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音乐人类学专题研究课程汇报（1）|《中国大陆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1900-1966——编年与个案》

作者：发布时间：2021-04-11

音乐人类学专题研究课程汇报（1）|《中国大陆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1900-1966——编年与个案》

《音乐人类学专题研究》是上海音乐学院2020-2021学年第二学期的研究生课程（授课教师：萧梅教授）。本课程以一个学期16周的课程为整体规划。第1周的“引论”介绍了此课程基本内容、目的与课程安排，并讨论关于此课程的相关概念与定义。之后的14周课则包含五个单元的内容，分别为：音乐人类学实地考察与民族志写作问题；音乐体验与音乐表演民族志；历史音乐人类学专题；仪式音乐研究；应用民族音乐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课上，同学们以专题汇报以及理论研讨的方式参与课程学习，仪式音乐中心也将陆续推出同学们在课上的汇报内容，敬请关注！

本期推文共推出三组同学的阅读汇报，即《中国大陆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1900-1966——编年与个案》、Shadow in the Field 前言部分以及《音乐人类学的实地考察》。另外，课堂研讨部分附在本期推文“《音乐人类学的实地考察》”下方，供大家阅读。

中国大陆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

1900-1966——编年与个案

汇报人：宁太兴（东方音乐研究专业 / 2020级博士研究生）

张小丹（流行音乐研究专业 / 2020级博士研究生）

王莹莹（音乐人类学专业 / 2019级硕士研究生）

我们小组今天汇报的书目是《中国大陆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1900-1966——编年与个案》。

今天，我们将从三个方面为大家讲述，即文本简介、文本框架与主要内容、阅读体会。

下面这张PPT呈现的是文本简介，就文本性质而言，该著是以一部从学科发展角度进行深入研究的具有民族音乐学“史学史”性质的专著。

这里呈现的是该著的文本框架，除了绪论与附录之外，共有七章，下面将进一步介绍各章节内容。

下面是该书第一章“古代‘采风’的历史回顾”的主要内容。

第二章：非音乐界人士的最初介入。非音乐界人士的最初介入，必须要提到北大歌谣运动（1918-1936），就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而言，作者将其定位为萌芽，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它的做法是“征集”，这与进入音乐现场的直接调查还具有一定距离。

接着，作者选取了两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即凌纯声和刘咸，分别就其成果展开了论述，以示二人对于民族音乐实地考察所作的贡献。前者的代表性的成果是《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后者的代表性的成果是《海南岛黎人口琴之研究》。

在本章的最后，作者论述了其他学者在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方面的贡献，我们为大家概括成了一张表格，这里面涉及学者的姓名、成果、发表成果的时间（基本上是出版的时间）、实地考察的地点以及作者对于诸位学者的评价。

第三章“外国探险者、传教士、文化学者的几次考察”。这一部分涉及的外国探险者、传教士、文化学者较多，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概括如下：

第四章是“音乐界人士的初步努力（1916~1949）”。1916年至1949年期间，在西方音乐文化的强势入侵下，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开始了对新音乐的追求。总的来看，这一过程可以分为两条路：一是引进、学习西方音乐，二是收集、整理国故（当然，这二者并非完全泾渭分明，更多是倾向的不同）。本章主要介绍第二种。

在以“收集、整理国故”的线索中，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观察：主流、群体、个体。“主流”方面，主要包括纸质记录和唱片音响记录。前者一方面通过期刊整理发表乐谱，例如1920年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音乐杂志》、1921年国乐改进社《音乐杂志》、1930年国立音专《乐艺》等，另一方面有作曲家如王洛宾、王云阶等通过采集、改编民歌，再以民歌曲集的方式出版。这一时期国内的各大唱片公司一系列带有商业动机的行为，在客观上也为民间音乐的保存起到了重要作用。如1906年胜利唱片公司的《朱砂痣》、1930年代百代唱片公司的《昭君怨》等。

群体层面，最重要的当属延安鲁艺“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该组织将“具有新音乐特点的音乐形态结构描述和分析方法”作为收集、整理和研究的手段，在具体的方式方法上，通过采录、演出与研究穿插开展、亲身参与、面对面口耳交流等方式，不仅实现了其为创作实践服务的目的，而且也对民间音乐起到了很好的保存作用。同时这一过程中，随着对民间音乐做有计划的系统采集和专题研究的深入，学科意识也在逐渐走向成熟。

个人层面，主要以刘天华和杨荫浏为代表。尽管二人的目的不完全一致：刘天华主要是为了创造和建设中国的新音乐，而杨荫浏则更倾向于我们民族音乐史料的建设。但是他们共同为中国民间音乐的收集与整理做出了重要贡献。刘天华强调中西合璧、对记谱工作十分严苛，并更加注重于器乐。他在具体的方式方法上，采用“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方式，并且为了能够进入当地音乐环境，还经常亲自参与演奏活动。杨荫浏对乐谱的整理，不止在于单次记录，而是针对一个乐种的全面“习得”。在具体的方式方法上，他强调记谱与演奏实践的相结合；为了更为精确地表现声音，甚至在记谱过程中创造新的符号语言。更难能可贵的是，杨荫浏在这一过程中的落脚点不在技术，而是观念：即如何摆正“记”与“被记”的主客关系，记写者的局内、局外之身份意识等。

第五章主题为“建设新中国与实地考察的新环境”，主要介绍了建国之后文工团和地方音乐机构在搜集、整理民间音乐的情况。他们的做法实际上延续了之前的延安传统：有政治性的目的、增添了中国民族民间音乐资料的积累，并且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

在上述五章内容的基础上，接下来是以音乐研究所为中心展开的一系列实地考察活动和相应学术研究成果。这一时期主要是国家意识形态在不同时期与学术研究及其自由的不同关系。首先，在杨荫浏先生提出“国乐理想”并接任音研所古乐组组长之后，以音研所为整体，民间音乐专项采集研究产生了一批代表性成果，展示出想要建设中国新音乐的想法。其次，在当时时代政治环境下，由上级领导统领为抢救而展开的一系列地域性普查和民歌采集活动。第三是为了“抢救落后”和与“世界之林对话”而展开的少数民族音乐考察及其相应成果，也属于新中国认同与民间社会互动关系中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