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晋豫琵琶行
陕甘晋豫琵琶行[1]
陕北地处黄土高原腹地,东临黄河与晋西相望,是华北地区的最西边缘,北部与内蒙古高原接壤,西面是以宁夏和甘肃为主的中国西北干旱区,南部曾经是中国的政治核心区古都长安的所在地。
陕北历史上处于“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的文化边缘之地,历史上的陕北随着政权更迭、贸易交流,各个民族文化在此汇融、聚集、碰撞、沉积。虽然现今主要为汉、回两大民族聚居此处,但从先秦时期开始陕北各族已融入华夏,从最早的文献《周易·既济》:“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的记载及大量的历史文物出土可见一斑;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陕北以匈奴为主的北方诸族及其汉化;隋唐五代陕北的突厥、铁勒、稽胡及吐谷浑、党项诸族的徙入及初步汉化;宋时陕北吐谷浑、党项、女真等族及其汉化;元明时期陕北汉、蒙古等族的关系及回族的形成;到清代陕北民族分布格局的最终形成。[2]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曾指出:“被征服民族的文化借字残留在征服者的语言里,大部分是地名。”陕北现今的地名中,保留了大量的文化遗迹。陕北榆林西汉(公元前140—87年),榆林古城设“龟兹县”。龟兹县虽不复存,但被考古学界所重视。而陕北人把吹唢呐叫做龟(gui)兹,表示一种对乐户的歧视心理。洛川县上乞佛、下乞佛村(“乞佛”为历史鲜卑族姓氏)、延长县罗子山乡呼延村(呼延:匈奴姓)、富县羊泉乡曲(屈)男村(西羌部族)。延安、延长、延川的某些地名就与“稽胡族”有关。《太平寰宇记》载:“魏置文安县,以稽胡为淳,取‘文德以来安’之义。宜川县有库涡川、延安的库利川、延长有渭牙川,便是以匈奴语库涡、库利、渭牙,加汉语通名“川”命名的。从现今的陕北人群姓氏,如白、阿、折、黑、呼等,也可看到陕北过去汉胡杂居的痕迹。[3]
周吉《关于古丝路音乐研究工作的几点思考》中说到:“在我国西北、东南汉民族区域中可见到古丝绸路音乐的历史残余……西北地区本来就应当被包括在‘古代丝绸之路’的地域范围之内,其中心西安乃唐代故都,又是丝路东端的起点,西域音乐东渐最重要的中转大站,战乱等历史变迁必然会使盛极一时的隋唐大曲‘下沉’到这里的民间。”[4]
琵琶好像一头牛,书匠背上串世头。东头收了吃东头,西头吃了吃西头。东西南北都不收,琵琶饿成空壳篓。在陕北艺人口中,琵琶是他们走街串户的工具。书匠“串世头”这一行为,充满着各区域之间信息流动与沟通的意味。陕北历史地理复杂的面貌也使得笔者从外围的视角观照这“生在深山,长在山崖”陕北琵琶,将其与陕北周边地区的抱弹土琵琶说唱进行对比,探讨这些琵琶之间存在的联系与共性,在文化的交互往来关系中,认识陕北琵琶在当地历史人文的地位与意义。因为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人类是在相互的关系中而不是孤立的营造他们各自的文化的”。[5]
第一节 陕北琵琶的多样形制
一、琵琶多样的外型
琵琶是说书最重要的乐器,其形制一般是曲项、四弦、四相九品,由于老琵琶均为当地木匠手工制作,因此即使是同一地方,每把琵琶的外貌却不尽相同。在目前笔者所见到的10余把琵琶中,笔者根据乐器外型总结了几种典型的琵琶样式。
在分类上,笔者主要根据琵琶共鸣音箱、琴颈、共鸣箱体和琴颈的关系作为分类形制结构的依据,共鸣箱称为“腹”,以其形命名,对应变化的量变关系主要有:宽、窄、长、短。

