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音乐人类学专题研究课程汇报（3）| 《音乐人类学的实地考察》

汇报人：董赫（爵士乐演奏专业 / 2020级硕士研究生）

陈亦（电子音乐设计专业 / 2019级硕士研究生）

我们小组今天汇报《音乐人类学的实地考察》这篇文章。由于我们小组成员都不是音乐学专业的学生，可能对文章的某些理解还不够准确，望老师同学们批评指正。

本文是由萧梅老师和齐琨老师所作，收录在洛秦主编《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导论》一书中。文章开篇讲述了一段非常典型的实地考察的故事——人类学家马凌诺夫斯基前往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短期研究因战争被迫停留当地超过两年时间，这使他能有机会长期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以“文化内部持有者的内部眼界”来看他们的世界。马凌诺夫斯基的这段经历划时代的开启了“fieldwork”崭新的一页，当今的实地考察也将理论工作室和实验室结合在一起。

本文共分为四节，下面我们进入文章的第一节内容。

第一节内容分为三点。

以下是文章第一节“概念界定”部分的主要内容。

 以下是文章第一节“方法概述”部分的主要内容。

文章在“工作定位”这一部分里，将实地考察的工作定位为一种经验、活动、知识、视角，并分别阐释了其定位的原因。

文章第二节详细介绍了中西方实地考察观念与方法的变迁。

读完后我觉得两者的发展趋势是如此相似，自古以来实地考察都是从客观的记述发展到加入研究者的主观看法，实地考察的方式也是从不做实地考察（如西方“扶手椅上的分析”和中国“歌谣运动”时期问卷式的调查），到参与观察的方式。

作者在这一节中还讲述了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之“实地”——民族志式的作业。文中以各种具体案例，尤其是《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来说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民族志作业方式，让我们看到如要用了解与自己所处的不同社会的文化，需要进得去，出得来，最终获得正确全面的认识等。

接下来是文章第三节——实地考察的方法与技术。

本节的内容是易于理解的，作者在本节第一部分“田野关系”中讲述了研究者在田野中该如何介绍自己、田野关系中身份定位的方式与技巧、田野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顺境与逆境。

第三节的第二部分为“访谈”。对于“访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研究者要带着情感去访谈，而不只是索取自己所要的信息，并且在访谈结束后记得感谢受访者并给予回馈。

文章接下来是“问卷”部分，主要说明了一下问卷设计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

第四部分是观察，强调作为研究者的我们要到特定音乐文化内部中去生活。

“记录”这一部分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全息式的记录，它是一种以技术、设备、多角度、多方位（声音视频图片文字）组成的记录方式，其应用取决于考察人员的学术素质与思想观念。

本文第四节“当代趋势与问题”是比较具有哲学性思考的内容，作者在这里提出了很多思辨性的问题。

首先是重观“他者”与“田野”。作者在这里界定了“他者”（与“自我”母体文化相异的群体）与“田野”（泛义的场域概念）的概念。当我们现在出现了更多家门口的田野以及城市音乐文化的研究的时候，可以试着用这种方式来定义“他者”与“自我”。

其次是再论“局内”与“局外”，作者提出了局内与局外概念已不是全然对立，而有彼此融合的迹象。

PPT中展现的是反思“观察”与“表述”这部分的内容。

PPT中展现的是融合“历时”与“共时”这部分的内容。

最后一部分是自觉“道德”与“伦理”，作者阐述了研究者在实地考察过程中应坚持的职业道德和伦理操守，文章最后一句话精简地总结了实地考察者的身份，令人深思，他说实地考察者是解释者，是参与者，是历史的叙述者，也是历史的创造者。

谢谢大家，我的汇报完毕。

萧梅老师：我觉得今天三个小组都有自己做综述的特点，我也很想知道这些狭义上的非音乐学专业的同学，在读这三篇文章的时候，有什么问题。比如说，我现在就想问一下陈亦（电子音乐设计）和董赫（爵士钢琴）两位非音乐学专业的同学，对于你们来说，看这篇《民族音乐学的实地考察》存在哪些疑问？或是文章的内容有没有与你们自身专业产生联系呢？是否可以交流一下呢？或是我们其他专业的同学也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陈亦（电子音乐设计专业）：这篇文章总体是可以看懂的，然后文章内容也与我自身产生着关系。因为我需要创作，也有过实际考察的经历，我去年夏天去过湖南湘西土家族的双凤村采风，经历过与文章所描写的相似的田野考察过程，包括我们当时怎么去联系当地的人，其实也是通过公家去找熟悉的人，再托关系找到当地那些非遗文化继承人，然后采访他们。采访的过程里也有录音和录像，这些都与文章所描述的内容很像。另外，我们也有参与这些人的活动，比如说跳摆手舞等。当时我们采风的主题是“哭嫁”，当你真正参与其中时你的感受度是非常强的。比如第一遍的时候我看着两位老艺术家在那里表演，是两位老婆婆在哭嫁，当时我们在录像，就已经非常感动了。之后就让我们其中的一位同学假装她们的女儿，再让艺术家们唱一遍哭嫁的内容，我发现有的同学真的会被哭嫁表演的内容所感动并且当场就哭了。我就发现，当我的参与度越高，我的感受就越强烈，就能够对当地文化的理解就越深刻，大致就是这样。

