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综述丨何贝莉：小径分岔的田野
时间：2023年5月12日下午1:30 地点：上海音乐学院中219教室 主讲人：何贝莉副教授 与谈人：萧梅教授 主持人：张延莉研究员 综述人：蒋艺轩、孙新雅、黄心滢、章宁 2023年5月12日（星期四）下午1：30，北京大学人类学博士、中央美术学院教师何贝莉为上海音乐学院2023年春季学期研究生课程《实地考察与音乐民族志写作》的同学们带来了名为“小径分岔的田野”的学术讲座，特邀张延莉研究员主持，萧梅教授与谈。 张延莉老师在讲座开始前谈及，她在看到讲座题目时联想到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一部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小说中令她印象深刻的一点在于，每个时间节点都呈现出事物发展的许多可能性或“分岔性”，因此，她也带着这样的好奇阅读了何老师的两本专著《桑耶寺：仪式空间与文明的宇宙观》与《无始无终：转山》。《桑耶寺：仪式空间与文明的宇宙观》是何老师在北京大学跟随王铭铭教授作的博士学位论文，既是一本典型的民族志，但又有所不同。何老师在将近一年的田野过程中习得了当地人的语言，并皈依成为佛教居士，可以说是以交互式的方法进行地方性仪式、神话、传说以及个人体验的撰写，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无始无终：转山》则是一本日记体民族志，非常推荐给同学们做阅读文献。 讲座伊始，何老师先向同学们展示了她在藏区拍摄的《桑耶寺》《转山》《支教》三部影像。何老师介绍道，自己从2011年4月开始在桑耶寺进行了为期八个月的田野调查，拍摄了两万多张照片，并于其后数次回访；而博士后期间的田野考察点则在青海果洛。这三部短片均以照片串联加后期配乐的形式呈现，它们一方面是何老师出版的两部著述《无始无终：转山》（2020）、《仪式空间与文明的宇宙观——桑耶寺人类学考察》（2022）的辅助资料，另一方面也作为独立的影像文本在相关摄影展、艺术展览中展出。 讲座主体是何贝莉老师围绕以下五个主题做个人田野经验的呈现。 议题一 谁的田野： 当地人、外地人、还是考察者？ 何老师开始便强调“亲身体验”对于田野考察的重要性。但不同学科的田野考察总有细微差别，以民俗学、历史学田野考察的视角差异为例，她引申出“人类学的田野会是什么样子”这一问题。同时，有感于陈学礼老师于5月9日有关乡村电影讲座，何老师也做了进一步反思，即田野是当地人还是外来人的田野，又或是外来人中考察研究者这一类人的田野？但将当地人、外来人以及考察者同时放置于田野中时，可能会发现这三个概念并不能够简单分离。 对此，何老师以今年4月份的“田野考察·口述史”课程为例，试图回应这一问题。此间，何老师和她的同事王沂老师带领学生前往位于北京门头沟一个专门制造琉璃的琉璃渠村的田野考察。学生在口述访谈八位琉璃制造师傅（其中包括非遗传承人）的过程中，发现他们分别是由居住于村中的本村人、居住于城中的本村人，和居住在村里的外来务工人员组成。此外，还有一户过去专门为皇家官窑烧制琉璃的赵氏家族。他们曾在琉璃渠村地位显赫、资产众多；但如今，赵家的后人则居住在一座茶棚附近，远离村落和舆情的中心。 如上，在多重主体交织的情境下，琉璃渠村究竟是谁的“田野”呢？换言之，如今的赵家人、土生土长的琉璃渠村人，以及村里人口众多的外来务工人员，这三者谁才是真正的“当地人”呢？何老师认为“很难去简单对应”，指出使用“时空情景中的人”来代替“当地人”的概念，予以理解我们在田野中遭遇的人们，或许会更为恰当。 议题二 如何进入： 你的“引路人” 针对上述问题及困扰，何老师认为，带领你进入田野的“引路人”（而非人类学意义上惯常所用的“报道人”）或许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研究者与“引路人”在田野中的互动，以及后者的个人经验，能够帮助前者慢慢打开对整个地方经验及其历史记忆的理解。 