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迈克·蓝贝克（著）程之伊（译） | 灵魂附体与转世

【萨满仪式音乐及“巫”乐研究】第7期

首先我要诚挚地感谢萧梅教授邀请我来到“大音讲堂”，给我这个机会和你们分享我的研究成果。其次我想说明的是，今天我所讲的并非音乐。我不是一个音乐方面的专业人士，所以也不会涉及这个领域的话题。今天我所说的是灵魂附体，虽然这一现象经常伴随着音乐的产生，但我的发言并不涉此。

关于灵魂附体，我认为它是非人类的其他物种于特定时间内，在特定人群中出现并通过人类的肉身言说，用以发展社交关系的社会关系系统。当灵在言说过程中，生者——我将其称之为宿主或灵媒，当附体发生时，或说当灵开启言说状态时他会暂时离开他的身体，或者至少在此过程中失去本来的意识。心理学家会将这种情况称之为迷幻状态或离体（dissociation）。若无旁观者后来的叙述，他们就不记得在附体发生时的所作所为。当灵不在言说状态时，因为宿主与灵之间特殊的连带关系，宿主仍要遵守一些戒律以安抚寄于体内的灵，比如不吃宿灵不喜爱的食物，反之，宿灵将使宿主生病，用以警戒他们之间的特殊关系。 

在西印度洋发现的灵魂附体与欧洲的转世，这两种都被认为具有前世的概念。两种现象的前提是，灵魂可在不同的肉体间游移转换。生者可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与死者进行联系，声音承载着不同的历史时期、历史形态，通过言说被带到当下。附体与转世从而成为一个“想象的延续体(imagined continuities)”，可被理解成与本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1991年的书中提到的“想象的共同体” (imagined communities)相似的一种时间维度。两者皆可为历史交替和演变中的媒介，也可说是一种 “人物”（personnages）的媒介。“人物 ” 一词引自马赛尔·莫斯（Marcel Mauss），用来指代一种代代相传的社会特征。马拉加什的灵魂附体中，死者伴随生者来到世人眼前，表露他们的公众身份。与之不同的是，欧洲的转世体系中生者回望他们的前世，但前世不会成为一种当下的社会身份，回到生者身上。在转世中，死者不会直接附于生者身上，而是留下一些可觅的踪迹。我们可以说，欧洲意义上的“灵魂”，是一个可以在新身体中重新复制的概念，相对于马拉加什人所说的“灵”，它更抽象或抽象化。

这两个体系以不同的方式与方法理解人类的自然天性以及生者与死者间的关系，然而他们皆为一种富有创造性的、存在强烈道德意味的、在生者与死者间的交流方式。比如生者和死者会对某一个问题或麻烦表示关心并引起周围人的关注，而非让这些问题隐匿在人群中，不了了之。

1975年，我正在西印度洋科摩罗群岛中的马约特岛进行我博士论文的田野调查[1]。完全出乎意料的，我碰到那里的灵魂附体现象，这种现象完全擒获我的内心，让人无法抗拒。这种着迷的感觉并非来自我自己想要去体验被附体或进入迷幻的状态，而主要来自另外三个原因。其一，它能够提供一个丰富的社会关系、当地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这会有助于我对马约特和马达加斯加有更深入的理解。它将公开（publicity）和隐私（intimacy）两个方面结合在了一起。在马达加斯加，附体与政治和历史紧密联系，许多被过去的君王附体的灵媒通常会成为公众形象。附体成为灵媒的无意识动机并且处处塑造着他们的个人与私生活。总而言之，附体现象提供了让我们更深入了解当地人的工具。

附体现象让我感到着迷的第二个原因是，我可以从附体的研究中反映许多哲学和理性层面的谜题：比如身/心问题（Lambek, 1998a）、个人持续性与主体间性的本质、人格的道德维度（Lembek, 2010）、现实中的社会构建、想象所扮演的角色、历史的属性等等。对于附体，列维·施特劳斯或许会说它是你在思考过程中应该带入的方法。

第三个原因是，这种活跃的灵魂附体树立并传递了一种本体论，也就是一种存在方式。附体在所谓人类学家的抽象概念的神话与仪式之间徘徊，将某一形象呈现出来或者将往生者带到展演的空间。它讲述了灵魂与宿主如何栖居于这片土地，描述当地人所生活的世界，如同戏剧和文学所做的那样。

