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综述｜陈学礼：作为乡村影像在地培训老师的几点反思
作为乡村影像在地培训老师的几点反思
2023年5月9日（星期二）下午3:30，在上海音乐学院中215教室，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陈学礼为我们带来了《作为乡村影像在地培训老师几点反思》的讲座。本次讲座为上海音乐学院2023年春季学期研究生课程《音乐影像志历史·理论·实践》的系列学术讲座之一，由萧梅教授主持，程俏俏老师与谈。
在此次讲座中，陈学礼老师结合他与村民来往以及制作乡村影像的经验，分享了自己作为乡村影像在地培训老师的几点反思，而这些反思的起点，正是人类学研究中强调的“站在他人的立场”。
乡村影像之名称概念与历程
讲座伊始，陈学礼老师首先从乡村影像的概念界定出发，向大家介绍乡村影像的多种名称——村民影像、社区影像、乡村-社区影像等，他指出这些概念事实上指的都是同一个事物，但是搞清楚这些概念自身的问题却非常重要。部分人认为“拍摄乡村的影像”或者“在乡村拍摄的影像”都属于“乡村影像”，但要真正理解“乡村影像”，应该包含“出生并长期生活在乡村的人拍摄并剪辑的影像”。因此，乡村影像天然就拥有了当地的语言，文化理解以及人际关系等至关重要的内容。简而言之为语言、文化、人际关系的总和。
接着，陈老师梳理并介绍了发生在中国的部分乡村影像案例。例如：
1991年开展的云南农村妇女生育卫生与发展项目：在访谈的过程中项目组发现，当地妇女不愿讲关于她们生育的问题，也不太理解什么是“发展”。于是工作者将62部照相机分发到妇女手中，让她们除了摆拍外可以自由拍摄，最后收到了4万余张照片。透过这些照片，许多日常问题得以呈现，例如孩子缺乏照顾的问题，甚至妇女的用水卫生等等。正是由这些照片所反应的信息，项目组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并进行干预。
2000年郭净研究员在香格里拉，通过拍摄学习自己的传统；2004年，吴文光老师制作欧盟草场地项目，并将项目中的影片称之为“我们的村子”系列；2007年吕宾老师主导的背景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乡村之眼项目；2010云南大学少数民族田野调查基地的村民影像志，何明老师在其中教授村民记录每天发生的事情，叫做村民日志；2011年广西民族博物馆文化记忆工程的开展；2014年云南乡村之眼乡土文化研究中心成立，陈老师作为发起者之一参与其中。
教技术还是理念植入
作为云南乡村之眼乡土文化研究中心的联合创始人，陈学礼老师总结了乡村影像的在地培训模式，即先选一些人进行技术培训，然后再与村民讨论拍摄选题，之后在进行回访的时候观看已经拍摄的素材并讨论是否补充，直到最后进行剪辑培训。虽然表面上培训可视为：“技术培训+拍摄选题讨论+回访+剪辑培训”的模式，但参与这个培训项目的人非常多，比如吕宾、郭净、李昕、曾庆新、章忠云、钟键、陈学礼等多位老师都分别实施过培训，每个人培训的方法可谓“八仙过海”，因而所谓的“模式”并未规定每个老师一定要怎么做，每个人都可以在遵守基本底线情况下找自己的方式，正所谓“模式是模式，人是人”。
结果，他们发现交上来的300多部影片都“奇奇怪怪”，并未落入一种“模式生产”，每一部影片都是不可复制的，甚至于每部片子的完成便意味着该片拍摄方法的结束。陈学礼认为，这一问题非常值得思考，或许这才是乡村影像的魅力所在。因为，以他以往在大学授课的经历来看，学生的影片总会有一些规律或者老师的“影子”，但乡村影像找不到这样的规律。因此形成了“模式归模式，人是人”的践行方式。
陈学礼自己在2013年 “乡村之眼：第三届人类学纪录影像年度论坛”中曾提出：乡村之眼是谁的眼？代表了谁的眼？为了谁的眼？这个带有疑问性的“问题”事实上是在追问：培训是仅仅教授技术还是植入了理念？这些拍摄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支持项目？这些影片被播放时到底是为了谁的眼呢？这些纠缠不清的问题，可以联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索尔·沃思和约翰·阿黛尔在向纳瓦霍人教授电影制作与剪辑时提出的“Through Their Eyes”的概念。但似乎这个概念还不够透彻，于是当时邱垂珍，李昕，吕宾，陈学礼等人结合此概念，将乡村之眼翻译为“From Our Eyes”。