萧梅老师：好的谢谢。可能围绕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有很多讨论。但是我也建议你可以找一找我们学校民乐系主任刘红老师写的文章，文章内容是他专门带着学生进行哭嫁歌的研究，发表在一个核心期刊里。【刘红. 认受、认同:三个没有哭着嫁出去的“新姑娘”——鄂西哭嫁婚俗再观察述析并及“哭嫁歌”之音乐属性探讨[J].中国音乐学,2018(02):65-72.】你可以阅读一下，加深对哭嫁歌的理解，也了解下音乐学专业的人是如何进行采访的，以及他们的感受是怎样的，这样对比起来会很有意思。

萧梅老师：第二组汇报Shadows in the Field这篇文章的同学们在文章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延伸，而且也找了相关的参考文献提供给大家。每位老师选择文本都有他们自己的考虑，那么我们实际上在阅读或者汇报文本的时候，也是希望大家有延伸的。但是这种延伸最好是能有机地与我们要阅读的这篇文章发生联系。比如，原计划是下周刘海娜同学汇报的文章内容能与薛艺兵老师的文章《在家门口的田野上——音乐人类学田野工作的中国话题》做延伸，两篇文章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刘海娜同学下周汇报时也可以从你自己的角度去看这篇文章。但是我希望第一小组和第三小组在阅读过程中还能够再有一些延伸，就是“我”在解读文本时，可以表达出延伸阅读了哪些内容，然后去加深“我”对文本的理解，这样可以使汇报的内容更丰满一些，这是阅读当中我们需要做到的。

汇报《中国大陆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1900-1966——编年与个案》的这个小组，他们最后实际上提出了问题，而且有他们自己的体会，这个也非常重要，是非常好的开始。希望每个小组的汇报都可以有自己的阅读体会，提出问题。因为今天是我们第一堂阅读研讨课，但在这个过程中，我希望以后我们所有的阅读都要做到有延伸阅读，今天Shadows in the Field 这组汇报时，虽然讨论了实地考察还要注意什么，但如果在阅读薛老师的这篇《在家门口的田野上——音乐人类学田野工作的中国话题》文章时，能更紧密地联系到Shadows in the Field 的这篇前言，加深对前言不同部分的理解，这个结合的有机性就更强。我打个比方，比如在这本书中，刚才你们提到“以前‘扶手椅上的研究者’是不是就没有实地考察？”而且文章当中你们讲“斯通普夫对贝拉库拉人做过很详细的调查。”那在这问题上呢，我是觉得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去看历史。斯通普夫对于贝拉库拉人的调查是在什么场合下做的？他做的详细调查，调查的是什么内容？这点很重要。斯通普夫是到贝拉库拉人的原生地去对他们所生存的环境和音乐的关系做调查？他调查了贝拉库拉人，尤其是他做了非常详细的记谱是发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场景里？恐怕都会有助于我们去了解这个学科的发展史。

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可以接着来讨论陈亦小组刚才的问题：作曲者和民族音乐学家在田野当中有什么区别？都会是非常有意思的延伸。当然，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我们要把一个东西完全看下来并且吃透，对于我们来讲是不太容易的，但我们可以在这个学期的过程中不断再讨论。那么围绕最后的这个问题我是觉得，同样我们采集，同样我们去做调查，但是这个调查的背后它的目的怎么样？它的方法怎么样？我觉得这是在我们的这个课程当中所要解决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实地考察，汇报《中国大陆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1900-1966——编年与个案》的这个小组提出的问题还可以延伸阅读杜亚雄老师的文章《采风还是田野考察》。今天阅读的几篇文章中也涉及这些问题，另外两个小组都可以回答其他小组提出的问题。