需要提到的是，附体连接了过去与当下。这两者也可被理解为传统与当代，或者在马达加斯加的例子中，可分为被殖民前、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时期三个历史阶段。通过灵媒之口，过去于当下言说，并身处当下，将当代融入流转的传统。灵魂也同样联系着公共符号世界、私人空间与主观意识，也就是联系着精神表达、客观文化模式与缘身性的经验。附体是将过去内在化的工具，也同时提供了宿主或灵媒与他者间轮流沟通的频道，比如宿主的家人、客户、同事、朋友或敌人，最终是宿主自己和附体的灵魂本身。后者可能会以日记或心理分析呈现。

对马拉加什附体的研究不断给予我惊喜与灵感（如同读一本好书），并带领我更深层次的理解当地人的隐私与主观感受、特点与当地本体论的复杂性、社会关系的清晰程度、以及更多的抽象哲思。它的创造力让我从未失去书写的动力，它的深度也让我不断的以新的方式或新的内容去思考。灵魂附体的确构成了一个有趣的语境与隐喻去思考社会经验的本质，如同詹尼斯·巴蒂（1989；cf. Lambek 1997）写作关于田野工作的艺术性和民族学者实践工作中的佼佼者。

我准备陈述总结这些年对马约特岛以及马达加斯加西北部，尤其是城市马任加的灵魂附体研究的观点。1975年的时候，马约特岛还是科摩罗群岛的一部分，那里的居民在公投之后决定不再从属独立的伊斯兰科摩罗联盟。相反，他们决定继续作为法国的一部分并在2012年成为法国的海外领地之一。马约特和马达加斯加的灵魂附体现象很相似，两地之间常有的人口流动使得他们也具有相似的思考方式，但这其中对灵魂附体还是存在不同的分析与理解。文中在我提到附体时，有时它仅指代马约特和马达加斯加地区的附体，而有时它是指更广泛地域中的附体，甚至是中国或世界上其他一些与灵魂附体本质一致的现象。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做一个概括性的分类。

重要的是，这两个地方的灵魂附体传统皆为鲜活的、积极的并且公开化的；这些完全符合马赛尔·莫斯所言的社会事实范畴，也就是它们需带有宗教性、社会性、政治性、经济性、治疗性、道德感和美学意义。

附体现象集高度娱乐和严肃性于一身。它是“宗教性”的，如果你喜欢这个词，尽管马约特是在伊斯兰教语境下而马任加（Majunga）则是信仰伊斯兰与基督两种宗教。不同于巴西的那个例子，他们并不把灵魂附体与其他宗教区分，许多灵媒本身是穆斯林或基督徒。信仰是具有历史性并且伴随着时间而变化的，无论如何他们现在兴旺繁荣。最近一个法国人类学家苏菲·包法特（Sophie Bouffart）提出的观点充分肯定了70年代我在马约特岛的体验；同样的，在我上次拜访马任加时，我看到许多新一代的年轻灵媒被附体。文章最后我将讲述我的这段经验。

以下是我对灵魂附体的二十个观点，大部分按照年代顺序排列。文后我会将其与瑞士的转世现象进行比较。

1. 我的第一个观点是迷幻和其有关的神经生理学是次于文化框架所给予灵魂附体的实质与意义的（Lambek，1989）。迷幻不会简单产生，它是附体现象的合理化显现。灵魂附体首先是一个文化现象而非纯粹的生理反应。它既不是一种病态的表现，也不是弄虚作假。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它象征性的建构并且它的显现与重要性是适应多元化的。文化模式塑造了迷幻行为，人们后进入离解状态是因为他们先被灵魂附体，而非相反的顺序。

   
   

2. 我的第二个观点是，灵魂附体虽然可以有多种结果，但它的精髓或存在是不能通过任何社会功能或灵媒的意图来解释的。它是首先需要在自己的语境内去理解的，一种文化表达的媒介物。我们需要避免还原解释灵魂和宿主，避免还原解释将宗教层面归为精神体验的来源。总体而论，我对宗教问题的理解是既不认为它们是信仰者所言的真理，也不试图将其化约为其他东西。我将宗教现象看作文化现象，是经由传统形态、社会化的塑造转化而来的人类的创造物。

