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孟慧英 | 关于萨满教认识的变迁

作为西方殖民主义扩张的伴生物,萨满教的记录历史可以追溯至500年前。从那时开始萨满教就处于该文化之外人们的猜测、理解和研究之中。总结萨满教被“他者”不断展示的历史,特别是300年来萨满教研究的历史是非常艰巨的任务,因为不论是对萨满教本身的呈现还是对它的研究,都会受到关注者或研究者自身的历史生活环境和社会政治、思想取向的影响,他们说明的萨满教并非萨满教自身,而是他们理解的萨满教。我们只有在广阔的世界历史、社会、思想潮流的背景下,特别是在西方社会历史环境中的科学、宗教学、人类学等学科发展的背景下,才能深入地理解关于萨满教的各种解释。因此,本文按照历史发展脉络,依次阐释了西方世界对萨满教的七个不同的认知/理解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呈现出不同时期的特定文化背景以及研究者们的不同立场、价值观、研究取向和研究方法。

在整个西方文明变迁的过程中,基督教的宗教裁判将与自己相左或相异的内部宗教思想、宗教流派,和基督教以外的不同的宗教思想文化现象认定为异端。受到宗教裁判所迫害的不仅包括布鲁诺、伽利略这样的“神圣法庭”牺牲品,还有农民和平民起义的“异教徒”,以及被当做“魔鬼后裔”的巫师。随着西方征服者向新大陆进行殖民统治,殖民地土著人的宗教信仰亦遭到无情的摧毁。自15世纪中期起,欧洲教会便将巫术和挑战教廷权威的异端联系在一起,将巫术活动视为十恶不赦的犯罪。1484年,教皇英诺森八世颁布通谕,谴责巫术迷信,正式提出对施展魔法和巫术的人给予制裁。之后,德国宗教裁判所审判官员雅各布·施普伦格又出版了审判巫师的“圣经”《巫师之锤》,将猎巫运动推向了高潮。从15世纪末起,整个欧洲都被巫术大恐慌的氛围所笼罩。(Jeremy Narby and Francis Huxley, 2000: 9-10)正如历史学家杰弗里·罗素(Jeffrey Russel)在他的著作《巫师的历史》中写道:

犹太教感觉到,作为恶魔的精灵与大的恶魔集团结成同盟,这是魔鬼原理。它遵循这样的信仰,即术士唤醒精灵、召唤撇旦的仆人………这种信仰导致欧洲人对萨满很反感,因此这个时期大多数写关于萨滿信息的人是欧洲的牧师,他们的偏见极为严重。在持续200多年的捕捉巫女和巫师的迫害中,裁判所消灭了10万以上的无辜者,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因巫师而受牵连的其他受害者达数百万人。(董进泉, 2004: 117)

16世纪前期,欧洲发生宗教改革运动,马丁·路德教、加尔文教、再洗礼派等新教兴起,原天主教一方面积极进行内部调整对抗新教在欧洲的发展,另一方面为了扩大其影响派出了大量的神父向世界其他地方传教。16世纪中叶,法国圣方济会修道士安德烈·塞维特(Andre Thevet)搜集了巴西土著人的相关材料,出版了《法属南极地区的奇象》 (Singularities of Antarctic France)一书。该书描述了一些叫做帕济(page)——拥有恶魔的人,土著人将他们尊崇为恶魔使者。(Jeremy Narby and Francis Huxley, 2000 : 14)

恪守宗教信仰和天职的神父们对这些“异教徒”发出深恶痛绝的批判:“他们是如此远离真理,越过他们从恶灵那里受到的烦扰和他们梦想的错误——如此的没有理智,以至于他们通过叫做帕济的魔鬼主人而崇拜魔王……”对于土著的神职人员,神父们认为他们试图获悉自然界的奥秘,而“这些秘密是上帝留给自己的,这样的好奇心代表着一种不完美的判断、无知以及好的宗教的缺失。所以,应该对于他们处以极刑”。(Jeremy Narby and Francis Huxley, 2000 : 15)