何老师以其桑耶寺田野考察为例，试图说明这一过程。在桑耶镇（桑耶寺所在地）大抵生活着两大类人群，一是寺里的出家人，二是寺外在家人，而在家人又可细分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和外来务工者。由此，便自然引发出“如何进入田野”与“这是谁的田野”这两个实际问题。因为进入的过程需有人引导或引领，而“这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已无形的影响到研究者所看到和理解的田野，即是“这个人”的田野。所以，这是一个在初进田野时就需要作出的选择。何老师表示，“当选定心目中的‘引路人’时，作为研究者视野里的‘田野’概念也就慢慢建立起来了”。 但需注意，在研究者真正进入田野之前，由于“引路人”自身的身份特质，他们或许会帮助研究者做了一些选择。她回忆道，一开始，她在田野中的“抓手”是仪式研究。但由于田野笔记难以有效、快速地记录大量的仪式细节，所以她采纳自己的“引路人”大次仁拉的建议，使用影像技术作记录工具。与此同时，为了避免触犯寺院禁忌，大次仁拉帮她解决了许多需要对僧人解释的现场拍摄的相关问题，为她进一步打开田野做下铺垫。 议题三 进入之后： 无为观察与课题反思，从仪式到宇宙观 对于进入田野之后的第一步，何老师认为，“最好的状态是什么都不做，也尽量不要去问或说”。她建议学生，在进行田野考察时，尽量不要做多余的动作，而是让大家（田野里的人们）先习惯你的存在，等到建立了初步信任后，再慢慢进行沟通，或仅仅是闲聊。通过闲聊，可以熟悉人们的交流方式乃至生活方式、交往礼仪等。当你的身体、语言和行动能够习惯并顺应大家的行动模式，且被大家接受后，地方经验也将逐渐呈现在你的眼前。 因此，在进入地方经验，有了真正的体验和经历后，何老师的问题意识就从仪式研究转向到了对藏文明的两种宇宙观及其关系的探讨。实际上，由于宇宙观往往深深沉浸于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中，极少被公开提及。但正因无为观察以及对当地经验的重视，促使她找到重新确立课题研究方向的拐点。这一拐点，发生在桑耶寺多德大典期间的“转山”之行中（详情参见《仪式空间与文明的宇宙观：桑耶寺人类学考察》，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2022）。在转山过程中，何老师与她的同伴们就谁走在队伍最后的问题产生了分歧。她认为，自己走在最后并不要紧；而她的同伴们则根据本地经验认为，她如果走在最后，就有可能会被“鬼”抓走。正因这般经验差异所带来的刺激，推动何老师回到藏学语境，从相关文献及历史脉络寻找其原初的宇宙观体系。当这条脉络在梳理后逐渐浮现时，重新反观桑耶寺的仪式就会发现，其中蕴含有两种相互交织、彼此影响的宇宙观体系，一种是佛教化之后的须弥山宇宙图示；另一种是前佛时期的“拉、鲁、念”宇宙三界观。而者两种观念及其关系所形成的生活经验，是当地人所共有的。因此，何老师再次强调，在田野中，一定要重视自己在当地所感受的、直觉与在理论、概念或逻辑相违和的地方——这些地方，往往是挑战常识或既有认知的；而挑战常识的下一步，则是以此为基础，重新确立或修订自己的问题意识。正是在看似不通畅处，何老师找到研究的拐点，其对桑耶寺的考察视角也随之发生了转向。 而在视角发生转向的过程中，何老师也面临着学理上的选择问题。对此，何老师以她所采信的桑耶寺相关文献作为案例予以说明。在《莲花生大师本生传》与《拔协》两种文献中，均记录了莲花生大师在桑耶的事迹，但内容并不相同，最突出的矛盾点是，前者详细介绍了大师参与兴建桑耶寺的过程，而后者的记录则是建桑耶寺之前，莲花生大师就已经离开了。