   
   

3. 在马约特和马达加斯加，灵魂被认为是独立特殊的社会个人，它们拥有着自己的身份、家和亲缘关系。灵魂在灵媒身体之间的关系不是延续性的，但他的个人身份以及它的人际关系却是持续的。当我有一次在马约特的时候，我的朋友Mohedja被一个新的灵魂附体并跑到我跟前让我帮助他完成入法仪式。我和她说，我马上就要离开这里，没有时间帮她准备。我知道灵魂通常都会使宿主患病，以此催促它们的宿主尽快完成入法仪式，因此我拜托这个灵魂不要这样做，因为我不知道自己的归期。几年后，我回到马约特，这个灵魂再次附体在Mohedja身上，而我也兑现了先前的诺言。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她另一个家庭成员上，而我也告诉那个灵魂，当我不在马约特的时候不要让她生病，直到我回来并信守承诺。

   
   

4. 灵魂附体构成了一个沟通系统。它提供各种声音的转换并向他人言说。这个系统至少包括了灵魂本身、灵媒或宿主及第三方。在以上事件描述中，我，作为第三方，服务于Mohedja和灵魂之间：灵魂出现在可以向宿主传递信息的某人面前。在马约特，丈夫与妻子经常各自与附体之灵有着独立的关系。配偶可以述说对方被灵魂附体时的话语。配偶之间在附体状态下面对面交流甚至比正常状态下还要轻松自然。相对多数的言说与通道是冗长的治疗仪式所具有的特征。不同的灵魂降临在宿主身上时，那些所传递的讯息每次都会在迷幻产生和结束时重复，为了告知新来的灵魂所发生的情况。（Lambek，1981）

   
   

5. 此后，治疗过程的确包含物质成分与身体行为，比如沐浴或食用草药，但最重要的还是沟通模式。这种沟通模式是人与人之间或主体间的，也同样发生在人际内部层面。这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谈话治疗”形式。并且附体的状态与这种西方治疗形式没有很大的不同。

   
   

6. 像保罗·安泽和我曾提出的那样，附体治疗就像心理分析一样，共同拥有一种我们称之为“特权”的沟通模式。它的“特权”是因为它存在于常规的社会关系之外并且提供了一个使信息脱离元信息的框架体。也就是说，当我和你说话时，我不是在以我们以往的人际关系语境中那样和你说话。如果一个女性灵魂在批评她的丈夫时并不意味着那个宿主妻子对丈夫有怒气，那个丈夫亦或不会为此感到被自己的妻子所冒犯。

   
   

7. 马约特的附体仪式是治疗仪式的一种，同时也是让灵魂被其他的灵魂与灵媒识别的入法仪式。仪式的关键意义在于灵魂向他者宣告自己的名字，并且使自己的身份被认可、接纳。那些需要宣告自己所拥有的新身份的人们通常是曾有其他宿主的灵魂。

   
   

8. 宣告自己的姓名是十分关键且冗长的过程。这被理解成灵魂认识他或她自己的声明[2]。我将其理解成为一种话语表述方式，灵魂赋予自己姓氏，塑造它的社会存在，实质化自己与宿主间的关系，重建自己的身份并成为灵魂本身。（Lambek ，2006）。继拉帕波尔（Rappaport）之后，我将它称为神秘的表述行为例证。这种施为性效果使参与者神秘化或淡化了他们的力量。

   
   

9. 人们说他们并不选择被附体，也不选择被谁附体。但十分清楚的是，某一特定灵魂的身份与宿主和他人之间的关系有着强烈的意义，因此可以猜测这其中蕴涵着一种无意识动机。一位马约特岛的女性十分清楚周遭被附体的人群，被某一特定灵魂附体的她，或许被其他灵魂认出或者可能被曾经附体在她的父辈或祖父辈的灵魂所附体，反之亦有可能（Lambek，1988b，2011）。在马达加斯加西北部，当灵魂附体在权贵阶级中，灵魂本身也同样具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与身份，这取决于它的皇室宗谱，生活的年代等等（Lambek 2002a）。灵魂的身份也牵连着其他灵媒和家庭成员的关系。不仅如此，宿主也从来不止被一个灵魂所附体；有些宿主拥有两或三个灵魂，有些则有更多。每个灵魂都有着独特的社会涵义，并且这些不同的灵魂也带领宿主去到不同的方向和扩大它们身份的组成部分。当我提到人们不止被一个灵魂附体时，这些灵魂都与宿主保有连续的关系，而非仅出现于特定的时间。多魂一体的确是个复杂的状态，却也同时丰富了宿主的人生。