在对待非基督教信仰时,当时的一些学者也与牧师们保持了高度一致的态度。在16世纪早期西班牙的航海家和民族历史学者奥维也多(Gonzalo Fernandez de Oviedo)描写了伊斯帕尼奥拉岛( Hispaniola,拉丁美洲西印度群岛中部,即海地岛)土著人的习惯。这个岛屿的印第安人为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采用特殊的方法——吸烟,烟草吸食对他们来说是非常神秘的事情。他们不相信万能的上帝,相反他们信仰恶魔和幻象。人们为了求雨、丰收、战争胜利向恶魔的像祈祷,有个老印第安人根据他们的希望来与恶魔画像沟通。人们认为恶魔进入了他的体内,通过他来讲话。印第安人非常尊重这些老人,如果没有恶魔的意见他们什么都不会做。(Jeremy Narby and Francis Huxley, 2000: 12)

17世纪,俄国人占领了西伯利亚,他们同样发现那里的人们有与精灵沟通的习俗,特别是在通古斯族群里,萨满十分流行,这些萨满敲神鼓、唱神歌,穿着奇特;萨满在仪式表演中模仿动物的声音,作为巫师,他们还召唤恶魔来助己。从那以后,欧洲的观察者遍布世界各地,看到许多地区的土著人有与精灵沟通的习俗并由此指导生活和治疗疾病。(Jeremy Narby and Francis Huxley, 2000: preface)

“萨满”这个术语最早来自17世纪末俄国东正教首批观察者中的传教士。第一个在他出版的文稿里使用“萨满”这个词的人是彼得洛维奇(Avvakum Petrovich),他是17世纪下半叶俄国保守派神职人员的领导,彼得洛维奇在他的自传里描写了通古斯萨满,这个自传被认为是俄国最早的关于萨满的文字著作。(Jeremy Narby and Francis Huxley, 2000 19)他指出萨满是一种宗教角色,所从事的也是宗教职业。作为宗教职业者,彼得洛维奇认为,萨满是自己的对手。他认为自己服务于上帝,而他的竞争者则服务于恶魔。从彼得洛维奇开始萨满教就被魔鬼化了。当时的观察者认为,萨满教实践应该是宗教,然而是最低级的——野蛮、落后并且是恶魔般的。(Roberte N. Hamayon)

从这些记录中不难发现西方人对异族文化和对野蛮人宗教信仰带有偏见、轻蔑和粗暴的态度。在欧洲范围内把萨满教妖魔化的早期记录受制于当时西方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思想文化,这种条件导致人们把萨满教作为异教,把萨满作为奇怪的、不明智的,甚至不可救药的恶魔。在西方人的早期记录中,土著人的精神医生经常被妖魔化,被当作黑暗、邪恶力量的仆人,它反映了那个时代西方社会的普遍精神倾向和政治、宗教、思想环境。

18世纪是欧洲启蒙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无论是自然科学的发展,还是启蒙主义的流行,都不再把宗教当成不可侵犯的神圣物,开始了对它的理性思考、怀疑与批判。

当来自欧洲的启蒙主义者对西伯利亚、美洲等地的萨满进行考察时,他们反对前人将萨满看做是“魔鬼的代理人”。在他们大多数人眼中,萨满的仪式活动不过是欺骗性的表演或魔术,而萨满则是低劣的魔法师或者荒谬的骗子,土著信仰者是被他们所蒙蔽的人。

在理性、进步观念的影响下,他们试图揭开萨满的真相。这一时期,西伯利亚等地萨满降神、入迷等仪式被详细地记录下来。法国人约瑟芬·弗朗索瓦·拉斐托对北美的易洛魁人和木伦人进行了考察,他对当地人深信的萨满超能力(如吞火、在燃烧的炭火上走过却不会被烧伤、将长长的木头吞进嗓子里、被刀砍却不觉得疼痛)充满怀疑。对萨满作法观察后,他指出所谓的萨满超能力就是萨满熟练地使用某些技巧,借助工具制作出来的特殊效果,类似于魔法师的表演。启蒙主义的理性本来是用来对抗基督教神学统治的利器,而当启蒙主义者面对所谓的边缘性的“他者”时,对抗蒙昧神秘主义的勇气与欧洲文化中心的优越感便被激发出来。他们将在西伯利亚观察到的萨满现象视为一种蒙昧、落后的行为,以一种高傲、蔑视的态度对其横加指责,称萨满为招摇撞骗的人,其行为荒诞不经,手法极其低劣。