由于《莲花生大师本生传》是一部伏藏作品，并不符合历史文献所谓的标准；因此，藏学研究更倾向于采信符合历史文献特质的《拔协》的观点。然而，寺院的师父们认为，何老师想了解的关于桑耶寺的一切，在前者里已有完整的记载，而且他们并不相信藏学研究里被视为文献经典的后者。当何老师向师父们表达出自己的困惑之后，对方委婉的问道：你是要选择相信藏学里的文献所说，还是要选择我们所相信的？最后，她选择与当地人自己的想法“站在一起”。“这是作为一个人类学者的自觉，我需要做选择，而且我认同我所选择的‘相信’，我也接受这一选择所带来的一切后果。” 议题四 成为他者： 趋近不可趋近之地，无穷趋近与不可抵达 当我们进入更深一步的田野时，会涉及到“他者”问题，即趋近不可趋近之地，在无穷趋近与不可抵达之间迂回。 针对这一问题，何老师提出：当研究者开始具备或运用当地人的视角来看待地方经验时，其自身状态会是如何？对此她认为，“在田野中，当事件发生时，你的理解与当地人的并无太大出入时，你的体会也基本在位”，这时便是在趋近不可趋近之地。但就在何老师感到她似乎已经处于“他者”的境界中时，一位当地人却指出了她的研究困境：只是记录师父们念诵经文的行为是“没有用”的。在这位当地人看来，她的记录仅仅是对她所见所闻的记录，而她仍然对师父们的所思所想一无所知。这又将她拉至不可抵达之境。 这位当地人的话，诚然指出了田野考察所需直面的一个事实，并由此生发出何老师的进一步反思：如何理解他者之所想？又如何成为他者？正因如此，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尝试寻找无穷趋近他者的道路，她为了理解佛学，甚至在寺庙中剃发，短期出家。通过如师父一般的行持，实践经验上的跨越，从而无穷趋近他者。因此她再次强调，这是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道路，而非简单的归因为不可理解便不再试图去理解；因此只有保持尊重、理解他者的学术热忱，才有可能做好人类学研究。 议题五 仍是自己: 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一个人类学者的自觉 在最后一个议题中，何老师分享了自己的一段特殊人生经历，她表示自己在写完博士后出站报告的两年里，陷入沉浸于“他者”而无法跳出的混沌状态。而导师王铭铭教授的及时提醒使她意识到，成为“他者”亦是要成为“自己”，首要所在是成为一个社会意义上的“人”。同时，何老师的种种田野经历也指向一个人类学者所应有的自觉：即完成田野考察的进入-沉浸-出离之后，还需通过自己的学理反思与民族志写作进行文化转译，使处于各自不同文化的人群通过这些民族志作品理解彼此，亦是理解自己——这是人类学者的责任和义务所在。最后何老师强调：“作为一个人类学者，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学术自觉。” 教师与谈环节 张延莉老师：我完全沉浸于田野故事之中。何老师讲述自身田野经历时所流露的真挚情感，使我的脑海浮现出她的学生坐在青石板上等待赵奶奶的画面，也感受到何老师难以从田野经验中抽离的痛苦心情；同时，令我联想到博尔赫斯的一篇文章，它讲述一位人类学博士生结束两年的印第安田野考察后，得知当地人的秘密后无法再进行田野，因而放弃了自己作为人类学者的身份。以及在相同的田野场域中，进入田野的人不同，田野所呈现的内容也会不同。 萧梅老师：从桑耶寺到今年的琉璃渠，何老师在田野以及教学过程中的思考，以及一直贯穿其中的作为人类学者思考、行动方式，恰是田野考察课程之所需。在课程中，学生们常对田野中发生的即时性问题发问，但解决问题的根本点实则在于时间，在时间的过程中，才可能化解田野问题。而在田野过程中，也应当警惕当地人以另外一本人类学家写的书为你解释当地文化的情况发生。以沈洽老师研究基诺族音乐为例，其田野成果的丰富使得当地人后来被采访时，大多使用了沈老师的田野成果。这也使得沈老师长期沉浸于反思中，他认为“他把当地给污染了”，但在共识层面上，仍有历时层面存在，因此无需害怕“现在的基诺人跟现代人交往”。