紧接着，陈学礼老师结合自身2011年到2014年之间在小桑、小圭山、集美坚赞等地教授拍摄技术的经历谈到他的思考和方法。例如，在最初授课时往往是每讲到一种具体拍摄技术就让学生去实践，结果学生的作业就局限在这节课的具体技术里。针对这些问题，陈老师做出了相应调整，将电影基本元素缩短至三课时，其余时间保证摄影实操练习，并要求学生尽可能的综合应用这些基本技术去讲述故事。以2022年金丝猴巡护员在地培训为例，他的教学内容常常会在与学员不断交谈和观察的过程中改变，每天的备课也随教学中观察到的反应不断调整。也正因此，陈老师越来越多地思考乡村影像在地培训中教授技术与理念植入的问题。他回想起2014年在雅安授课时，彭晓丽拍摄《色达麦隆》，一直决定不了如何开头，在讨论的过程中他建议用一个骑着马在水泥路上行走去剪牦牛毛的镜头，因为在他看来剪牦牛毛象征了传统，而马走在不舒服的水泥路与这个传统恰恰形成了对照。如此，影片的开头被“定调”，但后来他意识到这样的“建议”似乎蕴含着问题。继而，陈学礼老师又分享了他给王斌拍摄白尾梢虹雉影片的建议之例。当他建议要将拍摄的“精彩故事”讲出来后，王斌在他的影片中将用当地方言讲述故事的画外音与镜头画面剪辑在了一起，这个做法与一般的影片非常不同，但那是王斌自己理解这些建议的方式。这些经历都说明，做乡村影像培训总是会给出建议，但是建议要如何去给，给什么建议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本地人VS外地人
那么本地人如何理解自己的文化，与外地人之间的差异是什么？对这个问题，陈学礼老师同样用一段生动的经历引出他的思考。他讲述了一部拍摄阿卡人婚礼中的杀猪环节的影片，拍摄者将整个杀猪和猪从开始嚎叫直到不叫了的的过程全部展现出来。于是老师就问他为什么要这样表达，这么长时间的猪叫观众很难耐心看完。然而拍摄者坚持要完整展现，因为婚礼上杀猪时，村里老人要通过听猪叫的变化判断这家第一个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这个案例呈现了常常被提及的理念，即只有内部人才能真正理解其中的文化背景和意义。但是，一位人类学家听到这个案例后认为，如果外部人通过深入田野观察到文化的内涵，也可以这样拍摄。而这两种看法正是对讲座开始所说的“站在他人的立场”的呼应。再此基础上，陈学礼老师反思了自己作为本地人所拍摄的乡村影像是否能够算得上是乡村影像的问题，并通过两次拍摄他自己的奶奶的例子来说明本地人和外地人并非绝对固定的身份，可以在不同情境中转变角色，即本地人可以很外地或外地人也可以很本地。
乡村影像不等于纪录片
除了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差异问题，陈学礼老师强调了乡村影像和纪录片之间的不同，乡村影像是在地居民用影像展开的一系列实践，而不是一种专业的纪录片制作。乡村影像的主要目的是让当地居民从他们的角度记录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事。例如文涛拍摄的苗族葬礼、中荣拍摄的《玩一天》、曹文华的《我们怎么办》等等。他介绍在《我们怎么办》这部片子里，拍摄了泸沽湖摩梭寨的人看到的旅游带来的变化，许多人讲了他们的感受，比如旅游经济让村庄更有钱了，但年轻人不再尊重老年人；人们对划船没有高的热情等等。有意味的是，透过观看片子呈现的内容，当地人也重新认识到自己存在的问题。因而，乡村影像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帮助当地居民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化和价值，增强自己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同时，乡村影像也能够呈现真实的乡村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仅是日常生活也包含着生态环境等广阔的领域，因为乡村影像的形式可以非常多样化。除了乡村影像，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也成为了一种记录和展示当地文化的方式。短视频的形式更加轻松、自由，可以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当地文化传承和展示中来。
项目支持的乡村影像与内生动力的乡村影像
其后，陈学礼老师再次回到自己的培训实践，剖析自己的“角色”究竟是什么。他坦言，在由项目支持的培训中，他也会陷入项目需求和村民自我意识表达的纠结之中，然而经过这么多年的在地培训，他越来越意识到自己事实上就是一个“协助者”，“协助”村民做一些他们自己能做的事情。有趣的是，在接下来的小短片分享中，我们看得到这位“协助者”被当地的学员记录在他们的影像中。镜头中的陈学礼老师在对山林巡护员说：即便拿了摄像机，你也不是一个摄影者，你还是要时时刻刻回到一个山林巡护员的状态。或许鼓励当地人在自己的“原位”思考和表达自己的故事，才能真正发挥乡村影像的价值，才是他一直强调培训是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而不是植入自己的观念和态度的本意。