16世纪俄国人占领西伯利亚后,沙皇多次向此地派遣探险队,规模较大的一次发生在18世纪30年代,考察时间长达10年。在此过程中,植物学家加克拉舍宁尼科夫在西伯利亚东部堪察加半岛考察时遇到了一名备受当地人敬重的萨满。在观看了这个萨满的仪式之后,他声称“那只是一个拙劣的表演”。另一位俄国语言学家卡斯特琳(M. A. Gastren)将他们在西伯利亚地区观察的萨满记述如下: “在任何一种萨满的诡伎中,他们都是很熟练的,他们善于用这种诡伎来迷惑一群愚民,并且引起对他们自己的虔诚信仰。……”(爱德华·泰勒, 1992: 162-163)

沙皇彼得大帝得到这些来自西伯利亚的见闻报告后,立刻要求西伯利亚总督寻找三到四名当地萨满,并把他们送到莫斯科, 目的是想通过这些异邦“稀奇的玩样”展示出帝国地大物博。之后,俄帝国宫廷里不断地填充着来自西伯利亚各部落的萨满。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认为萨满信仰是理性之敌,她建议狄德罗等考察者不要过多关注各地萨满现象的差异,而是应专注于他们是如何的荒谬并拆穿他们。此外,她还写了一部关于贬损萨满的戏剧在皇家大剧院公映,以此种形式表明她对抗非理性的决心。西方人自持着科学人类的傲慢态度,对萨满教表现出极大的不信任。对待淫猥不净的野蛮人的礼仪,高傲理性的西方人自然也认为它们稀奇古怪、荒诞不经。学者把萨满教解释为欺骗和轻信的表现,他们认为萨满是吹牛者,利用人们的轻信以自肥。当时的百科全书这样说明:萨满,名词,是居住在西伯利亚的居民对骗子的称呼,这些骗子表演的是祭司、法师、巫师和医生。( Eneyclopedie, 1765)

18世纪晚期,一些西方学者开始探讨萨满教的起源问题,普遍的观点是它来源于某个高级的古典文明,原因是生性蛮昧的西伯利亚土著居民不可能创造出自己的宗教,不得不从古典文明中借鉴。在俄国科学院供职的德国人米勒(G. F. Muller)看到萨满教和印度教同为多神崇拜,所以推断印度是萨满教的摇篮,提出萨满教自从印度产生后逐渐向亚洲传播,之后扩散到欧洲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最终到达北美印第安人那里。(Andrei A. Znamenski, 2007: 12)波兰人路德维克·尼埃莫约夫斯基( Ludwik Niemojowski)在西伯利亚地区探验期间目睹了萨满降神仪式后,提出萨满教发端于东南亚某地,很可能是佛教和婆罗门教的退变的观点。

萨满教起源的话题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直到19世纪早期一批俄国学者仍乐此不疲。尼基塔·比丘林断定西伯利亚萨满教是亚洲佛教的变种,认为只是凭借口头传说来学习萨满教仪式再加上他们的蒙昧无知,必然不可避免地用他们粗劣的创新和附加来扭曲仪式。另一名俄国学者扎瓦利申注意到阿尔泰地区的萨满通晓藏地的佛教治疗和药物传说,推断其起源与藏传佛教有关,进而将当地的萨满教与印度甚至埃及联系起来。