表1:琵琶外型分类表
1、 鸭腹式琵琶

图1:乔仰文的琵琶

图2:李有志的琵琶
子洲地区遗存的两把老琵琶(一把有60余年,另一把则有100多年历史),曲项、羊肠弦制、琴体呈现鸭腹形状,与《纵横琵琶》对伊朗琵琶的描述是十分相似的:“曲项琵琶琴身呈半梨形,颈部呈直角弯曲(其流传过程中弯曲角度及线条各有变异),中古波斯语为bar-but,新波斯语读为巴尔巴特(barbat), 是伊朗民族特有的乐器。bar是一个介词,意为‘基于……’,but或bat是一种水鸭。也就是说这种乐器因其形似水鸭而得名。又因古时候此种乐器的琴弦是用羊肠衣(rude)制成故又称之为鲁德(rud)琴。”此则并不是要追溯陕北琵琶与伊朗琵琶的渊源关系,而是例出两者之间的共性来进行参考。
鸭腹式琵琶琴身从第二相处开始向外扩展,通体基本保持同宽度。
2、长颈宽腹式琵琶

图3:白福荣的琵琶

图4:刘忠元的琵琶
长颈宽腹式琵琶主要流传在延长地区,其显著的特点是,四相与山口宽度基本相同,共鸣箱从第一品或第二品开始向两边逐渐外扩,至琵琶“复手”底端,音箱呈对称的椭圆形状。在弦轴尾端或有如图4的“蝎尾”(勾状)装饰物。
3、长颈窄腹式

图5:李彩平的琵琶
延长艺人李彩平的琵琶从外型上看跟典型的长颈琵琶不同,琴身宽度外扩程度不如宽腹式琵琶明显。但从第二品处,琴身开始向外扩的特点跟典型的长颈宽腹式琵琶是一样的。与其他样式比较而言,长颈式琵琶的相位清晰,容易辨认。琵琶本为“四相九品”,为了制造某些音响效果,李师傅往下多加三品。
4、窄体梨形共鸣箱——短颈

图6:邱满囤的琵琶

图7:乔仰文的琵琶

图8:张成祥的老琵琶
与鸭腹式琵琶稍有不同,窄体梨形琵琶的共鸣箱从山口处或第1品开始逐渐扩张,琴颈与共鸣箱的距离非常之短。在子洲和延川两地有相似的琵琶,但延川的琵琶弦轴末尾无“佛牌”[6],这把琵琶(图8)是延川艺人张成祥的师傅白志亮所传。图7的这把琵琶是子洲艺人乔仰文根据图1的老式琵琶新制作的,但这把琵琶的共鸣箱不同于传统“鸭腹式”,而是梨形共鸣箱。
5、宽体梨形共鸣箱——短颈
延川张成祥自己制作的琵琶也比较有特点。琵琶音箱整体宽大,山口处比一般琵琶都要宽。并且琵琶的两根老弦和两根子弦距离分隔明显。他自制的几把琵琶都秉承宽体样式。

图9:张成祥自己制作的琵琶
二、琵琶多样的弦制材料
根据弦制材料的不同,陕北说书琵琶可分软弦琵琶和硬弦琵琶两种风格。软、硬的区分是艺人弹奏琵琶时,手指按弦用力大小的感官程度。在至今遗存的琵琶中,笔者目前发现了皮弦、羊肠弦、丝弦、塑料弦(“玻璃弦”或“钓鱼弦”)、钢弦这5种弦制。民间艺人往往就地取材,用弦材料的多样性,源于陕北杂糅的生态文化背景。
陕北琵琶最传统的用弦为皮弦和羊肠弦,软弦琵琶一般为羊肠、猪肠所制,弹起来具有较大的伸缩性;硬弦琵琶也称为“牛筋琵琶”,由牛皮、羊皮制作。皮弦与羊肠弦的使用与陕北游牧生活方式相关。其他游牧民族的弹拨乐器如哈萨克族冬不拉、柯尔克孜族考姆兹传统弦制皆为羊肠,以适应快速拨弦。陕北琵琶书持拨复音扫弹演奏,其速度节奏也都是比较快的。这或许可理解为“马上之乐”的表演风格。
中国传统乐器用丝弦的历史悠久,周代的“八音”金、石、土、木、丝、革、匏、竹乐器制作材料分类法可见丝制材料的发展成熟。中原正声,此乃农耕文明的产物。但陕北琵琶何时使用丝弦并不得知。当地并无养蚕、制丝的传统,仅从艺人口中得知,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陕北可购买到丝弦。
根据2015年延安曲艺馆的陕北说书区域分布图[7],褐色为软弦琵琶分布区域,黄色为硬弦琵琶分布区域。比较有意思的是,不同于硬弦琵琶仅在延长县一地流传,软弦琵琶流传于子洲、绥德、清涧、子长、延川这几地交界处,并呈狭长条状分布。