接下来我想请大家围绕一下，不同的田野考察者，比如作曲家和民族音乐学学者，他们的田野考察有怎样的区别？谁可以来说一下？

张毅（音乐人类学专业）：因为上学期阅读了杜亚雄老师的文章，杜亚雄老师在文中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了采风和田野工作之间的区别。一个是采风和田野考察对待民间音乐的态度问题，比如民族音乐学的田野考察带有文化相对主义的态度或者向民间虚心学习的态度，采风常常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态度。另外，就是两者考察目的不同，如西方的民族音乐学是为了满足学者自己的研究，而不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加以重新创作。第三点是处理和搜集的方式不同，比如说田野考察不仅要去搜集曲目本身，而且要去了解民间音乐本身与文化相关的问题。另外，梅里亚姆在其《音乐人类学》一书中也提到了，音乐人类学是在人类的行为语境中来理解音乐文化，所以，音乐人类学的田野考察除了要采录声音样本之外，还需要关注其他与音乐相关的文化问题，比如音乐家的角色和地位等等。此外，我在看完《中国大陆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1900-1966——编年与个案》一书后，发现在当时那个年代，中国的音乐学者们去民间搜集曲目或谱本，他们还是注意到了一些现在看起来仍然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比如他们深入到民间去学习，特别是强调田野资料的保真，我觉得这种方法或观念不论是采风还是田野工作都是需要我们去注意的，也就是尽量减少对局内文化的改造吧，这是我的一些想法。

刘海娜（音乐人类学专业）：刚才张毅同学非常清晰地陈述了杜亚雄老师《采风还是田野工作》一文的主要内容。我就想除了杜老师所说这些内容之外，作曲家去采风或者说音乐人类学学者去采风，非常大的区别在于，对于自己身份的定位。音乐人类学家有的时候是把一个观察者、分析者，对于这些音乐素材采用一个客观的记录和分析。但是作曲家可能在观察的时候，带有一个相对主观的思想。就比如说，像张毅同学刚才说的，去其糟粕，那就是说，他们首先就要自己主观地去认为那些东西是自己想要去掉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区别。

萧梅老师：嗯，这个问题其实几位同学说的都很好。采风和实地考察有非常多相似的地方，比如我们都到了现场，我们也都会被感动，或者如陈亦同学说的参与度高，但确实如刘海娜所说，有一个身份定位的问题。但是这个身份定位带来什么呢？它又带来考察目的的定位问题，对吧？以及它的考察手段的不同，所以说这些都是一系列的问题。那么，如果是一个作曲家到田野当中去，我肯定收集那些对我的音乐创作有帮助的，或者能够让我有灵感的一些素材。所以我们经常会说，运用了什么样的素材，然后去做什么样的创作。但是作曲家可能就没有义务去展现一个地方音乐文化的途径，就是他的知识途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是可以进一步参考伍国栋老师对于学科史的一个梳理。早期都有一个为创作服务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就包括你是学音乐理论的，他也是这样的一个目的。那么，后面有一个转型，就是理论上不是为了创作的一个转型。这个理论转型，我们还可以有一个词汇，就是它的目的是为了知识的生产，对吧？我们如果结合Shadows in the Field这本书，它的导论部分对这本书作了一个概览性的介绍，还有为什么编这本书的观点，也有对这本书当中所含文章的介绍。大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田野考察做了反思，每一个学者都从他的角度写作，阐发他们对于田野考察的看法，而且都有案例分析。实地考察实践性特别强，我们要善于从不同学者的文论，以及他们的田野作业或民族志当中去看他们是怎么样做田野的。其实，这也没有一个所谓“定律性”的东西，你必须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学者自己个人参与建设的一种经验。但是这本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他的反思在人的身份定位上，因为身份定位而造成的视角的不同。那我觉得在这些关系上，非常突出的是所谓“后殖民”反思。以至于在2021年的今天，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CTM）有一个全年度的对话论坛，其核心就是“去中心化”，就是讲后殖民的相关或者说去殖民化的问题。有拉美地区的，有非洲地区的，也有东南亚，他会在不同的地方都会组织这样的论坛，贯穿在全年度的总论坛中，他的核心问题就是“去殖民化”。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到，西方对于研究者身份以及视角的反思，怎么去产生不同地区的知识。比如说“世界音乐”，作为西方人，你怎么讲中国音乐？怎么讲南亚音乐？怎么讲印度尼西亚音乐或者非洲等其他地区的音乐。你的知识是如何产生的，你用一种什么样的视角去看，包括你的民族志是怎么写出来的，他们要对这整个过程和方法进行反思。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多少是殖民主义的思考，有多少对于音乐的描写是受到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包括音乐学院。我们对于音乐的概念本身有多少受到了带有殖民色彩的？这些东西都是在反思的大潮中出现的。尤其是到了21世纪，实际上从20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再到21世纪，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就是原来的殖民地国家相当于殖民地的国家，其独立性越来越强，他们对于西方人到他们那里做田野越来越反感。所以西方人去做田野已经不是那么容易了，很多西方人又退回到自己的国家，去做自己国家亚文化的研究。由此，我们就会诞生很多问题，例如“离散/流散族群”、“身份认同”“性别主义”等等，总之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话题，它们也导致了田野的方法会发生很多的变化。如果说西方学者原来是到遥远的地方去面对他者来做研究的话，那么中国学者的海外民族志并不多。我们大量在做我们自己的文化的研究，在做我们自己文化的研究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完全去代言所谓地方的、民间的和少数民族音乐？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很值得我们思考及反思。比如说早期我们可能只注重曲目的收集，却没有思考这些曲目是如何产生的？与文化持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什么样的生态导致了这样的音乐？即使汇报Shadows in the Field这本书的同学你们后来呈现出来的文章，有些部分可以对应，比如我看到你们列举出我的文章《谁的声音：以田野工作的视角》，其实这篇文章就可以和Shadows in the Field 这篇文章中的观点呼应，还有黄婉老师的“参与表演”，【黄婉.在“研究者”与“表演者”之间——探索与反思音乐人类学田野工作中的“表演观察”方法[J].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19(04):81-98+4-5.】也可以和这个“参与观察”相呼应，去做一个延伸。比如说你们单独介绍了薛艺兵老师的这篇文章，如果可以将其和自己汇报的文章穿插在一起，可能效果会不一样，会更有机，以主题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延伸可能会清晰。