此外，陈学礼老师列举了另一种不同于“项目支持”的乡村影像，即“内生动力的乡村影像”，他将其称为“受到当地市场和文化驱动的乡村影像”。这些影像不需要项目的支持就能够生存，因为它非常符合当地人的需求。例如被邀请拍摄某家婚礼或葬礼的影像，而且主家还会提出特别的要求，如婚礼影像中长辈出场的顺序或者详细展示宴席的菜品，而这些要求都融入着当地文化的某种价值观。而接下来陈学礼展现了一段令他“惊呆”的、由乡村摄影师拍摄的其外公葬礼的片段。影片中除了葬礼的一些场景之外，出其不意的使用了各种动画，包括在棺椁上出现的老人遗像和围着坟冢双飞的蝴蝶。在教室里的一片笑声中，陈学礼解释了这些元素在当地文化中的内涵：去世老人的魂魄在时刻看着儿孙的表现；外公外婆化蝶相会等等。在陈学礼看来，这些影片之所以具有内生动力，是因为它们勾连着当地人的文化认同，而这也是当地人对自己的文化认识和维护的一种方式。
将乡村影像放在学术脉络中再思
在与大家分享了许多生动影像案例以及其中投射的问题后，陈学礼老师将乡村影像放置在学术脉络中进一步展开讨论。他指出，反思民族志、多声道对话等概念都在反思传统民族志中没有当地人的声音，因而要寻求“多声道”“多音位”的表达。他举例和平教授在云南大学少数民族基地中做了“村民日志”（被称为“新实验民族志”）以及用学者与村民的对话形成对村庄文化理解的文本（被称为“对话民族志”）。陈学礼认为，这些文字书写的形式都在强调的多声道，也具有了相当的“开放性”，但如果去审视乡村影像就会发现其可能会呈现更多元的声音，其中包括用本民族语言的表达，事实上这些村民影像提供了另一种可能，非常值得重视。
以此再回到两个“Eyes”的讨论，陈学礼提到“赋权”和“帮扶”，在他看来，“赋权”本身就隐含了一种权力，而事实上可能并不是我们给予了他们什么。因而回到“From our eyes”这个翻译中的“our”究竟是“谁”的追问，就会看到“our”既是村民，也是培训老师以及想共同合作的人，它也代表了共谋、对话、协商、妥协最后形成的结果。
最后，陈学礼又用两个影片的片段向我们呈现了在当地人眼中“自然而然”却令外来人惊叹的事情，比如当地人通过掉落树叶的新鲜程度判断金丝猴在哪？以此提出“陌生化”的概念，他认为通过将自己熟悉的事物放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影片），人们可以重新审视和思考这些事物，并获得新的认识和体验，而作为一个培训老师，他或许可以做的就是跳出来重新提醒当地人关注那些早被“习以为常”的意义与价值。
如何避免将乡村影像做成控制村民的方式？
陈学礼老师说道，自己尤其担心将乡村影像做成控制村民的方式。他在培训村民的过程中不断地反思：你为什么想拍这个？你为什么要这样去拍？你为什么要把这段放在影片里？你为什么要把这个镜头放在这个位置？你还有其他没拍到的么？你拍摄这个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提醒同学们，在制作任何形式的影像时，都应该认真考虑自己的动机和目的，并尽可能地避免对被拍摄者的控制和扭曲。影像制作不应该成为一种工具，用来控制或改变他人的想法和行为，而应该成为一种表达和交流的工具，用来增进人们之间的理解和沟通。
最后，陈学礼老师提出了“陌生化”概念，即通过将自己熟悉的事物放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中，人们得以重新审视和思考事物，并获得新的认识和体验。在乡村影像的制作中，我们需要找到一种平衡点，在尊重在地文化和乡村生活的同时，将其呈现给观众，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和认识乡村影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萧梅：非常精彩！音乐人类学的同学或者中国传统音乐的同学，我们学到的很多理论都是书本上的，但是陈老师今天带给我们的每一个案例的背后可以让我们思考的问题非常多，我们会发现实践的重要意义，同时我们也看到每个人、每个地方对世界的认识和感受多么不同，而这些都需要不断的实践才能捕捉。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让程俏俏老师与陈学礼老师先做一个交流。
程俏俏：陈老师这此讲座给我们带来一种很大的满足感，这种感觉是因为我们有窥视欲。通过讲座我们以看到那么多地方性知识，从我们学者的立场上体会到乡村影像所展现出的地方性知识还有很多我们值得再去深入研究的地方。这些村民们他们在拍摄乡村影像的时候，他们如何把自己的思想意识表达出来？实际上您刚才谈到这种模式是没有办法复制的，也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风格。但是我就在想我们为什么要去复制，也没有必要复制。就像做西服一样，私人定制的更合身。我认同您刚才谈到的：乡村影像它不仅仅只是纪录片。我们经常会说纪录片是一个媒介，但是乡村影像完全超越了媒介的功能。我认为乡村影像是可以成为村民的武器，用乡村影像来保护自己，来诉说自己。
