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李萍 | 鄂西土家族丧葬仪式研究综述

鄂西土家族丧葬仪式的研究一直以来就是不同学科、众多学者关注的问题。特别是近年来，各个学科的蓬勃发展促进了对此研究对象的全面认识：土家族独特的丧葬形式中所涵盖的丰富的文化内容、民族问题、艺术风格、哲学思考等都纳入了学者的考查范围中，呈现出日益成熟的研究面貌。

对于这一研究对象的学术成果，音乐学界内外都有相关综述：如齐柏平所著博士学位论文《鄂西土家族丧葬仪式音乐的文化研究》之绪论、王璐璐所撰《我国近年来土家族跳丧研究综述》。齐柏平从“土家族社会文化研究”与“土家族音乐文化研究”两个方面回顾了50年间土家族丧葬仪式相关学术研究概况；王璐璐则选取了土家族具有特色的丧葬形式——跳丧作为观察的对象，从有关跳丧的介绍、历史渊源、特点、文化内涵、功能等几个方面概括了近年来有关土家族跳丧的研究成果。

本文成文的原因一方面由于近年来关于土家族文化和土家族仪式的研究逐步增多，涉及到更为广泛的学科范围，其研究成果也体现出更高的学术价值；另一方面，对鄂西土家族丧葬仪式的音乐学研究也呈现出较之以往更为明确的发展趋势，展现了民族音乐学学科发展的成熟样态。故笔者将扩大土家族研究学科范围的视野、关注研究方法在这一研究对象中的应用，并提出自己的一些思考。

关于鄂西土家族丧葬仪式音乐研究，笔者将关注到“非音乐学科”和“音乐学科”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近年来涌现出的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硕博论文。此外，作为一种仪式音乐研究课题，本文也将与鄂西土家族丧葬仪式音乐相关的仪式研究纳入其中，并着重考量置音乐于仪式中研究方法的运用。

（一）土家族文化的研究

齐柏平、黄柏权都曾撰文将土家族研究历程大致划为几个阶段：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的奠基阶段、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曲折发展阶段、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停滞阶段、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复兴阶段、90年代至今的繁荣阶段。关于土家族文化研究的几个阶段本文不再赘述，而是主要关注近年来一些研究成果和趋势。

土家族文化研究力量主要来自于各大科研院校以及各地区的土家族研究协会。致力于土家族研究的院校如中央民族大学、湖北民族学院、中南民族学院、吉首大学、涪陵师范学院（今长江师范学院）和三峡学院、三峡大学、怀化学院等都在当地的土家族文化研究颇有建树，并交流合作、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了土家族研究的发展。湖南、湖北、四川、贵州各地区的土家族研究协会的建立和发展成为土家族研究学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在世纪之交成就了一大批有价值的学术成果。

湖北民族学院出版的《土家族研究丛书》（第一套、第二套）从1999年至2002年期间共出版了16部关于土家族文化研究的专著。[1]这套丛书涉及到文学、历史、经济、政治、考古、音乐、仪式研究、哲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多个方面，从不同角度截取了土家族文化的不同侧面，采用不同的学科方法回答了土家族文化中存在的不同论题。此套丛书中，田万振所著《土家族生死观绝唱——撒尔嗬》从土家族跳丧仪式“撒尔嗬”的文化解读、功能、历史流变等多个方面概述了跳丧仪式的概况，但此论著没有涉及跳丧仪式中音乐方面的内容。

此外相关土家族文化研究的系列丛书还有《土家族问题研究丛书》[2]、《湖北民族文化系列丛书》[3]、《恩施州民族研究丛书》[4]以及《巴土文化丛书》[5]等。这些丛书中有部分涉及到鄂西土家族丧葬音乐文化的内容，但都主要以介绍文化特征为主，没有进行更深入的学术研究。

与上述概论土家族文化的论著相比，更多是具有着系统的研究方法、体现学科特点的学术成果。这些文章从不同学科的不同角度展现着土家族文化的面貌：或从历史和历时的角度考据土家族的民族来源和变迁；或从语言学方法来分析和探讨土家族的文化特质；或用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土家族社会制度与功能等方面的问题。

