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齐琨 | “历史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讲座综述

2021年5月8日（星期六）下午1:30，在上海音乐学院中213教室里，中国音乐学院齐琨教授为我们带来了一场名为“历史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为上海音乐学院2021年春季学期研究生课程《音乐人类学专题研究》系列学术讲座的第二场，讲座由萧梅教授主持。

历史研究对于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并且中国的民族音乐学学者们大多以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音乐为研究对象，历史研究对于中国民族音乐学学者而言，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那什么是历史民族音乐学？齐琨老师认为历史民族音乐学是一种学术视角，一类学术方法，一个学术领域，它可以被音乐史学家与民族音乐学家共同采纳、运用和介入。也正因历史民族音乐学作为一种新的学术视角、方法与领域的提出，它必然会带来新的学术反思以及方法论拓展，因此若仅以历史资料作为文本的叙述背景，或仍延续传统音乐史学以考证考据的方法对待历史资料，以及将民族音乐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套用到历史的探索中，这些做法都不属于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为此，齐琨老师给出她对于历史民族音乐学的定义：“历史民族音乐学将观念——音乐人物、行为——音乐表演、声音——音乐产品放置在时间的过程中解读，把这个过程作为文化给予阐释，从而发现与理解各地域、各族群音乐人的观念、各类音乐表演行为、以各种声音为表现的音乐产品，所展现的历史感和历史观。”简言之，历史民族音乐学是阐释音乐文化的历史深描。

为进一步让大家理解何为历史民族音乐学，以及如何做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齐琨老师围绕“历史民族音乐学在英文文献中的建构”、“历史民族音乐学之中国经验”以及“历史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三个话题展开讲解。

齐琨老师在这一部分相关历史民族音乐学的7篇英文论文与两本论文集为叙述对象，向大家介绍了历史民族音乐学在西方的学术发展脉络。布鲁诺·内特尔（Bruno Nettl）在1958年撰写的《民族音乐学的历史层面》一文中回溯了比较音乐学时期的历史研究，并分析了这一时期历史研究的局限性。他将比较音乐学时期的历史研究概括为“音乐起源”与“音乐变迁”两点。但由于这一时期相关音乐起源的研究多建立于假设上的推论，很难有所定论，因此这一研究主题渐渐淡出学者视野。这一时期围绕音乐变迁研究则以音乐自身信息来判断音乐变化的规律，不少学者对此研究方法亦提出质疑：是否能够完全根据音乐信息对音乐变化的原因和方向作出判断？齐琨老师认为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在对音乐变迁研究提出多学科视角介入的要求。

1980年，美国民族音乐学家谢勒梅（Kay Kaufman Shelemay）发表“Historical Ethnomusicology：Reconstructing Falasha Liturgical History”一文，首次使用了“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 Ethnomusicology）一词，并且她以“重构法拉沙人的礼拜史”为具体研究事项，提出“重构历史”这一研究方法，即在田野考察中强调口传资料的采集，以口传资料与文献资料相互结合印证的方式重构历史。

1987年，蒂莫西·赖斯（Timothy Rice）发表《关于重建民族音乐学》一文，将历史维度纳入民族音乐学研究模式中，提出“历史构成、社会维持、个人创造与体验”的研究模式。齐琨老师在讲座中引用了安东尼·西格对该模式的评述，认为该模式对于学科发展的贡献在于坚持将历史主题作为研究音乐的一个基本必要条件。此外，赖斯也给出了民族音乐学介入历史研究的三条路径：第一种是音乐史学普遍使用的历时研究，亦即研究音乐的历时过程；第二种为民族音乐学普遍使用的共时研究，亦即研究现时对传统的继承与再造；第三种为始现于20世纪80年代民族音乐学以口传资料介入历史研究的方法。实际上，以上三种方法是对以前民族音乐学历史研究方法的大致总结，赖斯并没有给出新的方法论创建。

1991年，一部相关民族音乐学之历史研究的经典之作《民族音乐学与现代音乐史》出版。在这里，学者们对口述史产生了新的认识观念，即认为每一份报告都是一种诠释，研究口述史不在于判断其是非对错，更在于通过采访去理解他者对自己历史的态度及其原因。此外，学者们提出了“历史地阐释”研究方法，所谓“历史地阐释”，齐琨老师认为是在历史的过程中，结合口头传统资料以及田野工作所得资料，去理解和反思音乐与文化意识、社会体制、经济政策、政治制度、历史观念、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关系。纽曼（Daniel M. Neuman）在该著“跋”的部分，将民族音乐学的历史研究总结为三种范式：第一种范式是反思的音乐史，即音乐史的历史，亦即学科史或学术史，旨在论述音乐学发展过程中争论的历史。第二种范式是阐释的音乐史，即阐释音乐文化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第三种范式是内在（immanent）的音乐史，这个范式主要论述音乐如何构建、书写与表征历史。齐琨老师认为三种范式的提出拓展了民族音乐学理解历史的方式，而关注历史创造过程中的所有参与者，并在人类的音乐体验与实践过程中理解音乐历史乃至人文历史的建构，则是历史民族音乐学学者对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独特贡献。