   
   

10. 有时候，被特定灵魂附体的原因是矛盾、综合或隐秘的；有时它却出现得显而易见。2012年的时候，我和萨拉·古尔德（Sarah Gould）遇到了一个被双胞胎祖先灵魂附体的灵媒，我们以前从未碰到过这种情况。当我们站在这位灵媒家的庭院中准备离开时，灵媒的妻子指给我们看了一对与他模样相似的女子；最终我们得知那是他的两位孪生姐姐。

    
    

11. 一旦我们停止询问为何这些人或这类人会被附体而非其他人，从而换成询问为何特定的宿主会被特定的灵魂附体时，与附体相关的社会和心理动机、过程与意义变得愈发明显，病理学的观念则开始减弱。在与灵媒讨论他们被附体的历史并能够定期深度观察特定的个体生活的过程中，我基于各种层次的心理学深度、个案历史的研究，弄清了许多事实真象。这无异于试图去发掘为何一群知识分子选择特定的学术流派或被特定的理论所吸引一样，像我自己，我更愿意用阐释的方法，而不是像实证主义者那样。

    
    

12. 灵魂附体过程中的其中一个特质可用心理分析学术语“内射”来形容——与“投射”相对应，或与之成为辩证关系（Lambek，2002b）。例如一位我熟知的女性曾被一位不受欢迎的追求者所困扰，后来她才知道她的身体不适是因为中了那个被她拒绝的追求者的咒术而引起的。被治愈以后，她就被一位年轻的男性灵魂附体了，这个灵魂声称要保护她并击退那些冒犯者。于是她便树立了一个年轻男性的形象并且将其从攻击者转化成保护者。同样的，这位比她年长的壮年男性灵魂正是附体在她哥哥身上的灵魂的弟弟，她的哥哥曾取代她过世的父亲的地位。内射在这位哥哥身上，她自己实际上无意识的成为了她自己的父亲。她的自我意识或人格表象在男性形象下成长，并暗自认同和理解为自身的一部分。

    
    

13. 马约特与马达加斯加灵魂附体的公开执仪十分鲜活并吸引了大量观众群。在我的第一本书《人类灵魂》（Human Sprits，1981）整理了克利福德·格尔茨文本中的隐喻。附体在文化语境中被广泛地理解，体现了力量、道德与正义。它同时具有戏剧和悲剧的元素。附体作为公开表演可被看作是理性上吸引、感官上刺激观众、具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类别，和任何一种伟大的艺术形式一样。

    
    

14. 当我们接触灵媒们的生活时，我们会发现灵魂并非只在迷狂时出现，而是时刻融入他的日常生活。灵魂与灵媒之间的关系极为严谨，它影响着宿主什么不可以吃、哪一天不可以工作、以及与同类灵魂附体的灵媒之间的关系（Lambek，2002a）。在马达加斯加，这种关系又加了一层与活着的贵族部落的亲属血缘关系和与被附灵魂有关联的其他灵魂间的关系，这层层关系也建立了当地对于婚姻和抚养孩童的禁令。比如一个被以前的君王灵魂附体的男人，不能同被君王母亲附体的女人结婚，并且男人在街道遇见这位女人时，需要恭敬的唤她“母亲”，即便那个女人比他年轻许多。实际上，这个男人娶了一位被服侍过那个君王的上尉的灵魂所附体的女人。因此当事实发生时，附体对宿主和宿于他身上的灵魂有着严格的区分——当灵魂显现的时刻——却也同样与宿主的日常生活融为一体了。附体现象可对灵媒们产生很大的影响，塑造着他们的行为与生活。它可以约束到宿主可以和谁居住、是否可以参加穆斯林或基督徒的葬礼、甚至是可以养什么颜色的猫。

    
    