史学对土家族文化的研究如石应平《土家族源考辨》依据对史料的考证分析，论述了土家族族源的不同来源（1990：83-96）；曾超《巴人尚武精神研究》不同于以往对历史上巴人的称谓、族属、起源、迁徙、政治、民族构成等问题的关注，而关注于解读巴人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2005）；唐仲春《明清至近代土家族宗法制度初探》研究土家族的社会制度（2000）、谭清宣《改土归流后土家族宗族制的儒化》（2009）、段超《改土归流后汉文化在土家族地区的传播及其影响》都探究不同时期土家族的历史制度与文化的变迁（2004：43-47）；杨然《试论土家族的民族认同实践》一文论证了土家族民族认同中理论与实践互相促进、互相影响的关系问题，还特别强调史料的考据与实际文化事项的矛盾和统一。（2005：1-5）

语言学方法在土家族文化研究的运用如：谭志满《文化变迁与语言传承——土家语个案调查研究》“运用文化变迁的基本理论以及文化语言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从不同角度对土家族语言进行个案调查和分析研究，试图理清文化变迁与土家语传承之间的关系。”（2005）

运用社会学的方法来阐释土家族文化如：彭婵《大众传媒对利川市土家族婚丧民俗变迁的影响研究》提出“土家族的婚丧民俗文化随着大众传媒的影响，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发生着民俗文化的变迁与重构。”（2005）俞红《湖北土家族的传统文化认同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湖北省咸丰县唐崖司村为个案》（2007）采用社会学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和归纳湖北土家族的传统文化认同问题。其中，还借鉴了人类学的个案调查、民俗学的比较研究方法等，分别从民族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以及精神文化三个角度具体描述被调查者对土家族传统文化的认同状况。

人类学、民族学对土家族文化的研究，如冯敏《秀山土家族家庭研究》（2006）从文化变迁、性别视角、实践视角三个方面观察土家族家庭制度下实际生活的种种现象；刘伦文撰《母语存留区土家族社会与文化——坡脚土家族社区调查研究》（2005）运用宋蜀华先生提出的“四个结合”的方法将人类学与中国国情结合，用以研究坡脚土家族社区的个案调查。此外，还有宗仕平《土家族传统制度文化研究》（2006）“将历史文献资料及田野调查资料为依据，运用民族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较为系统地对发生于土家族传统社会的制度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这些学术成果体现了各学科对土家族文化的观照，呈现出各学科方法相互吸收、交叉运用的研究趋势。

（二）土家族各信仰仪式的研究

土家族不同的来源、支脉和不同的信仰体系孕育了不同的仪式形式，土家族的仪式研究呈现出较强的地域性特征。土家族的信仰体系，学界普遍认可的说法是：清江流域的土家族地区（土家族分布地域的北部）来源于巴人的一支，自古以来一直是崇奉白虎神禀君“向王天子”；而相对于酉水、澧水流域的土家族地区（土家族分布地域的南部）与清江流域的土家族是同源异支，在原始宗教信仰等意识形态及民俗事象上有着许多相异之处。傩仪、梯玛等仪式的研究所采纳的个案大多都来自湖南、黔东各地；而“跳丧仪式”则是清江流域的鄂西地区的文化特点。

1.傩仪研究

傩文化的研究从上世纪50年代起步，80年代在贵州、湖南、安徽等地发展，至90年代初湖北傩戏研究小组成立标志着湖北地区傩文化研究的发端（驼铃2002：36）[6]。湖北地区的傩仪研究较之贵州、湖南、安徽等地起步稍晚，且傩仪研究的重地仍在贵州、湖南等地，但近20年间对鄂西傩仪的研究也从未间断。