1992年，理查德·威德斯（Richard Widdess）在《民族音乐学导论》里撰写了《历史民族音乐学》一文。齐琨老师认为该文仅对历史民族音乐学做了概论式的叙述，并未论及当时历史民族音乐学的前沿观点，但该文一针见血的指出了民族音乐学面对历史研究的困境，即民族音乐学者无法真正回到过去开展田野考察。

困境的提出促使学者们重新反思民族音乐学历史研究的观念与方法论，即民族音乐学者如何在田野考察与音乐民族志中触及历史？这一问题在鲍曼（Philip V. Bohlman）与谢勒梅的研究中找到了答案。鲍曼在《回到民族音乐学的过去》一文中重新反思了“传统”与“过去”，他认为传统是历史的连续统，既存在于过去也存在于现在，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纽带，而口头传统与音乐表演则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核心元素，因此民族音乐学者们可以依靠田野考察以口述史方法收集口传与表演资料来亲触历史。谢勒梅在《音乐、记忆和历史》中将口述史研究分为四个部分：1、以口述者的聆听感受与表演者的学习经历展现在回忆音乐 体验时个人和集体记忆的相互作用。2、调查口述者记忆的过程，包括可被理解为在音乐表演和欣赏过程中发生的编码时刻（moments of encoding）。3、列出了音乐承载记忆的类型，即情境记忆、语义记忆与程序记忆，讨论了音乐记忆中情感、情绪和怀旧感 交织的状态。4、诠释对音乐表演和记忆过程都至关重要的重复和重塑的模式。此外，谢勒梅在《民族音乐学家、民族志方法和传统传承》一文中指出，长时间参与和体验他者音乐文化的民族音乐学者，必然会介入到他者音乐传统的传承过程中，甚至成为历史建构的一部分。

2014年，《历史民族音乐学理论与方法》论文集出版。该书全面梳理与总结了历史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如赫伯特（David G. Hebert）和迈凯伦（Jonathan McCollum）在书中提到研究者可以前往博物馆、图书馆专题藏馆、珍贵文物收藏地、宗教机构、表演场所、墓园等空间找寻历史资料，将历史民族音乐学的相关理论归纳为文化记忆理论与音乐变迁理论两大类，并将其研究方法归纳为文献分析、乐谱分析、口头传统分析、表演实践分析、音响的记谱与分析、图像与器物的相关音乐分析、数字化与数据化分析，对比蒂莫西·赖斯先前总结的三种研究路径，可见当下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的丰富性。齐琨老师特别认同赫伯特和迈凯伦在书中将历史民族音乐学定位为民族音乐学的一个新兴子领域的想法，她认为如果将历史民族音乐学视为某一学科，容易画地为牢，束缚其可能涉及的学术空间，若将其看作一个多元开放的学术领域，则能将多学科研究方法共同纳入这一研究领域之中，这也是她将历史民族音乐学视作一种学术视角，一类学术方法，一个学术领域的原因。

齐琨老师在这一部分梳理了中国学者在历史民族音乐学领域取得的研究成果。20世纪80年代，黄翔鹏先生与冯文慈先生分别提出“曲调考证”与“逆向研究”的研究方法。黄翔鹏先生的“曲调考证”是基于古乐藏于今乐的思考，他将随时间流变的中国传统音乐比作一条从远古一直流到现在的大河，在变迁中总能保持着本身形态的稳定性，这与上述鲍曼将传统视作历史的连续统的观点接近。冯文慈先生的“逆向考察”是研究音乐史发展过程和发展规律时，采用由后及先、由今及古、由结果到原因的考察方式，这种考察方式需要历史文献、文物考古以及当下对现实音乐生活的实际调查研究等多学科的知识修养。齐琨老师对比这两种观点认为，两者都看到了考察今乐对于研究古乐的意义，以及共时研究对于历时研究的作用，同时这也显示出同时驾驭历时与共时研究，需要多学科的知识结构。

1990年，沈洽老师在《民族音乐学10年》一书中，提出“文化史性质的研究”，认为其对象为活的音乐传承，而非历史学以文献为对象，齐琨老师认为这接近“曲调考证”和“逆向研究”两种方法的观点，同样关注当下现存音乐与过去之间的关联。

