试图对于当地民众的社会生活与文化传统有更为全面、深入的了解；2）与当地小朋友一同跟随歌师学唱侗族大歌，了解学唱的内容安排、顺序、场合、时间以及歌师教学大歌的方法，观察小朋友在学唱大歌时的反映，并记录下自己学唱的心得以及遇到的问题；3)参与侗族节庆时在鼓楼进行的集体对歌活动，体会歌手间的合作关系以及歌队中的任务分配，同时观察歌手与观众之间的互动行为与关系；4)融入到当地观众中，观察他们对于大歌的反映，询问侗族民众对于大歌演唱的评价，从中体会局内人对于大歌的审美标准以及价值认同。】
沈洽在《论“双视角”研究法及其在民族音乐学中的实践和意义》中写到，“跳出”最基本、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比较”。
王子君同学的“跳出”是将“局内”视角获得的信息，与曾经固有的认知、产生困惑的问题等进行比较，以发现其中隐藏的一些局内人的文化经验；徐晓晓同学站在局外人的角度，客观地观察老人们在做礼仪活动时的情绪、动作、语言以及相应的程式礼仪，与已知的佛教文化和佛乐进行比较。熊曼谕同学通过地区之间差异的比较，以“局外人”视角了解上海穆斯林群体日常生活中的宗教习惯与音乐活动。
【萧老师在讲评时提供往届同学的作业参考：比如在研究苏州弹词时：1）对艺人进行采访，内容包括个人的学艺经历和过程以及他们在不同地区表演时所所获得的不同待遇，他们如何看待苏州弹词在当代社会的发展；2）在不同地区书馆观看苏州弹词的表演，记录整个表演过程中艺人的所有行为和语言，观察并记录不同地区观众对于弹词表演的反映与回馈，采访不同地区的观众，询问他们对于弹词的评价、为何喜欢观看弹词、喜欢弹词的哪些方面、什么样的表演是好的弹词表演等问题；3）记录和描述书馆的场景以及在这个空间内发生的所有行为。】
3.伦理考量
伦理即人伦之理，指的是人与人相处的道德标准和规范。调查对象身处田野伦理的网络之中无处可逃，因此，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关于伦理问题的考量显得至关重要。
王子君同学提出了“乐迷群体”在田野中可能遭遇的伦理问题有“女性乐迷在音乐现场的自我保护”、“乐迷的性取向、个人经历等隐私问题”、“乐迷与乐手之间可能产生某种关系”、“音乐现场的录音与录像与相关版权”等。张珊同学对宝石交易市场的田野，提出需要考量的伦理问题是“局内人的隐私”、“局内人的商业机密”、“一些违法行为”等。熊曼谕同学将“宗教中的禁忌”、“穆斯林中的女性群体”等视为调查“清真群体”可能面临的田野伦理问题。
【萧老师在讲评时提供往届同学的作业补充：比如试图融入某一民族的歌唱时，可能会遇到的问题1）歌师是否愿意教授一个外族人演唱他们的传统民歌？是否有传内不传外的规定？2）作为一种以歌为媒、以歌求爱行为的歌唱，当地的青年人是否愿意让一个外族人参与其中，与他们共同演唱？】等等。
4．自我定位与研究意义
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我们不禁会追问：“我”在田野调查中处于怎样的位置？深入调查一个“亚文化”群体的目的和意义何在？同学们在作业中结合实际的调查状况，对自己的田野做出了反思。
对于观众群体的观察中，我比较容易以一种同样的身份参与他们的对话，融入他们。这使得我能够较自然地了解普通淳安人的生活片段，从而认识睦剧与他们日常生活的关系，理解睦剧之于淳安的地方性意义。并且能够通过分析剧院演出以及下乡演出的异同点，以及当地人对于剧目、票价、形式等方面的接受度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剧团给予反馈，为睦剧以及睦剧团的传承提供一些多角度的思考。
——曹艺佳《淳安的睦剧团体之观众群体调查设想》
定位：作为局内人，与其他乐迷沟通更轻松的同时，我可能也会对某些现象熟视无睹，由此错过对其做进一步研究的可能，要时刻提醒自己如何在局内-局外之间适当地游移。
回馈：通过局内与局外的双重视角对乐迷群体的仪式、行为、语言等进行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以为音乐现场带来反馈，在运作模式和演出阵容等提供可行建议，进一步可以思考摇滚作为一种亚文化的商业影响力与社会影响。
——王子君《上海主流摇滚音乐的“乐迷群体”》
记得张文义老师的公众号中有一句让我印象很深：“民族志作者需要先上身、后入心”，这大概是我们在城市中关注少数群体的一个重要观念。有时候，我们面对周边的少数群体，并不一定的持关怀（或怜悯）的态度，“共情”当然也很难，保持中立、认真聆听是我所认知的必要态度。某一个人所属的“少数”并不一定就是其相对“多数”的数量差异，有时在“少数”当中，也会遭遇到“少数中的多样/多数”，例如男同性恋群体对于“娘”的态度...人群存在，歧视便随之而来，如何减少“我者”不经意间的“伤害”，这便是民族志作者需要长期修行的。
——李萌瑜《进入彩虹圈中，然后跳出反观“彩虹男孩”》
“Groundwork Activity”的写作训练是进入真正田野之前的一个模拟训练，虽然同学们来自不同的专业，但是通过练习，大家都知道了在面对一个“亚文化”群体时要选择“融入”和“跳出”两个视角参与和观察，也知道了要尽量规避或妥善处理田野中伦理问题，同时也开始思考自己的研究对于该群体有什么样的贡献……
由于疫情，我们只能足不出寝室地上课，无法像以往的课程那样走进现实音乐生活。但每堂课的写作和训练，使我们从第一节课面对田野时的不知所措，到反复训练之后的渐入佳境，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演习”，来获得经验和认知。
文字：刘婷婷
编辑：杨蕴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