关于鄂西傩仪的研究力量主要来源于湖北民族学院的田世高、朱祥瑞、曹毅等几位学者。90年代，湖北民族学院的一批学者对鄂西土家族傩仪研究见于各种期刊文章之中。近年来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田世高、金俊兰《土家族傩戏研究》（2005），该专著以翔实的实地考察资料为基础，运用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详尽阐述了土家族傩戏的历史、文化、风俗、音乐形态、社会功能等各个方面。除了这部影响较大的专著以外，也有众多学者多次对傩仪活跃的恩施地区进行实地考察，记录并阐释了这种古老的仪式。如黄柏权、葛政委《从仪式到表演：恩施三岔“还傩”仪式的人类学考察》（2005）、陈鹤城《鄂西傩戏考察报告》（2005）等。

2.梯玛巫祀研究

鄂西地区梯玛巫祀研究力量主要来自于湖北民族学院，其中影响较大的是雷翔、谭志满等人对鄂西地区梯玛仪式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如《梯玛探幽》（谭志满2001）、《土家族梯玛文化研究述评》（谭志满2006）、《梯玛仪式与土家族语言文化的传承》（谭志满2007）等文章从文化、历史、信仰、语言等多个方面分析阐述了鄂西土家族梯玛巫祀仪式的文化内涵。再如《梯玛世家———土家族民间宗教信仰的田野报告》（雷翔2007：75-78）、《土家族梯玛“玩菩萨”仪式分析》（雷翔2005b：10-15）等文，都以翔实的实地考察为基础，记述了鄂西地区的梯玛仪式过程，并分析其传承特点以及梯玛家族社区关系等多方面问题。2006年1月出版的雷翔、刘伦文、谭志满《梯玛的世界——土家族民间宗教活态仪式“玩菩萨”实录》（2006），在学者多年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鄂西土家族梯玛仪式的整体过程详尽记录，书写了一部完整的关于鄂西地区土家族梯玛仪式的民族志。

3.还坛神仪式研究

有关鄂西土家族还坛神仪式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湖北民族学院的学者们做了大量的搜集、整理、研究的工作，提出了各种有价值的学术见解。如朱祥贵认为风行于鄂西一代的“还坛神”仪式是傩仪的一种（1995：38-39）；曹毅认为 “还坛神”仪式是早于贵州傩戏的“前傩戏”形态（1995：42-44）。另外还有雷翔教授的专著《鄂西傩文化的奇葩——还坛神》（1999）以及田万振、萧洪恩对“还坛神”的一系列研究成果。

进入新的世纪以后，由于“还坛神”这一古老的仪式在鄂西山区不再兴盛，所以相关研究也逐步减少。

4.跳丧仪式研究

跳丧仪式流行于鄂西土家族清江流域地区，所以学界常常将跳丧仪式作为鄂西土家族丧葬仪式的代表事项。

有关鄂西跳丧仪式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兴盛于20世纪90年代，发展于21世纪。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有大量的关于跳丧仪式的介绍性文章。如田万振《鄂西土家跳丧特点试探》、《鄂西土家跳丧特点》、朱祥贵《土家族“撒尔嗬”源流、内涵及功能探讨》、田发刚、谭笑《鄂西土家族传统文化》等论著。还有一些文章阐述土家族跳丧仪式的历史渊源以及历史变迁，如白晓萍《土家“跳丧”文化本源探微》将历史史料的考据和实地考察的经验相结合，阐述了土家“跳丧”与巴楚文化、宗教信仰、巴人遗风等方面的渊源关系（2001：53-57）；李君珍《土家族跳丧习俗的变迁》（1999：130-132）则论述鄂西土家族跳丧仪式历史变迁的历程……另外围绕对跳丧仪式的文化解读也展开了大量论述，如：田万振《土家族生死观绝唱——撒尔嗬》（1999），余霞《土家人的诙谐:跳“撒尔嗬”——对土家族丧仪之狂欢性的解读》（2001），曹毅《土家族的丧葬习俗及其文化内涵》（1997）以及桑大鹏《论长阳土家族跳丧舞的文化构成》（2001），牟成文《论鄂西土家族“跳丧舞”丧俗的整合功能》（2008），裴亮《鄂西土家族“跳丧舞”的文化解读》（2003），阎颖、田强《传承与裂变：土家族跳丧舞的文化分野》（2007）等。