20世纪末出现了一批具有中国音乐史学与民族音乐学双重学科背景的学者，他们从根本上推动了中国民族音乐学相关历史研究之发展。如洛秦老师在接受了新史学的历史观后，将叙事与阐释运用与音乐民族志写作中，项阳老师提出“接通”的观点，提倡融合历时共时、链接文献记载与表演实践的研究方式。齐琨老师用经度和纬度来比喻历时与共时，认为项阳老师的接通式研究是抓住当下与过去两个端点的音乐事象，从而论证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整体一致性，即强调历时性的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犹如双向经度，古今互证。洛秦老师则是历史民族音乐学的纬度式研究，即定位历史上的某一个时间段或时间点，对当时的音乐人物与事象做民族音乐学式的共时性文化研究。

进入21世纪，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不断拓展，古籍文献、口述资料、音响资料、音乐文物、声音文本以及学术学科史进入中国民族音乐学家研究视野中。如郑长铃老师的硕博士论文均以历史人物陈旸及其乐书为研究对象，以民族音乐学视角结合官书正史、族谱碑刻与口述资料，力图在北宋大文化背景中重新构成陈旸的生活经历与《乐书》生成的文化背景及过程。齐琨老师以琵琶源起的《释名》“胡中说”、《风俗通》“近世说”、杜挚“弦鼗说”、傅玄“乌孙说”四条文献为例，探索了历史民族音乐学涉及历史文献研究的两种研究方法，即“文献表述模式分析”与“文献叠写分析”。“文献表述模式分析”是一种纬度式研究方法，即通过分析文献中的语汇句式，理解撰写者表述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器物以及整体语意，并阐释特定历史情境如何影响着撰写者的书写内容和方式。“文献叠写分析”是一种经度式研究，该概念的提出借鉴了顾颉刚的“层累”与杜赞奇的“叠写”（superscription）概念，它关注同一条文献如何在历代史书中引用、转载、解释、再造、新创的历时过程，并分析这一叠写的历时过程背后隐藏着哪些更为深刻的意义。

接下来，齐琨老师讲述了中国学者开展口述史研究的案例。在这里，齐琨老师将口述史研究分为“研究型口述史”与“叙事型口述史”两种类型。研究型口述史，即对口述资料进行整理与分析，然后有选择的运用于某一音乐文化事象的论证与阐释中，研究案例如臧艺兵博士论文《武当山民间歌师研究：民间歌者与社会、历史的互动关系》与齐琨博士论文《上海南汇丝竹乐清音的传承与变迁研究》。叙事型口述史，则保持着口述者原有的叙事过程与方式，但不可否认的是，口述者与研究者共同参与了口述文本的制作，研究案例如杨晓《蜀中琴人口述史》与乔建中《望——一位老农在28年间守护一个民间乐社的口述史》。值得注意的是，乔建中老师采用双窗口叙事法来呈现口述文本，即以乐人口述为主线，研究者同步跟进的按语为辅线，这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感受到乐人与研究者之间的沟通对话。齐琨老师指出口述史研究需要思考以何种方式呈现口述文本，乔老师的双窗口叙事法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齐琨老师在这一部分主要讲述了历史民族音乐学中的“文化空间”与“文献中的田野”两种研究方法。

薛艺兵老师提出“文化空间”概念，回答了民族音乐学研究者如何回到过去的问题。他将“田野”分为自然存在的物理空间和人为创造的文化空间，我们无法回到过去时空的物理空间，但作为文化空间的田野，仍延续在人们的记忆和行为中，因此我们可以通过田野的文化空间之门，从时间观念中走向遥远的历史。这与上述鲍曼等西方学者的思考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此外，历史学家傅衣凌强调“把活资料和死文字结合起来”的方式回到历史现场。

另外一种研究方法是“文献中的田野”。1998年人类学家卡洛琳·布列特尔（Caroline B.Brettell）提出“文献中的田野调查”这一个概念，她将其分为两方面，一方面可以理解为文献研究与口述历史相结合、相印证的研究方法，这与上述傅衣凌强调的回到历史现场的观点一致。另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在文献中进行田野考察，这引出一个问题，即如何在文献中做田野考察？齐琨老师引述了王明珂提到的“文本分析”方法回答这一问题。王明珂认为历史文本是在历史情境下产生的，因此文本分析不同于文献考据分析，它不仅在于了解历史文献告诉了我们什么信息，更在于挖掘隐藏在文字背后的一些现象，即追问历史文本到底想表达什么的问题。正如齐琨老师提出的“文献叠写分析”方式，通过分析四种琵琶起源文献在历史中的叠写过程，挖掘出文献撰写背后秉持着一种“隐胡显汉、化异为同”的历史观。