18——19世纪作为科学发现的关于西伯利亚、美洲和亚洲的殖民时期的萨满教记录被带到欧洲,当时宗教学作为世俗科学门类刚刚发展起来。当各式各样的“未开化”地区的材料进入到学者们的视野中时,许多人感到在如何解释这些现象上发生了困难。人们曾经试图用各种各样的理论去说明它们,渐渐地发生了一些神学或者哲学上的思考。对于什么是宗教的问题,对大多数人来说,基督教显然是个不可怀疑的标准范式。尽管某些高傲的西方学者带着同情的姿态去理解其他宗教传统,但是他们发现将萨满教传统适应既有的“宗教看法是非常不易的。因此,一些学者提出,不可能把萨满教作为宗教。1903年津涅普(Amold Van Gennep)提出,说萨满教为一种宗教是不可能的。在他看来,萨满教只是在里面注入了一些宗教的和社会的功能。(Romano Mastromattel &Antonio Rigopoulos, 1999: 24)

18世纪中叶以来,伴随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关于人类发展的“进步”、“进化”的观点十分流行,许多哲学家、思想家以及学者纷纷著述立说,从不同领域探讨发展问题,使得“进化”一词得到广泛普及。提出代表性理论的学者有意大利人尼奥波利坦·詹巴蒂斯塔·维科(1688-1744)、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法国人奥古斯特·孔德(1798-1875)等。(加里·特朗普,1995: 35)

在比较宗教学兴起阶段起关键作用的是关于“进化”的观念,人们试图用历史的发展和历史进化的概念去统一把握世界上各种文化或宗教,把它们纳人一个历史演化的序列和过程之中。(吕大吉(西方宗教学说史》 1994: 600)由于与“原始”人巫术—宗教的实际接触,人们开始把基督教当作众多宗教的一种,把它摆在与诸信仰彼此之间的关系中,摆在宗教与其他社会事实的关系之间,进行比较分析。

比较宗教史研究假设了一个人类文化、人类宗教的起源和衰落的历史演进模式,泰勒(E. B. Tylor, 1832-1917)认为无论神话还是仪式都涉及了宗教的本质问题,即它们的基础是万物有灵论。泰勒提出了万物有灵论是“最低的宗教”定义。卢伯克(John Labbock)是泰勒同时代的另一名进化论人类学家。他认为尽管“萨满”一词来自西伯利亚地区,但是萨满教是普遍存在的。在对宗教形式的进化的研究中,卢伯克提出人类社会宗教的发展经历了从无神论阶段、拜物教阶段、自然崇拜或图腾崇拜阶段、萨满教阶段、神人同形论阶段、道德一神论阶段的进化过程;在萨满教阶段,萨满是唯一能够沟通人神的中介,并且此阶段中神灵与人并不处于同一空间,只有获得了神灵的许可萨满才能进入它的领域与其交流。他用文化残存法来解释萨满教,认为“野蛮民族”现存的萨满教信仰实质上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遗存物,与现代文明社会无关。

进化论认为,原始社会的鬼、神,都是在万物有灵观上作出的推理性解释,万物有灵观是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以及各种各样的多神崇拜的根源。萨满教这种最古老的宗教,其信仰特点即如泰勒所说是万物有灵。如波格拉兹(V. G. Bogoraz)就提出:万物有灵论是萨满教的一种哲学以及它的神学。早期的俄国萨满教研究者希洛戈洛夫(S. M. Shirokogoroff,汉名史禄国)认为,万物有灵论为萨满教创立了环境,也为萨满教特有的魂灵体系提供了基础。从本质上讲,萨满教同原始的万物有灵论并无二致。萨满教专有的特性在于奇特的仪式、服装、法器和萨满教的特殊社会地位等方面。(史禄国, 1985: 566)福尔斯特(Furst也认为):在萨满教中表达一种生活的哲学,它坚持所有的存在——人类、动物或植物——性质都是相同的。萨满的世界观假定人类对于其他自然的东西并没有优越性:人类像其他生命形式一样,在其中存在,倚赖自然和精灵的善意,它们激励并控制环境(P. T. Furst, 1994: 2-3)。也有学者提出萨满教的观念是万物有灵,萨满教实践和仪式为巫术。因此, “萨满教是关于人类和他的环境的最古老的巫术一宗教形式。" ( Andrzej Wiercinki, 1989:1)与萨满教为万物有灵宗教近似的提法还有称其为“多神教”的。有学者提出: “萨满教是早期的多神教(polytheism)的形式,是人类宗教信仰发展中的特殊阶段,它出现在狩猎—采集时代,是支持当时生活的主要方法。在萨满教世界观的观念特征中,最重要的是: (a)信仰所有周围世界都是活的,被精灵居住的,精灵影响人类生活; (b)自然界存在普遍互惠的内部联系; (c)人类不是最高的生物,他们与其他生命形式平等; (d)人类社会与宇宙紧密联系; (e)人类获得某些精灵,访问其他世界是可能的; (f)宗教活动的目的是防卫,使一个小的亲属群体繁荣。" (V. N. Basilov, 1999)