近年来，关于跳丧仪式的研究逐步转向多学科研究的发展态势：社会学、哲学、宗教学、民族学、音乐学等多个不同学科都共同关注到了跳丧仪式的研究。多学科的参与扩大并加深了跳丧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其间涌现出大量硕博论文反映出这一研究领域学术水平的提高。社会学的研究如唐仲春《土家族丧葬习俗的宗法性探微》（1999）；哲学研究如杜帮云《“撒尔嗬”及其民族伦理意蕴》（2009）；宗教研究如陈红、田强《土家丧俗“撒叶儿嗬”中的生育崇拜》（2009）；民族学研究如宋仕平《土家族传统制度文化研究》（2006）；体育舞蹈学研究如刘珊珊《清江中游土家族“撒叶儿嗬”研究——从原生态到舞蹈教材建设》（2007）、牛丽丽《巴山舞的文化背景及价值研究》（2006）；戏剧戏曲学研究如黎力《否定之否定：长阳土家族“跳丧”仪式的研究》（2008）；文学研究如陈绍皇《清江流域土家族丧葬礼俗及其歌词的文化内涵》（2007）等……这些论著体现了对同一研究对象不同学科的分野，也反映出各学科蓬勃发展的强大动力。

5.其他仪式的研究

对鄂西土家族其他仪式如上梁仪式、年祭、哭嫁等仪式的研究，也有许多学者有所涉猎,如欧阳梦《土家族上梁仪式的狂欢精神：以湖北省宣恩县沙道沟镇老岔口为例》（2006）、刘伦文《土家族民间信仰与年祭仪式》（2007）、雷翔《“佛教道士”的度职仪式:恩施民间宗教信仰活动调查》（2005a）以及有关土家族哭嫁风俗的一系列研究。这些对鄂西土家族不同仪式的研究反映了该地区仪式的多样性，展现了鄂西土家族文化的不同风貌。

音乐学界对鄂西土家族音乐文化的研究历经了近30年的时间。从80年代武汉音乐学院的杨匡民、方妙英等学者的早期研究；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集成》的编撰；90年代初武汉音乐学院的周耘教授对土家跳丧仪式的一系列研究成果；直至2003年，齐柏平的博士论文《鄂西土家族丧葬仪式音乐的文化研究》，整个历程展现了音乐学界在不同历史时期研究方法上的不同取向：从对音乐本体的采集整理记录到音乐文化背景的研究，从对一个音乐事项的考察到研究范围、时间跨度、地域范围等方面的不断扩大。近年来，将音乐置于文化背景中研究的取向已经成为学者的共识，这种取向在1999年余咏宇博士论文《土家族哭嫁歌之音乐特征与社会涵义》中已经完整地体现，作者将土家族哭嫁歌的音乐特征和社会涵义作为土家族哭嫁歌的研究目的，广泛涉及到哭嫁歌的演唱形式、唱腔、歌词、音乐特点、传承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土家族社会结构与分层、社会变迁、两性文化等多方面内容。同时，将音乐置于信仰仪式中进行研究也为我们全面了解和探究丧葬仪式音乐打开了眼界。

关于土家族仪式音乐的研究，湖南、贵州等地研究成果的数量要多于湖北地区，他们的研究给鄂西土家族仪式研究提供了参考和借鉴。如邓钧《土家族傩坛信仰及其仪式音乐研究》以黔东土家族的傩坛信仰音乐为考察个案，概括了土家族傩坛信仰音乐的文化背景和音乐特征（2003）；刘嵘《土家族梯玛巫祀仪式音乐研究——以家祭仪式“还土王愿”为例》（2009：17-23）以梯玛所主持的家祭仪式还土王愿为视点，详细记录了整个仪式过程和音声面貌，并分析了仪式过程与音乐结构的关系；还有熊晓辉《土家族民族歌乐凛歌与梯玛的比较研究》（2003）与《土家族傩戏唱腔结构形式研究》（2006）、王荣芳《论湘西傩堂戏音乐的风格特征》（2004）、赵书峰《巫、傩民间祭祀文化的聚合体——湘西土家族梯玛信仰“集成”式描述及其仪式音声环境分析》（2007）等论著。这些文章或从音乐的本体出发探讨仪式音乐的特征和各种音乐形态之间的关系，或将音乐置于文化背景之中讨论音乐与宗教信仰仪式之间的联系。