图10:陕北软、硬弦琵琶分布图
同时,延长的硬弦琵琶仅用牛皮弦,软弦琵琶除牛皮弦外,可用上述提到的各种材料。这或许与不同地方人的性格有关。陕北当地对这两种琵琶的使用有不同看法,有着自己的认同。在文化背景杂糅的陕北,从艺人对两种弦制的使用反馈来看,明显存在地区差异。其他地方的艺人对延长硬弦琵琶有所评价:“哎,延长的人楞着了,琵琶拿弓弦的上上,弹都弹不了了。他用的这个弓弦粗,用劲大,再用羊肠弦一下就断了。”“他那个弓弦怎么能弹得动”。延长艺人则认为:“我们这牛筋弦才是正宗的琵琶声”。琴弦材料的不同,不仅反映了当地人对音色的偏好,也直接影响了最终的音乐效果。
子洲艺人郭凤高给笔者讲述了一个故事:子洲曾有一位三弦艺人李有民,跟随琵琶艺人窦树成学习双音调。而窦的琵琶是牛皮弦,并不是子洲传统的羊肠弦。窦因其硬弦琵琶在子洲传不开,便传去了延川一带,延川硬弦琵琶是窦树成传下的。[8]郭凤高之前是一位琵琶书艺人,后来转成三弦书,他认为软弦琵琶弹起来更为舒适,不费力气。羊肠弦按弦的时候具有伸缩性,而硬弦没有。硬弦琵琶琴弦难按,在演奏时,如果调定高了嗓门不好调节,而现在硬弦琵琶存留较多是为了提高嗓门。
根据郭师傅讲述的故事,硬弦琵琶为何在子洲传不下来?陕北琵琶书为什么会形成软、硬弦琵琶这两种区分?音乐首先与语言有密切联系。在语言划分上,陕北行政区榆林市、延安市的19个县市为晋语区,其中分五台片、吕梁片、大包片、志延片。软弦琵琶流行地子洲为五台片,硬弦琵琶流传地延长、延川属志延片。这仅在语言的使用上体现两地的区别。存在差异,但由于资料有限,更多的原因需要时间进一步查证。
艺人曾经试过对琵琶进行改造。一种方式是将陕北琵琶的牛皮弦更换成钢弦;另一做法是在现代琵琶上,调成陕北琵琶的定弦,并把多余的品去掉。但根据艺人反映,换成钢弦效果并不好。土琵琶越靠近山口处,琵琶品与琴弦的距离越远,且品厚,用钢弦按弦易割手。而在现代琵琶上试验,钢弦用拨子扫弹发出的噪音影响听觉。
根据陕北琵琶不同弦材,反映了不同文化交互的生态。

