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音乐人类学专题研究课堂汇报（13） | 《寻访与见证:海南民俗音乐60年》

汇报人：邢媛（音乐人类学专业专业 / 2020级博士研究生）

鲁凌云（音乐教育比较研究 / 2020级访问学者）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小组今天汇报的书本是《寻访与见证——海南民俗音乐60年》。

本书作者为杨沐，他的介绍如ppt所示：

本书侧重于对海南黎族音乐活动、音乐现象和相关民俗的阐释，除此之外涉及学科内相关议题的研讨。对于本书的写作，作者所追求的是对文化和社会的理解，而非寻求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宏大理论。

作者自1981年1月开始，持续34年考察与研究海南民俗音乐文化。在寻访本岛音乐传统的同时，又亲眼见证了这些传统的变化和消亡。本书就由“寻访传统”与“见证变化”——这两条主线交织而成。

本书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1.来自作者多年田野考察所获的一手资料；2.作者自1981年以来发表的多篇相关学科议题的研讨论文以及相关海南民俗音乐文化的中英文论文；3.作者于1989年，在澳大利亚完成的，以“海南民俗音乐”为研究主体的博士论文。

作者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不贪大求全，以点带面。选取岛上最具有代表性、最具特色、歌乐蕴含量和活动最丰富的一些音乐传统做深入阐释。包括儋州汉族民俗音乐、海南黎族情歌民俗以及黎族乐器。通过这些典型的实例研究让读者触摸到民族音乐文化的当代脉络。

作者自述，其海南的考察与研究，在方法上跟中国国内的音乐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至2014年的主流态势有所不同。这个期间是中国国内音乐学界与国际交流的活跃年代和持续拓展期。但是就全国来说，学术界却滞后于当代国际学术界甚至国内社会科学界的进展。

国内将“音乐”狭义的理解为“乐音”，对梅里亚姆“音响-概念-行为”模式的误读，是在重蹈西方的覆辙。

接下来是对国内外相关“海南研究”的回顾：

1.音乐领域以外的海南研究

海外：

A．1560年-1563年：传教士对海南有所关注。

B．鸦片战争-20世纪上半叶：欧洲学术界开始关注海南；此外，日本以侵略为目的展开研究。

C．1949年-1979年：研究数量较少，且大多为二手资料研究。

D．1980以后开始增长

国内：

20世纪50年代，中南民族大学等单位组成海南工作组与广东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深入考察黎族地区。其中的考察报告于1986年正式出版。

2.音乐领域之内的海南研究

海外：

杨沐的博士论文及系列论文

国内研究：

A.1963年中央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所的考察报告——《黎族社会的音乐学调查》

B.1981年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考察报告 ——《海南民俗音乐的调查》

在记谱和记词的问题上，作者采用了以下方案：

接下来，介绍此书章节的构成。如ppt所示：

我们小组从书中抽提出相关议题，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学术研究中的话语体系——民俗情歌中的话语分歧

“后现代主义认为，不同的社会、文化或者族群中使用的话语体系可能不同，其所反映的道德观念和意识形态可能也因此不同。对于同一现象，遵从不同的话语体系可能做出不同甚至相悖的评定。”对于“性俗”研究，作者提到两种不同的话语体系下得出的不同结论。在以“儒家”为正统思想的中国，“性”仍然是一个难以启齿的字眼，许多学者在研究中谈性色变、十分避讳，或者含糊其辞。（对此我们小组有不同的观点：中国人民大学在1991年已经成立性社会学研究所，现任所长黄盈盈对“小姐”的研究长达20年。还有一篇有趣的推文也推荐给大家，闲来不妨一看《采访小姐的教授：小姐是有自尊的》，作者潘绥铭，人大性研究所的教授。这篇文章以现在流行的调侃式的文风，叙述了作者自己作为一名男性在田野考察中的一些“尬事”，从深层次反应出社会主流意识对待这个问题的看法。）

作者认为这严重局限了研究者的视野。作者在自己的研究中将ediang习俗认定为“性习俗”来展开研究，认为这种音乐活动跟婚姻和婚俗没有直接关系，以34年的考察研究为实证，对ediang文化进行解构式的阐释，使其更加贴近其文化的本质。

2.话语权与边缘化

话语（discourse）权势（power）边缘化（marginalisation）是后现代和后殖民理论的重要部分。

作者以“社会文化对立共生体”（antagonistie sociocultural symbiosis）理论，来解释“性爱音乐活动"（“Erotic Musical Activity”，简称EMA）早婚和包办婚姻之间的矛盾。认为这种为了寻求婚前或婚外性关系的性自由现象EMA是维持社会文化生态平衡的一种现象。并以在无EMA地区和以禁欲为主要教义的佛教和儒学扎根的社会中的“偷情”和“淫业系统”为例，旁证次观点。

作者认为，在中国，掌握话语权的主流意识形态将EMA现象“边缘化”，长期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下熏陶教育出来的学者“习惯成自然”地认同这套话语体系，戴着“有色眼镜”从事考察研究，对这种“被边缘化”的现象有意或无意的忽视或视而不见。

作者以此引出人类学的“女性、同性恋”议题，进而延伸至实地考察中的主/客位、局内/外的视角。是先入为主的认为EMA是“不道德”的行为，还是从文化持有者的角度视其为“找妹子”的事实？这是作者针对该议题提出的诘问。然而，另一方面，作者也从其三十多年的田野考察中观察到“局内人”在主流意识影响下对其性习俗的“坦诚度”的变化。

3.音乐研究中的汉族中心主义

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们批评学术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但自己同时又陷入到“中国中心主义或汉族中心主义”的泥潭中。用汉族思路去研究少数民族文化，试图总结或创建少数民族体系。如多部“中国音乐概论”或“中国民族音乐概论”等类型的著作中隐含着“大汉族主义心态”，把汉族音乐等同于中国音乐，甚至把其它国家的音乐也列入“中国体系”中。

4.非物质文化遗产问题

作者以儋州民歌、黎族EMA活动为例讲述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乱象。明明已经消亡的民间习俗在政府行政命令的要求和组织下重新表演，并用以进行各种渠道的“申遗”活动。这违背了联合国“民间代代传承下来的、至今仍然活生生存在的传统中濒临灭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前提。作者认为这种“非民间自发”而被冠以“传统”或“民俗”的活动是“伪传统或伪民俗”。甚至有真正的“非遗”由于“保护”举措实施不当，反而导致传统的消失。或者因“过度发展”而使传统面目全非或者成为“文化空壳”而名存实亡。

这个问题其实不止在音乐领域有，在其他领域、乃至其他国家也都存在。所以作者最后对联合国对待“非遗”的做法是否合适提出怀疑。

最后是我们的延伸阅读。如ppt所示：

以上就是我们汇报的所有内容，谢谢大家！

文字/图片：邢媛、鲁凌云

编辑：罗晗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