进一步聚焦到近年来鄂西土家族丧葬仪式音乐的相关研究，也可以将其大致分为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音乐本体研究

土家族音乐本体研究包括土家族器乐研究和声乐研究两大部分。鄂西土家族器乐研究主要集中于土家族“打溜子”、“打花鼓”、“三棒鼓”等乐种的研究中。如：田世高《土家族的打喜花鼓》（2000）、王跃辉《论土家族“打挤拔” 的音乐特征》（2002）、齐柏平《鄂西土家族三棒鼓的考察研究》（2002）等。鄂西土家族声乐研究主要集中在武汉音乐学院的杨匡民、方妙英、李万进、周友金、史新民等一批学者的研究中：如杨匡民《荆巴古宝及土家溯源》（1990）、赵翔《土汉音乐混融区的民歌形态特征》（1995）、李万进《鄂西高腔山歌演唱技巧研究》（1997）、周友金《鄂西高腔山歌演唱风格初探》（1997）、史新民《叫啸以兴哀——鄂西高腔山歌巡礼》（1997）、蒲亨强《土家族“土语民歌”述略》（1986）等。

具体来说鄂西土家族丧葬仪式的相关音乐本体研究又包括音乐的表演形式、唱腔、音调特征、节拍节奏、曲式结构、乐器、乐队组织形式等内容。如白晓萍《鄂西跳丧歌调中的古楚音“流徵”》（2007）分析探讨了鄂西跳丧歌调中徵音的独特运用；齐柏平《鄂西土家族三棒鼓的考察研究》（2002）研究了鄂西土家丧葬中常用的花鼓土家族三棒鼓的种类、来源、音乐本体特征、功能和运用等多个方面。在齐柏平的另一篇文章《鄂西土家族丧葬法事锣鼓乐的结构分析》中，他将鄂西土家族丧葬仪式中的锣鼓乐曲式分为单牌体与联牌体两种，并着重分析了单牌体的结构；张汉卿《尸说——兼论巴东“撒叶儿嚯”第五拍是重拍》论述了鄂西土家族丧葬仪式中的节拍问题；孟宪辉《鄂西土家族传统音乐及分类》将鄂西土家族的传统音乐分为民间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三大类。文中将跳丧音乐分为民间音乐一类，体现了作者将跳丧中的音乐作为一个独立的音乐事项来看待的视角。在他另一篇文章中《土家族汉语民歌音乐特色研究》，也体现了这种分类观点。此外，还有一部分音乐史学类的文章：如石峥嵘《竹枝歌的音乐人类学研究——土家族古代音乐史研究》一文从古代文献的梳理中找到古代巴人所唱竹枝歌与当今土家族民歌的联系，并从当今土家族民间流传的民歌歌词与旋律中找到实证。

此外，还有部分相关土家族音乐本体的研究散见于各地区编辑的“民间集成”以及“论文集”中。

（二）将音乐置于信仰仪式中的研究

关于鄂西土家族丧葬仪式的研究，齐柏平《鄂西土家族丧葬仪式音乐的文化研究》是一篇将音乐置于仪式中进行研究的具有代表性的论著。该文以鄂西来凤县、宣恩县两地的丧葬仪式为考察对象，较全面地研究了鄂西土家族丧葬仪式的历史、习俗、程序、音乐本体等方面的内容，并分析了鄂西土家族丧葬仪式与古代荆楚丧葬文化、汉族丧葬文化之间的联系。并在研究之后分析了鄂西土家族“丧”和“葬”之间的关系，总结出“仪式模式”、“声音模式”、“信仰模式”、“行为模式”、“分布模式”的研究方法。