一些学者认为萨满教是最古老的宗教形式,他们提出,萨满教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至少4万-5万年前的石器时代。他们也认为,人类所有的文化都是从萨满文化中进化出来的。萨满教不是外部文化输入的,它根源于世界各地人类的生活之中。世界上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就存在萨满教实践的证据。(Leo Rutheford, 1996: 2)威特伯斯基(Piers Vitebsky)认为: “萨满教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形式。用它可以称呼世界上数百甚至上千种宗教。" (Vitebsky, 2000:55)他承认萨满教是一种世界性现象,同时也认为,这种一般人类宗教现象有各种各样的地方或文化变体。

当萨满教被作为最古老的原始宗教的基础被研究时,它的发展问题也成为一个关注重点。比如有学者认为,萨满教处在许多伟大宗教发展的底部,甚至是某些宗教发展的基础。藏达(Manabu Waida)提出,早期中国朝代的王权仪式和日本帝王加冕礼服都能够在游牧人的萨满教仪式中找到原型。(AkeHulkrantz, 1989: 48)苏联学者热列宁(Dmitrij zelenin)提出,西伯利亚萨满教是与治疗疾病天生地结合在一起的,这是它的起点;最古老的疾病病源学的信仰后来注入了万物有灵观念,出现了活生生的动物进入身体引起疾病的观念。后来出现了精灵与萨满合作吸吮疾病的形式,发展到后来出现了灵魂丢失和萨满灵魂旅行表现。(Ake Hulkrantz, 1989: 44) 

在进化论的理论框架中,萨满教是古老的原始宗教,其基础是万物有灵论,属于低级的文化思维,注定要被高级宗教形式所取代。进化论者带着西方人的高傲,认为欧美社会文明是进化的顶端,是进步的标杆,因此提倡用科学和理性,反对迷信。萨满教属于有害的迷信范畴,是西方人代表的高级文化注定要消灭的东西。

20世纪初,人类学、社会学的学者们开始将宗教放置在它自身产生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去研究,创造了宗教—社会、宗教—文化的研究框架。例如法国社会奠基者涂尔干提出宗教具有突出的社会性,它是该社会事实的集体表达;在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看来宗教是文化的产物,因为人类的社会性促使他们要经常性地交流、体验,这些交流和体验最终融汇进宗教中并在那里找到答案,而宗教也从最初的自然状态变成了文化产品。这些观点对当时的研究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就20世纪早期的萨满(教)研究而言,被誉为美国人类学之父的博厄斯(Franz Boas)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位犹太人学者决绝地反对进化论学派含有的种族优越论和文化高低论的腔调,他认为,每个民族文化的形成都取决于它们的社会环境和地理环境,而原始人和文明人之间的差别缘于发展机遇上的差别而非种族智能的差异。博厄斯是1897——1902年间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为考察涉及西伯利亚地区多个族群开展的为期5年的杰瑟普北太平洋海岸探险的发起者和主持人。他旨在探索西伯利亚东北部与北美洲西北海岸土著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在他的召集和带领下,一批俄国和美国的人类学学者积极地参与进来,试图通过客观地具体刻画某一族群的萨满文化,并深入理解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