以及在田野的时间过程中，并不需担心遇到技术问题，关键在于你是否将它视为人生体验。这也是何老师这次讲座的核心所在，即只有身临其境、不断体验，才能产生真实感受，从而进行反思。 李亚老师：这是一场有初心、有感动、有温度、有反思的讲座。只有长时间沉浸田野之中，对田野对象饱含深刻的情感，才能产生学理上的讨论和反思。我在做乐社研究时，曾拒绝田野对象让我管理乐社的邀请，因为我认为自己无法成为他者。听完讲座，也非常敬佩何老师为了融入田野选择出家的体验，同时也与自我和解，接受我们永远无法成为他者这一事实。希望真正选择音乐人类学专业的学生抱有初心，秉持着尊重、理解他者的学术热忱，才能做好这件事。 提问环节 张延莉：何老师是湖北人，在荆楚文化的孕育下长大，为什么对藏文明有着这么大的兴趣？ 何：这与我的个人经验比较密切。我上小学时，我父亲是荆州木材公司的一名员工，长年扎根在云南滇藏的一个藏族村子里工作，所以我9岁的时候就去过藏区，在那里生活过一两个月。直到2005年，我才第一次真正进西藏。大家在藏区旅行时，可能会有一个直观的体验——藏传佛教寺院太多了。你能看到的无非就是师父、信众、佛像、壁画……寺院里的壁画是铺天盖地的，看多了其实会审美疲劳。但是有一次我坐着拖拉机从桑耶青朴山下来的时候，真的在天上看到一朵莲花一样的云彩，和寺院壁画上画的一模一样。我忽然意识到，壁画上像海螺、莲花一样的云朵，可能真的是当地人在生活中的日常所见，所以他就画出了自己眼前看到的景象。这段经历，对我的认知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当你的概念体系开始出现裂缝、你对所谓的常识开始发生怀疑的时候；这个世界，在你眼中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吴玥：您的文字中特别打动我的地方在于，人物描写和环境描写都特别好。那您在做场景描写的时候是因天生的文字功底使然，还是也提前做了一定的构思？ 何：肯定是要琢磨的。其实读者读得舒服的地方，作者写作表达时也一定是舒服自然的，这两者是对应的。所以我不习惯刻意去营造什么东西。 可能有时候我们会想象很多场景，但是所有想象的丰富程度其实都达不到你真实感受和体验的程度，你得相信这一点。所以不要轻易地把自己的感受让渡到一个概念式的、或者纸上谈兵的想象上去。现在在我的写作过程中，如果没有具体的经验，我就无法描述这个事情。其实也很麻烦，因为你必须去不断体验、尝试和实践；但如果这就是我的写作方法论，我去遵循它就好了。不过，我不强求所有人都和我一样，尤其是对于学艺术的各位而言，个体的差异更重要。 萧梅：说的太好了。我们做音乐的人去做田野，就需要动手实践，但“体验”的能力并不是人人都具备的。很多人就算去学习表演也不一定就能有感受，归根结底还是需要真诚。做任何一件事情，只要你真诚有爱，你都可以让你的体验得以体现。另外，在我们音乐界里只要讲到音乐研究，都爱提“本体”。结合今天的讲座内容，我们需要思考究竟什么是音乐本体。如果仅仅是把音符记写下做形态的分析，那就不叫音乐本体。如果没有体验在其中，又谈何本体呢？此外，本体是可以不断生长的，你作为自己的本体，在不同的时期都有不同的展现。任何一部作品，任何一个音本身，它都可以在不同的语境当中绽放。所以为什么音乐人类学要强调去做田野，强调研究过程？是因为没有过程就没有本体的生长。 总结 何老师将她的小径分叉田野经历作为人生体验，在过程中不断以身体、情感在场感悟田野，也由此生发出真情实感，并做不断反思，这也是她此次讲座希望与大家所分享的核心。因此在讲座最后，主持人张延莉老师对在场的同学们送上祝福：“无论你的田野是在远方还是在眼前，我都希望你能够用自己的脚去丈量这个田野，用自己的生命去体验田野，能够去享受自己的田野，成就自己独一无二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