该文以鄂西土家族音乐文化的角度研究丧葬音乐，扩大了对学界对“跳丧”这一鄂西地区特有的丧葬现象的研究范围和视野。这部专著成为此类研究的重要著作，为后来从事该地区仪式研究的学者开拓了道路。

鄂西土家族丧葬音乐研究经历了一个研究对象和方法不断调整的过程：从早期将跳丧作为民间民俗音乐的采集和记录以及对音乐本体特征的分析和概述，到其后对地域历史文化等研究内容的扩大，以至于近年来民族音乐学“置音乐于文化中研究”的趋势。同时，鄂西土家族丧葬仪式存在着许多非常复杂而特殊的问题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思考下去。

（一）鄂西土家族丧葬仪式复杂多样的形式

鄂西土家族的丧葬仪式与其他湘、川、黔地区的土家族丧葬仪式因信仰体系的不同而呈现出明显的分别[7]，学界对此问题已经基本形成共识。但是关于鄂西土家族内部的信仰体系与丧葬仪式的比较研究却为数不多。鄂西境内的土家族丧葬仪式形式多样、情况复杂，仍有许多领域尚未涉猎。

据笔者2007年7月在湖北巴东县实地考察时了解到：虽然巴东是鄂西“跳丧”仪式的主要流行地，但巴东也有“江北不跳（丧），江南跳（丧）”的习俗。2009年8月笔者在湖北省五峰县实地考察时了解到，五峰县境内土家族也有着多样的丧葬仪式：如湖北五峰县城以西采花乡境内多是“跳丧”仪式；五峰县城以东的仁和坪地区的丧葬仪式没有“跳丧”、“坐丧”等土家族的传统习俗，而是以具有汉族特色的“道教法事”、“绕棺游所”加之土家族器乐“打溜子”等内容组成；五峰县城之西南湾潭镇境内则盛行“局内人”称之为“佛教”仪式的丧葬仪式……

这些复杂的丧葬仪式现象，使人不禁产生许多疑问：形成鄂西土家族地区复杂的丧葬仪式的原因是什么？不同的丧葬仪式是否也体现着土家族受汉族影响的不同程度？对于鄂西土家族这个汉化程度很深的群体，哪些丧葬仪式的内容是土家族独特的特征？哪些特征又是汉化或现代化变迁的结果？或研究对象本身就是具有着汉族的文化属性，而实质是汉族“土家化”的表现？

要回答这些问题可能并非易事，土家族民族认同的问题早在上世纪50年代鄂西土家族自治区建立之始就是众说纷纭的问题。直至今日，土家族与汉族的渊源和联系已经无从决然分离，连土家族人自己也无法把握自身的民族认同。对此，笔者想摘录一段在鄂西“跳丧”仪式流行地区五峰县采花乡红渔坪村石板沟2009年8月的一次访谈对话来说明。笔者问：“您是哪个民族？”村民答：“我们（指村民们）都是土家族。”笔者问：“您会说土家族的语言吗？”村民答：“不会说。”笔者：“您平时会穿着土家族的服饰吗？”村民：“不会，我们穿的都（跟汉族）差不多。”笔者：“那您见过土家族平时着装吗？”村民（笑）：“呵呵，我爷爷都没见过咧。”笔者：“那您土家族跟我们汉族有什么不同呢？”村民：“不知道呢。”（有的村民答：“都一样。”）

虽说土家人自己都无法说清自己的特征，但他们却会在不同的仪式中表达他们特殊的文化语言。仪式是土家人表达自己潜意识中存在的宇宙观和价值观的方式，也是我们局外人认知土家族文化的重要媒介。鄂西土家族地区为何有着这么多不同的丧葬仪式？其中包含的内涵和层次又是怎样的？回答这些问题，必须通过多层面的比较研究。正如内特尔所强调的那样：在处理不同文化间的音乐时比较研究的方法不可或缺。笔者认为：对鄂西土家族丧葬仪式的深入研究，不仅要研究诸多“跳丧”仪式的个案，还应进行更广泛的调查和比较。不仅要将鄂西土家族与汉族的丧葬仪式进行比较，而且应对同一地区的不同丧葬仪式进行比较研究。