表2:弦材体现的多样文化
通过结合琵琶的外型、弦制材料,子洲地区的琵琶一般为软弦、鸭腹式;延长的琵琶为为硬弦、长颈宽腹式,两者呈现了截然不同的特点。延川地区仅存的一位琵琶书艺人,他则混合使用:两根子弦用塑料软弦,两根老弦则用羊皮硬弦。软弦和硬弦琵琶不仅只在外型、琴弦材料上有所差异,两地艺人对琵琶部位的称呼亦有所不同。在陕北,人们把琵琶称作“蝎子”,延长县的艺人称呼琵琶山口到弦轴处一块为“蝎尾”,甚至在弦轴末尾还有模仿蝎子尾巴的“蝎子勾”(图4);子洲一带把弦轴处后端立起的部位称作“佛牌”(图6、图7),琵琶拴弦处为“佛手”,与现代琵琶的“覆手”功能一致。此为,在统一陕北琵琶称呼下,根据地区不同,琵琶自身呈现的多样性特征。
第二节 周围邻省说书琵琶形制
及对“复音定弦”的探讨
前人研究中,陕北琵琶的曲项形制、皮弦材制引导学者追溯其历史渊源,也在于强调它“原生态”的珍贵与价值。文化一直是流动发展着的,今天的陕北琵琶书肯定是历史阶段的产物。历史维度的梳理是必要的,而从共时的田野作业中,跳出陕北琵琶书,从外围来观察陕北琵琶书可以帮助笔者更好的理解其体现出的种种现象。它的形制是特例还是与其他艺术品种之间存在联系或者影响。
在行政区域划分上,陕西省与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省、四川省、重庆市、湖北省、河南省、山西省8地相邻。因此,笔者查阅了陕北周围邻省8地的《中国曲艺音乐集成》,笔者以这8地的中国曲艺音乐集成为基础,查阅是否存有土琵琶伴奏的说唱音乐品种。经检索,甘肃文县、康县两地,山西汾西,河南存有土琵琶说唱,但汾西琵琶书于20世纪80年代已消亡[9],河南琵琶词的土琵琶亦不复存在。虽然这些地方的主流文化特征不同,但从共时的田野作业中也给笔者带来了一些新的启发。在陕北琵琶书流行的延长、子洲、延川主要受山西、河南两地影响,文化交流更为密切。

图11:陕、甘、晋三省交界图
在文献资料基础上,笔者2017年7月于甘肃文县、康县;山西汾西进行田野考察。
琵琶作为琵琶说唱中最主要的伴奏乐器,因此笔者从乐器入手,从形制、定弦两方面比较其与陕北琵琶的异同。
一、甘肃文县与康县琵琶弹唱中的琵琶
文县土琵琶弹唱流传于陇南地区的白马藏族和汉族中。所唱内容丰富多样,有历史故事、传说、神话、寓言等,凡能编词唱,以土琵琶伴奏的都能纳入其中,较多曲子以分节歌的结构展现。在婚丧嫁娶、农闲时期、过节守岁对应相应的情绪内容均可演奏。文县土琵琶弹唱在表演形式在有男女腔之分,或者男生帮腔。文县现今的琵琶形制和音高都逐渐统一,方便人们合奏、弹唱。甘肃文县、康县两地属于同一文化圈,琵琶形制也大同小异。从2015年开始,由文县文化馆组织一年一度的土琵琶弹唱比赛,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激发了民间组织琵琶弹唱队的热情,2017年共有31支琵琶队参赛。[10]
2015年8月2日,文县文化体育局主办“规模最大的土琵琶弹唱活动——千人土琵琶弹唱活动”,共1036名土琵琶爱好者弹唱的“采花”、“十二花”等曲目获得上海世界基尼斯之最的认证。由此可见,虽然琵琶外貌有所不同,但其在音乐上是统一的。笔者的调查主要以城关镇宏扬琵琶弹唱队为主。队员大概有25人左右。每天晚饭后队员开始陆陆续续的来到江南公园开展文艺活动,每次人数并不固定,但不论来多少人,都可以加入到队伍中来“合乐”。使用乐器有琵琶、梆子、碟子。乐队组成人员身份多样,以中老年人为主,因着对琵琶弹唱的共同爱好而加入到队伍中。
笔者通过对文县“宏扬琵琶弹唱队”的采访和观察发现乐队中的分工是非常明显的。琵琶队一般由女性担任声乐的部分,而男性主要弹奏琵琶;有时男女对唱,或男性担任合声帮腔,这与歌曲表达的内容及形式相关。与陕北琵琶书艺人自弹自唱的性质不同,乐队更多享受弹琴唱歌带给表演者之间合作的乐趣。当单独的个体向笔者演示时,情绪没有合作时高涨。如果是一个人弹唱文县琵琶,在弹唱的进行过程,往往发现弹与唱不能较好结合的情况。
文县琵琶小巧精致,一般用椿木、椴木制作,弦轴与山口处为直颈,琴头有梅花、如意、“丞相帽”等花样。琵琶全长85—90公分,三根琴弦,三弦定二音,两根母弦(内弦),又称“昂弦”;一根子弦(外弦),定音sol 、re。琴弦弦均为钢丝弦,钢弦普及前,主要是丝弦。用拨子演奏。琵琶无相,一共八品,上四品长且品距宽,下四品短且品距窄,而下面的4个短品主要是子弦取音。[11]琵琶音箱前后平整,不呈半瓢型,厚约5公分。面板处有琴码支撑琴弦,音窗为贯钱形(象征财源滚滚)和梅花形。
康县琵琶外型与文县琵琶差不多。尺寸略长,全长约100公分。木材一般为华楸木,弦轴与山口处为直颈,琴头处称为“护板”。四根钢丝弦,四弦定二音,两根母弦,两根子弦,定弦re、sol。同样使用拨子演奏,琵琶无相,7个品长短相同。琵琶音箱成半瓢型。
从演奏的整体效果讲,文县与康县地方风格相同,而存在个人风格的差别。文县琵琶以弹唱队的形式展现,乐队要进行合奏,因此进行了改良,音域和音高逐渐固定和统一。而康县的民间主体性较强。