从文涛拍摄的《麻与苗族》片段中，看到文涛入镜头帮助干活。通常对于纪录片或者作为学者来摄的时候，我们以旁观者的状态，不能去帮助。这当中涉及的伦理问题在村民拿起相机来拍摄时，伦理的边界就改变了。这对于乡村影像来讲，与纪录片的伦理结构不一样。那么从您的经验来讲，您觉得对于村民他们应该注意什么或者不应该注意什么？
陈学礼：我的方式是我不会在意我的电影，即在拍摄过程中不过度关注自己的电影，而是随时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即使只能提供一点点帮助。我认为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体现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方式，而在制作纪录片时，制片人也应该考虑进入自己所处的情境，并以自己的声音或影像记录下来。在拍影片的时候，你应该考虑到自己在什么样的情境？和对方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状态？然后以你的声音或者你的影像走到你的电影里面去。
蒋艺轩：陈老师您好，我是音乐人类学方向的学生，我们小组拍摄的是在苏南地区常州的哭丧艺人，想通过影像表达她的音乐人生。我们在拍摄时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跟哭丧艺人交涉好的前提下，由于哭丧艺人没有跟丧主家交涉好，导致我们进入田野拍摄的时候遇到了冲突。对于这个问题，我通过您的影片《音响马散》中看到马散村葬礼的详细记录，老师能够深入捕捉到一个一个场景和画面，我们看完以后觉得好羡慕。通过新华网的报道，我很好奇您在马散村的36天是纯拍摄，还是在这之前已经进行了一个长期的定位调查，或者在当地进行了交往？还有您觉得怎么样才能够算是准备好了，可以开机了？
陈学礼：以北京舞蹈学院王晓莉老师为例，使用档案的方式做记录。对于音乐一样，不要将音乐做成谱子。一定要有声音和影像记录下来，才是活的东西。至少在这个艺人身上，在影像里面是活的。重要的是，不要把它变成文字。所以我觉得是拍好了档案再来做我们的影片，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在马散村拍摄葬礼时，我首先询问能否拍摄，然后去买了条烟送给当地人。这样我能更顺利的进行拍摄。因为我的拍摄方法跟很多人不一样，除了吃饭时间，其他时候基本都不闲着，我总是在一个场景中，并且也只有一台机器一个人。在拍摄过程当中，我是到现场就开机拍摄了。因为在纪录片电影史上有两个人特别厉害，一个人叫路易马登，一个人叫安东尼奥尼，如果有人看过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在河南拍摄的那一片段，他进到那个地方没有做任何前期的沟通，直接开机就拍摄了，其实非常违反我们人类学的田野拍摄方法。我认为安东尼奥尼是做的是影像的，不是做人类学的，所以安东尼奥尼希望能够看到没有做过田野，他们不熟悉他的情况下，就抬起机器来拍他们有什么反应？
刘新星：因为我看到有这么多的村民拍摄的影片，然后他们的主题都不一样，形式也不一样。我想知道这些东西它最终干嘛用？放在哪？你们怎么归类？它怎么存？然后将来有什么用？
陈学礼：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回到我们最后如何来处理这些影片本身和影片背后的素材。这些摄影素材并不是没有用的。我们之所以决定有用，只是因为当初剪片子的时候要按照思路来剪，所以挑选了一部分素材。但剩下的素材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就如何把这些东西保存下来，这里面涉及资金、搭建网络、存储的技术，还有系统等等来支撑它。但这正对乡村影像来说也是一个特别难的问题。目前乡村之眼有一个NAS系统，这个系统可以搭建自己的影像库，你们将来拍的东西都可以搭建自己的影像库。那么你提到说这些影片和这些东西将来有什么用，我觉得真的没什么用。因为跟宇宙的年龄相比我们人类真的太短暂了，但是在未来大家会发现它的重要性。所以在现在能拍就一定要拍！
萧梅：今天的讲座非常充实，由于时间关系，讲座就要结束了，但我们总喜欢说“曲终人不散”，期待未来。谢谢陈学礼老师！谢谢大家！
综述人：鄢杜玖坤、蒋艺轩
编辑：江倩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