（二）“局内”、“局外”的不同层面

“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局内人”和“局外人”）身份对立往往将我们置于“客位”还是“主位”的窘境，研究者的概念往往也跟研究对象对自我的认识存在着差异。上述笔者与村民的对话不仅可以反映土家人对自身民族认同的困惑，也使我们感到一种局内、局外观的矛盾：笔者正用自己所认为的语言、服饰等文化特征来代表一个民族的属性，而村民却无法用他者的概念说出自己的文化特征。

这种“局内”“局外”观的差异随处可见：比如五峰县境内湾潭镇在生活习惯和语言习惯上被认为是当地最赋予土家族传统特色的地区。但被学界认为是土家族丧葬特色的“跳丧”仪式在该地区并不流行，而是盛行被执仪者所称的“佛教仪式”。对此丧葬仪式也存在不同的认知：执仪者认为是“佛教”仪式；参与该仪式的文化工作者认为是“道教”仪式；而对于研究者而言，必要经过细致的分析和论证后才能做出自己的解释。被研究者、参与者、研究者——局内、局外的关系也有深浅不同层次。

在研究中，局内局外的矛盾往往给我们带来了困惑，同时这种矛盾也能带来许多启发。

如果仅仅以研究者的局外身份判定，则有可能疏漏很多有价值的内容。同时“局内人”观点的缺失，也会让研究陷入一种用研究者的“思想”去研究对象的“行为”的单向的思维定式之中。那么，我们对研究对象的描述可否也应该体现出不同层面的局内、局外观的认知？这是一个在音乐学界长话长新的问题，仍然需要我们在研究实践中进一步地体现。

（三）信仰与仪式的关系问题

土家族人的民族信仰、文化属性十分复杂。研究者却能从分析研究对象的“思想—行为”入手，了解音乐的本质——这点已成为仪式音乐研究的共识。研究仪式与信仰的关系则显得尤为重要：鄂西土家族丧葬仪式背后信仰体系是如何的？这些信仰体系是否有着不同的层次？信仰与仪式的关系又是怎样的？但比较遗憾的是，许多关于鄂西土家族丧葬仪式的研究并没有详细探究“跳丧”仪式背后的信仰体系和文化属性问题，而是笼统概述土家族的多神信仰，普遍缺乏对个案所在地区详细的信仰体系的分析。

如果把鄂西土家族相关的所有信仰都平面的排列开来也许并不困难，但我们的难题却在于：如何分层次的讨论相关仪式信仰？如何阐释信仰与仪式的关系，如何描述“思想—行为”这一体的两面？正如贝尔·凯瑟琳对信仰与仪式的关系总结的那样：“仪式首要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一个通过多种二分法的方法来分析的不连续的对象。这种二分法类同于思想之于行为：仪式随后巧妙地成为一个恰当的手段。通过仪式这种手段，二分的两者（思想、行为）重构在一起，并缺一不可……思想与行为之下的二分法继续推动着一个近似的体系，这个体系有着几个二分的层面，包括仪式的观察者和仪式的表演者的关系……”

在研究中对信仰与仪式关系进行深层次的描述，远比泛论相关信仰、如实描述仪式过程要复杂得多。另一方面，在诸多土家族丧葬仪式的研究中仅仅讨论道教、佛教、巫、傩等信仰在土家族丧葬仪式中物化的结果（包括法师程序、唱词内容、神像摆放、音乐本体等内容）仍然会使我们不能完全的满意。这些描述反映出研究者作为局外人所看到的诸多事项，使我们了解了仪式在物质空间发生的诸多事件。但是，对于不同层面的信仰受众和不同程度参与仪式人群的思维空间却有所忽略，或者无法将其与相关事项联系、准确地表达。