讲座最后，齐琨老师提出了历史民族音乐学的四种研究范式。第一个研究范式关联文化史，即研究作为文化的音乐史，包括以古证今、以今证古、古今互证的经度式研究，与围绕一个历史人物、事件、阶段做整体式阐释的纬度式研究。第二个研究范式关联心态史，即探寻音乐中的历史观和历史感，包括在时空变化过程中探寻历史观和历史感的经度式研究，与探寻某一历史观和历史感成因的纬度式研究，以及将不同地域、族群的历史观和历史感对比研究。第三个研究范式关联生命史，即以口述史研究方法建构某一个体乐人的音乐生命或生活过程。第四个范式是学术/学科史，包括以过去观察现在、以现在思考过去的经度式研究，与把某一个学术人物或学科事件做整体式关照的纬度式研究。

张毅：老师，我在看历史民族音乐学相关研究文献的时候，经常看到一个概念就是“新史学”，那“新史学”和“历史民族音乐学”或“历史人类学”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联系？因为新史学也关注微观或边缘人群，并且它的研究目的也由考证考据转向叙事或阐释，并且它也关注到我们所强调的口述史研究。

齐琨老师：我们知道新史学的概念，它有一个基础就是新历史主义。何谓“新”？其实就是我们认识历史的观念发生了变化，所以你刚刚讲的那一系列都是我们认识历史的新方法，除此之外，我们认识历史的观念也有所不同，这就是新和旧的差异。比如以往我们会认为历史是客观的，所以我们首先要考虑它的真实性与否，那新史学、新历史主义看到的历史好像是复杂的，我们认识到应该分层次的去看待“历史”这两个字。首先，历史确实是客观存在的某一个历史事件，但历史研究是什么？历史研究是历史吗？历史文献是历史吗？这时我们会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然后我们认识到历史文献和历史研究都是我们的主观认识，是记录历史的人的主观体会。所以当这种主观性被强调以后，我们才会关注到口述史等等研究方法，所以我刚才讲的一系列内容都在解答这个问题，这就是新史学或新历史主义与我们学科发展之间的关系, 它们相互支撑，有了这个观念的发展和变化以后，我们才会有方法和理论的建构与跟进。

邢媛：老师你刚才说到历史资料收藏空间的时候提到了表演的场所，包括考古挖掘基地，古代剧院等等，我对这个其实很感兴趣，想问您了解目前这方面有哪些研究成果吗？

齐琨老师：我们知道考古发掘是一个特别专业的领域，我一直没有机会去考古发掘现场。

目前我确实没有看到有从历史民族音乐学的视角切入去研究这个，其实我刚刚讲到的内容，很多都是空白的，我也希望在座的各位能填充这些空白。

张珊：老师，我在思考历史民族音乐学这个名称，我的理解是，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当中，其实历史已经成为一个历史观，也就是我们无论是在田野考察还是梳理史料，历史其实是一个底层的逻辑。因为，我们有可能在以往单一认识论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把很多田野对象告诉我的所有资料当做呈堂证供来呈现，所以我就在思考，历史民族音乐学是不是已经变成了民族音乐学学科里面的底层逻辑。

齐琨老师：我觉得这需要有一个过程，好像男人的领带，无非就宽窄两个变化，比如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把我们学科定为共时研究，区别于西方Historical Ethnomusicology的一个概念，我们说我们是共时的研究，我们只研究现在的活着的音乐文化，那么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会出现问题，所以我们要宽一点，当它变宽的时候，我们就会特别提出一个概念，即“历史”的概念。所以我说历史民族音乐学是一个研究领域，当然如果历史民族音乐学已经成为民族音乐学学科的一个背景的时候，这个时候历史确实消失了，因为大家已经接受了这个历史，而我们现在之所以强调历史，是需要让大家注意到，任何学者在研究过程中，请你不要放弃去思考历史的问题，无非在强调这个问题。

刘桂腾老师：我今天看到讲座题目“历史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我以为是要强调一个学科立场，后来齐琨老师说与其把它看作一个学科，还不如先把它当做一个研究领域，这是我今天最大的收获，我也特别认同这个观点。因为如果把它看作一个研究视角或领域的话，就是在强调我们做民族音乐学研究时需要关注历史维度，这就有益于我们在自己的研究中打开自己的视野。

图片：王晓东

文字：张毅

编辑：罗晗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