15. 马约特的灵魂附体伴随着伊斯兰教和古占星术的传统，延续至今又增添了法式教育和医药学的影响。若说他们之间相互矛盾或相互排斥，我想说这些不同的传统是无法比较的。（Lambek ，1993）它们无法通过表面的标准去比较与衡量。在马约特或马任加，没有人对附体现象表示不尊重；尽管有些人坚持他们对附体并不感兴趣并且绝对不会被附体，也有人指出这是违反伊斯兰教义的，但几乎没有人会说附体是虚假的或仅仅只是一种社会结构。人们总归被迫承认或欣然接受一个灵魂，或向它寻求帮助或建议。所有人都与这些各种各样的传统相联系。

    
    

16. 在马达加斯加西北部生活的人们和他们的祖先有的信奉伊斯兰教，有的信奉基督教，或两者皆不信奉，所有的组合方式都会在附体现象中产生，包括基督徒灵魂附体在伊斯兰教徒身上或者穆斯林宿主被基督徒灵魂附体。这是一种有趣的识别方式，比如并非所有居住在这里的穆斯林严格遵守伊斯兰教教义。比如最近当地很有人气的灵魂（Ndrankeindraza）是上世纪中叶人。他戴着一顶红色的土耳其毡帽，但他的形象却是一个总抱着朗姆酒瓶的醉鬼。然而他在他的祖父Ndramafiavakarivo面前却试图掩饰他饮酒的行为，因为他祖父是一名严格的穆斯林。灵魂附体现象从而表现并增进了社会的开放性、多元性和都市化以及人们的多样性所带来的欢愉。

    
    

17. 一个“称职”的灵媒需要作为灵魂本身并具有执仪得当的能力。她首先要面对她的客户，全身心的投入到灵媒的角色中。最后她需要以余生维系她与灵魂的关系（Lambek，1988a）。在此之中，灵媒应该是充满创造力并能展现一种道德想象。一个强壮的灵媒不是表现得歇斯底里，而是拥有可以胜任这个角色的技术、富有道德感、并且心智成熟，有着能够直面自身的觉悟。在此我可以用音乐打个比方。一个强壮的乐手灵魂就像是能够掌控他自己的音乐或乐器并技艺精湛的伟大音乐家一般。并且一个灵媒需要像音乐家那样，能够编配声部或乐器并找到适合演奏的音高、节奏和旋律。

    
    

18. 宿主并非只是享受或承受附体所带来的快乐或痛苦，而是作为一个活跃的灵媒，有组织能力，能够调整自身的行为去适应并塑造一个语境，与他人产生共鸣并创造私密空间（Lambek ，1993，Ch.11），声响辨别能力和具有创意的想象。（2002a，2002c）从而他们将远离病痛、不符标准或以附体来牟取私利。

    
    

19. 作为自己和对方，或他者，附体在没有选择任何一个或主要的言说、且多种声音言说并置的情况下所呈现出的本质是不一致（ironic）的。Irony一词在这里不是讥讽或愤世嫉俗的意思，在这里，irony没有直接面对或反对他者（Lear ，2003，2011），而是具有表现人类意识与因果关系的品质（Nehamas，1983）。当灵魂显现并通过我的身体显现时，这两个行为同时发生在我的身上，而我又不是我。作为一个灵媒，我授权并承认我将替换成另一人，并借出我的身体，同时我也同样知晓我同时也参与表演呈现之中。识别并听从附在我身上的灵魂的人们也能看到我的形体。灵魂附体现象的实证一直有着怀疑主义的残迹。如同马达加斯加的居民用法语呼喊着：“难以置信！但这是真的！”灵魂言说时通常十分狡黠，体现在灵媒身上往往是伴随着一个单眨眼或漫画式的姿势，在发表言说的同时并置另一种言说。也就是说，相对于确定性，灵魂附体的核心即为不一致性。基督教中的“信仰（belief）”一词不能正确地理解附体。

    
    

20. 在许多当代文学作品中，对人类存在的讽刺已成为一种特点，尤其是有关病态、疾病和其治疗方式。托马斯·马恩的小说《魔山》（The Magic Mountain）即为一个有力的证据。如同弗洛伊德曾将人的动机、意图以及其间过程问题化。病人是否参与谋划了他们的疾病？病痛的根源是否最终无法选择？灵魂附体现象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