（四）“音声”及“音声”的功能

近年来在土家族丧葬仪式研究中学者们大都提到了“音声”的概念，但在研究内容上，研究的主体仍然是“音乐”而不是“音声”，这种错误地理解“音声”概念的做法也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在方法论上，曹本冶教授提出：“从宏观的角度来看，“音声”的概念应该包括一切仪式行为中听得到的和听不到的音声，其中包括一般意义上的‘音乐’。”萧梅教授也在此基础上对“音声”的概念做出了进一步的延伸，她将“听不到的音声”分为“可感知的音声”和“不可感知的音声”两种。“音声”的概念调和了作为“局外人”的仪式观察者和作为“局内人”的执仪者和参与者对“音乐”所持有不同概念的矛盾，同时将“音声”覆盖于整个仪式境域之中，打破语言与音乐两者之间的分界，将仪式中所有的“器声、人声、默声” 等形成一个连续的整体来考察。所以，在鄂西土家族丧葬仪式的研究中对“音声”的现象和功能的探讨不应仅限于“音乐”，而应覆盖到“音声”的全部内容，才使我们看到研究对象的表象和表意的全部含义，而进一步呈现出更为全面的面貌。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音声功能”的问题。不少学者在分析音乐的功能时，常常长篇累牍地描述仪式的社会功能、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等。用“仪式的功能”代替“音声的功能”，而不谈“音声”的各个要素在仪式中所起的作用。

笔者认为：“仪式”的功能与“音声”的功能应该是是两个层面的问题。整个仪式所具备的功能是我们研究仪式音乐的外围层面：语言特点、地理生态环境、社会结构、宗教信仰包括音乐风格特点等共同组成了整个仪式所具有的某些功能。从外围层面的仪式功能来概括仪式音声的功能，只能从文化外围的现象来看仪式音乐，而缺乏对仪式音乐的核心层面的探讨。而作为研究音乐学的学者，我们关心的核心问题是：仪式“音声”的各个要素是如何对仪式过程发生着作用的？“音声”在仪式中的功能是什么？仪式的“音声”是如何体现和表达人们的“宇宙观”？——我们只有观察并阐述仪式中“音声”在仪式中所起的作用，才能了解研究对象如何用这些音声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传达仪式的神圣性。也只有阐释“音声”的功能、使用的环境和在仪式程序中的地位，才能阐明“音乐”如何结构和编织隐含其中的文化符号的过程。正因如此，能够去解读“音声”的价值也许正是音乐学者存在的价值所在。

本文从近年来各个不同学科对土家族文化、土家族仪式研究入手，再进一步观察到近年来音乐学界对鄂西土家族丧葬仪式音乐的研究现状，提出了几点自己的思考。从非音乐学学科对土家族文化和仪式的研究来看，这些学科在面对音乐文化时往往是从文化的外围因素去阐释和理解音乐。这些外围因素包括：宗教信仰、社会构成、历史源流等方面的内容。而音乐学学科对鄂西土家族丧葬音乐的研究则是从音乐本体的采集记录收集开始，再扩大到对音乐文化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学科方法论的调整过程。同时，鄂西土家族丧葬仪式存在着较为复杂的状况，其中还存在着一些尚未涉及的方面值得探讨。笔者就研究中的这些问题做出了自己的一些思考。

总之，近年来仪式音乐的研究已经逐步形成了一套完备的体系，为调和“局内”、“局外”的矛盾，解读“思想”与“行为”的关系、阐释复杂的文化现象提供了行之有效方法。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仪式音乐的研究方法运用于鄂西土家族丧葬仪式音乐的研究之中必将经过不断的调适和发展。随着研究对象不断的变化以及研究者思想的变化，关于这些论题的探讨必将随着音乐学界的广大学者对研究对象的再研究而不断地深入下去。

总策划：萧梅

文字：李萍

校对：林艺婷

编辑：张毅、林艺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