图12:文县琵琶弦制图

图13:康县琵琶弦制图
二、汾西琵琶书琵琶
《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山西卷)介绍了其基本表演形式:艺人弹琵琶弦自唱,弹琵琶的右手背上带以小竹板击小镲。唱腔称为“二性板”,唱词是两句体和四句体。民间凡有生日、满月、庆寿、婚嫁等喜事会请艺人前往说唱助兴。活动场所多为家庭院落。[1]汾西县文化馆编《汾西民歌民乐曲汇集》[2]中“汾西地方书简介”一节提到:从曲调和使用乐器上可分为琵琶书和三弦书。琵琶书从语言和曲调上考究是汾西的地方书。表演时,怀抱琵琶,左小腿踏着摔子控制节奏,右腿膝上方系着一扇小镲,右手食指和小指上挂着小竹板。无名指和小指间夹着小木棒锤,敲击小镲。食指和大拇指捏着拨琴拨子,随拨琴动作,摇动小板,木小锤敲击小锤。一般唱时不奏,只用摔子打击节奏,过门全奏。艺人主要是盲人,旧社会人要是双目失明,生活便无法维持,为求活路,只好说书卖唱,因而说书便成了盲人的主要职业。在旧社会人们以说书敬神,全县绝大多数人家每年都要说一堂书。
汾西琵琶书于20世纪80年代已经失传,笔者对当年调查过汾西琵琶书的前任县文化馆老馆长武煌林老师进行采访,从而得知,汾西琵琶是扫弹演奏,取音时,一般用到第三根弦,里弦很少用。山西卷曲艺音乐集成介绍了两位汾西弦子书艺人:水德云(1917—1996)和孟记龙(1941— )。介绍统称他们是汾西弦子书盲艺人,并未细致说明艺人使用的是琵琶还是三弦。在《汾西民歌民乐曲汇集》汾西琴书部分由武煌林记谱的琵琶书曲谱,正是由水德云表演[14]。因此,可推断,水德云为琵琶书艺人。学者杜保光据20世纪80年代山西省音乐舞蹈研究所的录音记谱琵琶书器乐曲牌有《扁廷扛长工》、《四宝子停住》、《送情郎》,唱段《马前泼水》。集成的记谱主要注重旋律,而关于琵琶的演奏法、和音效果在乐谱上没有体现。
以下为《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山西卷)中汾西土琵琶图片:

图14:汾西琵琶图
从图片来看,琵琶为4根弦。完好的品有12个,面板处疑似有一道已经遗漏的品的胶痕。跟陕北琵琶最大的不同,汾西琵琶的弦槽与琴身的角度稍微倾斜,基本在一条直线上。定弦与武煌林老师确认,为sol(低)、do(低)、re、la,四弦四音。使用拨子演奏。
根据20世纪80年代仅存的一位汾西琵琶书艺人调查,发现其琵琶外弦为钢丝。其它则为丝弦制作。
三、河南琵琶词琵琶
关于河南琵琶词的资料甚少,在《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河南卷)[15]中提到琵琶词所用的琵琶是柳叶形制的二弦琵琶,属于民间自娱性的曲种,琵琶为五度定弦法。但二弦琵琶今不复存在。琵琶词的演出形式分单挡、双档。单档为艺人自弹自唱;双档一个弹琵琶演唱,另一人打竹板帮腔和唱、插科、打诨。其唱腔为曲牌体,主要曲牌有[梅花落]、[太平歌]、[剪剪花]等,以带尾声、余韵、帮腔和唱的曲牌。演唱曲目多为短篇,也有少数中、长篇大书。

图15:河南琵琶图
上图的琵琶由琵琶词艺人张子科自制。琴身小巧,似柳琴一类。二弦,琵琶头及弦轴处与现代琵琶的构造相同。

表3:琵琶信息表
通过对比各地土琵琶形制,陕北琵琶的曲项形制最为独特。表格中列举的“演奏主体”一栏,陕北琵琶书与汾西琵琶书均为盲人演奏,山西和陕西,一河之隔,自古就有秦晋之好的佳话,属于同一信仰体系,用于敬神请愿的信仰仪式中。但汾西琵琶定弦是四弦定四音。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定弦差异,有待探讨。文化功能上,河南与甘肃琵琶说唱主要用于民间自娱。通过比较,“复弦”定音的方式也存在于甘肃陇南琵琶中,陕北琵琶并不是特例。现中国仅存福建南音琵琶与陕北琵琶还保存曲项形制。但与陕北说书琵琶最大的不同,南音琵琶的定弦为四弦定四音(d-g-a-d1),而陕北琵琶却是二根弦定同一音,两两定弦,四弦实为二弦(C-C-G-G)。琵琶的曲项形制及用拨子演奏,与丝绸之路上的石窟壁画、石雕艺术中的曲项琵琶相似。许多学者根据曲项形制认为其为唐代琵琶遗存。而唐代琵琶基础定弦为以四度关系的四弦定四音(A-d-g-c)。[16]另外现代民族乐器中使用的,被视为“华化”的弧项琵琶,其定弦也是四弦四音(A-d-e-a)。
虽外表上同为曲项,四弦,但陕北说书琵琶和文县琵琶的复音定弦方式比较独特,与上述琵琶均不同。复音定弦常见于中国西部及北部民族所使用的乐器中。如沿袭清代宫廷音乐的河北易县东韩村仍在使用的传世乐器,源于蒙古的“火不思”,就采用了复弦定音的制度。史料记载“火不思,制如琵琶。直颈无品,有小槽,圆腹如半瓶榼,以皮为面;四弦皮絣,同一孤柱”。[17] 新疆维吾尔族存有大量弹拨乐器使用复音定弦的方式,如伊犁热瓦普(常规定弦d-a-a-d1-d1或d- g-g-d1-d1)、藏族的扎木聂也同样使用复音定弦(a-a-d1-d1-g1-g1)。
陕北琵琶书艺人在演奏时很容易老弦与子弦一起扫弹,同时与它复弦并置的“双弦”相呼应。这样演奏出来的音响比较特殊,所以艺人喜欢用“嗡嗡”声来形容自己的琵琶声响效果。每位艺人的演奏或多或少都以“子弦+老弦”的声部呈现,形成一种特别的“双声”结构。而这种“双声”结构广泛存见亚欧草原游牧民族的音乐中:“蒙古族弓弦乐器中以持续音为基础的双音和泛音与实音交替演奏的方法,托布秀尔以四度空弦的双弦造成持续音效果等,是这些乐器体现‘双声’结构的特征;我们还可以继续延伸至新疆维吾尔族,以及中亚蒙古语及突厥语族许多民族中以‘主奏弦+辅助弦’形成持续低音+旋律的双重结构之弹拨及贡献乐器群。”[18]
但要区别注意的是,陕北说书琵琶并不以“双声”作为当地音乐的结构特征。只是在类似的结构中,这种带有持续低音的扫弦演奏方式是在整个欧亚草原弹唱传统中存在的共同因素。而针对陕北琵琶“弦功能”的讨论,似乎可以判断其多重身份。文县弹唱琵琶也是复音定弦,同样在民间,根据个人演奏习惯,方法有所不同。有的只往身体外侧向下弹,而不使用往身体内侧的挑;有的艺人喜欢密集型的音符,来回弹拨。一般来说,在弹奏子弦时,往往向身体外拨时更容易碰到母弦,但艺人分得比较清楚:韵内弦就拨内弦,韵外弦就拨外弦。一起扫就声音不清晰。韵哪个地方拨哪个地方。由此从演奏法来解读尤师傅的这句话,右手的弹奏应该根据左手的按弦。文县琵琶的弦与弦,音与音之间是独立的。
通过以下记谱可以呈现文县琵琶因演奏方式不同而带来的差异:
谱例1:

谱例2:

以上为文县琵琶弹唱开头的典型旋律片段。高音谱号的旋律为子弦演奏,低音谱号上的旋律为老弦演奏。同一条旋律,前三小节,旋律2在旋律1的四分音符处都多加了一个音,即在“弹”的基础上加了一个“挑”,使得音乐更为密集,听觉丰满。
笔者认为以复音定弦加持拨扫弹演奏的方式,在以前弦材难求,乐器制作相对粗糙的情况下,有利于乐器提高音量,符合人们喜爱热闹欢庆的心理。
土琵琶主要为唱腔伴奏服务,不在于乐器化的表达,因此音域不宽,仅取十多个音。不论是复音定弦还是四弦四音,从各地的表演方式中,可感知当地对乐器音响效果的追求。文县琵琶在康县琵琶基础上,去掉了一根子弦。文县艺人认为“他的子弦是辅助音量的。但是定法还是跟我们这儿一样,这一根弦是外弦,这两根弦是内弦。这两根弦(内弦)定的音低,这根弦(外弦)定的音高,要高五度。双内弦的音量就比较大,这样显得三根弦的音比较协调了。”[19]因文县琵琶弹唱的表演形式为边弹边唱,音调高亢,结合其定弦及演奏方法,当地追求音高和音量和谐统一。从而达到听觉的平衡音效。陕北琵琶书和汾西琵琶书相同,弹时不唱,唱时不弹,因此,在表演过程中,人声、器乐可各展其能。
小结:文化杂糅的中国琵琶
中国以琵琶(广义)称呼的乐器,其概括的内涵也是非常丰富的。学界对历史上各类琵琶的(广义)来源众说不一。“琵琶”本身也是一个颇具文化交杂的词。“琵琶的名称在古代西域的语系中,如古梵语Bharbhu是拨弦的意思,在西元前后古希腊语的Barbiton是一种琵琶类的弦乐器。在古波斯语中Barbat也是一种琵琶类的古乐器……”[1]中文“琵琶”一词来自东汉刘熙《释名》及应邵《风俗通义》中的“枇杷”,根据乐器的弹奏手法而命名。《释名》“马上所鼓”的解说是造成琵琶是否本土产生的争论,到底是外来还是与中原文化固有之?这两处文献只说明了琵琶的演奏方法,及其演奏形式。而这“枇杷”属于哪种类型呢?有学者认为这两种都是阮咸[2],有的认为分别指阮咸类琵琶和曲项、梨形音箱琵琶两种名同(读音同)而实相异的乐器[3]。
乐器形制与名称造成了研究者对历史文献解读的差异。根据琵琶形制,中国历史上的琵琶可大致分为:阮咸、五弦、曲项琵琶。阮咸,名称来源根据魏晋竹林七贤之一善弹此类而称之。“四弦十二柱”、“圆体音箱”、“修长直柄”是其典型样态。大多数学者比较赞同阮咸为中原固有的乐器,坚持外来说的学者在岸边成雄后根据4世纪花赖子模的一副壁画说明其可能来自波斯—伊朗。五弦,又称“五弦琵琶”、“邹琵琶”[1],“胡琵琶”,龟兹琵琶另有“秦汉”(秦汉的指称具有争议,如庄壮“秦汉琵琶”对应阮咸;[2]牛龙菲则认为“秦汉”指龟兹秦汉五弦琵琶[3])的称呼,其来源有印度说(岸边成雄[4]、林谦三[5]、赵维平[6]),龟兹说(谷苞、苏北海)[7],还有“回授”说(牛龙菲[8]),但其共同特点都是棒状、五弦、直项,本无品柱,后来发展成有品柱(品柱数量不一)。