萧梅老师：剩下的时间我来共享一下屏幕，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看待学科史的问题。看待学科史不仅仅是看他们做了什么，更重要的是看他们怎么做的，比如他的书怎么写出来的？用了什么手段？这对于过程的考量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节课就是对“史”的一个梳理。

这是1894年一个印第安人的精灵舞蹈，这个舞蹈实际上是无声的，可以看出印第安人在那里跳舞，观察者与印第安人是有距离的，在很远的地方看然后记录下来，对于他者的阐释如果没有长期做田野的话，我们的阐释就像展示一个动物一样。早期研究很多学者都认为原住民是我们现在文明人的史前，所以我们会认为无文字的民族是没有历史的。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田野考察方法论的梳理，这就可以非常明确。

我们当时的科学考察到部落里，我们从照片就可以看出来，他们当时是什么眼光看“他者”，而不是像现在把“他者”当作“us”，这是不一样的。照片里面白人是“big man”，然后原住民都是小黑人，另外一张图片虽然是体质人类学。但我们做音乐研究的时候也会这样，我们把记谱记下来，对它进行我们的乐理分析，因为我们在分析乐谱的时候不会想到这样一幅图画，这会掩盖掉很多东西，我们仅仅把谱子分析出来，就说这是哈萨克人音乐，够不够？如何知道他们的音乐分类？怎么理解不同的定弦？如果你不知道文化，即便记写了同样的音高，可你不知道哪些曲目是局内人所区别的“柔软”和“硬的”。你只有走近他们的文化，才能更深入。因此，我们在做学科梳理的时候一定要去看他的方法论。

那么中国学科的历史回溯，早期都有收集文本的传统，一直到了20世纪，我们一直有文献民俗志，我们做集成和曲目的建设，当然这种曲目的建设非常重要的。

在曲目建设上，我们有我们的特点，但是不是中国人收集自己的东西完全就是局内呢？早期的乐谱本身直接指示演奏，所以古谱的收集整理者他自己就是演奏者和传谱者，里面有着中国史学传统。

很重要的是，我们回溯学科发展时，可以发现很多项目都值得我们去做再研究。那么在再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老一辈人留下来什么东西在今天看来还是非常珍贵的，同时也可以发现今天还可以做到什么，还有什么可以重新认知。

如果大家有空的话，我特别希望大家把《民族音乐概论》和《民歌集成》重新研读一下。这两部很重要的文献，《民族音乐概论》是已经完成的，《民歌集成》在1966年就已经展开工作，但它的完成一直到现在。这两部成果对于中国传统音乐、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来讲非常重要，大家其实可以再看一下，它的影响非常大。我们现在重新去做民族志，可以说，从概论的时代又走向一个个案的时代，但是个案的时代之后是不是要再有宏观的比较，或者是中观到宏观的比较，这又是学科给我们提出来的一个新的要求。

所以说，从学科史看方法，我们要去描述和阐释一个音乐文化，无论如何就是强调你所有的表达背后都包含了一个方法，方法论决定了你的表达，不管是客观的也好，还是主观的也好。

文字/图片：陈亦、董赫

编辑：张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