据杜佑《通典》:“龟兹乐者,起自吕光破龟兹,因得其声。吕氏亡,其乐分散,后魏平中原,复获之。有曹婆罗门,受龟兹琵琶于商人,代传其业,至于孙妙达,尤为北齐文宣所重,常自击胡鼓和之。” 五弦琵琶由龟兹传入中原的时间约在吕光破龟兹的四世纪下半叶(北魏)[9]。根据敦煌壁画,五弦演奏方法可拨弹及指弹。曲项琵琶,又称碎叶曲项琵琶(牛龙菲)。特点是四弦、曲项、有品柱。其来源有波斯-伊朗说(岸边成雄、赵维平)、中原说(牛龙菲:曲项琵琶,原是华夏系统的阮咸琵琶变体。)关于曲项琵琶,最早可见资料为公元1、2世纪犍陀罗的梨形琵琶,“这种琉特型乐器与我国新疆南道的于阗四弦曲项十分相似,这件乐器呈梨形、曲项、横抱”(赵维平),中国其他的记载及壁画均这个时间之后,据此推断曲项琵琶为外来乐器。
笔者粗略梳理了学界对琵琶来源的讨论,乐器形制是辨别乐器源流、分类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对陕北说书琵琶外型特点进行基本梳理分类,呈现区域特点的同时,每把琵琶却也独显个性。从陕北特殊的地理历史出发,在其周围也存土琵琶说唱音乐品种。作为伴奏乐器,它们在“复音”定弦、持拨演奏方式上有相似点。陕北琵琶的演奏以“持续低音+旋律声部”的双声结构突显出亚欧大陆游牧民族传统弹拨乐的特点,而琵琶的概念也彰显着历史与当代,长城内外文化的交融与汇集,从而体现在历史的长河中,文化之间的交互往来而形成今之“琵琶”多样的民间性特征。
文字/图片:孔崇景
编辑:张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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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晨《减字谱中的音乐形态》
(3)萧梅《“谁的呼麦”——亚欧草原寻踪》
(4)宁颖《从朝鲜族“盘索里”表演看“长短”的生成逻辑》
(5) 崔晓娜《从音乐实践看“旋宫不转调”——以河北“十番乐”为例》
(6)萧梅 《多元文化中的歌唱方法与表演专题》第一课
(7)萧梅 《萨满(巫)仪式音乐中的“制度性展演”》
(8)杨玉成 《传统音乐的“逆向”重建——以蒙古族科尔沁英雄史诗的活化演唱实验为例》
(9)粤东海丰陶塘(下元节)礼俗纪实
(10)上双·生态联盟 | 苗族工作坊:如水·漂泊·交融——我与苗族务工阿姨的魔都之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