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届大音讲堂丨孙歌：历史转折期的艺术乡建——从乡村看中国

2025年11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孙歌以“历史转折期的艺术乡建——从乡村看中国”为题，从思想史视角切入，探讨艺术乡建如何成为观察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窗口。整场讲座，孙歌老师围绕中国乡村在历史转折期的变化、艺术乡建的行动过程、城乡关系的重构以及深层社会价值等议题，结合她在福建屏南、广东顺德等地的实地调研案例展开，为理解当代中国乡村发展与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思路。本场讲座为2025年《大音讲堂》的第三讲，由上海音乐学院亚欧音乐研究中心、仪式音乐研究中心主办，萧梅教授主持。

萧梅教授主持

讲座开篇，孙老师开宗明义地指出当前乡村变革的突破性特征，中国正处于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转折期。她首先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土地政策调整引发的劳动力流动现象：随着“新工人群体”进城后的迅速分化，不仅改变了城乡人口结构，更预示着文化结构的动态变化；同时，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彻底改变了传统乡村的封闭状态。她提到，这一进程中蕴含着巨大的转折契机：伴随着乡村“空心化”现象带来了留守儿童、老龄化等社会问题，第一、二代农村青年在城市接受了现代化的轮训，使乡村不再是与外界隔绝的封闭空间，城里人一厢情愿寻找的“世外桃源”已经完全改变了。此外，宅基地流转政策的实施为艺术家进入乡村提供了重要契机，成为艺术乡建的起点。

孙老师谈到，艺术家进驻乡村后，首要且核心的实践是对传统民居的修复与再生。她通过对比发现，艺术家与建筑学家的修复理念存在本质差异：艺术家修复老房子并非单纯的建筑行为，而是将民居视为传统社会生活的“容器”，通过“修旧如旧”的方式保留传统生活方式，而主流建筑学界多倾向于推倒重建。由此，她介绍了福建屏南县民居修复工程独特的操作模式：一是“就地取材、就地请工”，施工者均为当地农民工匠，他们凭借丰富经验按需用料，避免浪费；二是采用“公料法”经费结算方式，由县政府提供支持，按实际用料和工时结算；三是拒绝标准化，每栋房屋的修复都依据其原有特征和实用功能量身定制，体现了乡村建筑的非标准化特征。这种修复模式不仅节约了成本，更让当地工匠的技艺得以传承，使修复后的民居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地标。孙老师还以福建宁德屏南县四坪村为例，艺术家林正碌的到来让这里成为了“网红打卡地”，打造出远近闻名的创意“文化硅谷”，并提出“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口号。他开设零门槛的油画训练班，只引导学员捕捉光线描绘所见之物。这些学员多为当地村民和游客，他们不以绘画为业，却通过绘画丰富了生活，部分作品甚至能走出国门参展。这一实践不仅减少了乡村赌博、酗酒等不良现象，更让艺术成为村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传递出“艺术无门槛”的平民化理念。

孙老师还提到，如今的乡村入驻了一类“新村民”群体，他们早期多为高收入、可远程办公的“数字游民”，以较低成本享受优质生活；如今的新村民主体则是有高学历、不满城市生活、追求人生价值的年轻人，他们扎根乡村创业，开办民宿、咖啡馆、法式面包店等，深度融入乡村生活。新村民注重生活品质与精神追求，在乡村喝咖啡、吃西餐、举办烹调大赛，甚至共同策划稻田音乐会、有机农业合作社等跨界项目，将城市生活元素自然融入乡村。同时，与城市中高度分工、内卷化的单向度生存不同，新村民普遍具备“多面手”特质，理发师可能是咖啡冠军，平面设计师同时经营快餐店，这种多样性不仅缓解了内卷压力，更重新定义了“人的尊严”——生活不再被单一价值的尺度捆绑。孙老师总结道，当这种情况持续推进后，乡村的固有功能开始发生深刻转变。诸多成熟的城市生活与业态元素进入乡村空间，与当地传统生活方式生活相互适配、发酵变形，成为乡村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新村民的到来不仅带来了资金、技术与新理念，更促进了乡村消费模式、生活方式的升级，成为乡村复合性结构形成的重要推动力量。

在此基础上，孙老师进一步从思想史的视角审视以上现象：如果我们把“流动”界定为文化要素之间的融合与交流，那么这种流动机制恰恰催生了城乡共存的新样态。一方面，城乡差异依然存在：部分空心村因人口流失难以挽救，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仍有短板；城市中也存在城中村、老旧小区等发展不均衡的空间。另一方面，城乡之间的绝对隔阂已被逐步打破，并进一步推动着复合性乡村新的结构形成。例如，先锋书店在屏南县乡村挂起梁漱溟、陶行知等先贤的画像，虽显突兀却被乡村包容。这些现象提醒我们，可能要根据人的生活方式而非生活空间，对人群进行重新分类。城市也不再是现代化的唯一范本，乡村不再是单纯的农业生产空间，而是包容了城市元素的文明载体，它的非标准化、拒绝单向度的逻辑为城市文明提供了反思参照，为破解城市内卷、模式化等问题提供了“解毒剂”。这些乡村的现代化程度虽然远不如城市高，但他们并不是城市现代化的低端版本，而是另外一种现代化的显现。

如何理解这种“现代化”呢？孙老师认为，我们要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其一，在思维层面要建立更清楚的自觉，以此作为认知当下乡村社会变迁的前提。第二，从表层上来讲，艺术乡建直观呈现的是农村的礼俗、遗产；从深层意义而言，艺术乡建让人们看到现代化并非只有城市一种模式，乡村的多元发展逻辑同样可以孕育出具有生命力的现代化形态。随着艺术乡建的持续推进，一个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正逐步展开。

孙老师强调，乡村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多元主体的协同发力，形成了独特的 “乡绅机制”，一是具有献身精神的艺术家；二是灵活务实的基层干部，用村庄、百姓的逻辑来支持乡建运作，如屏南县政府打破标准化的行政流程；三是积极配合的当地村民，他们的主体性越强，乡村的发展速度就更快，越能催生出多元的实践策略。同时，艺术乡建在参与社会行动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一是如何平衡“介入”与“尊重”的边界，避免陷入“乡村殖民”的困境，真正呈现当地村民的意志与声音；二是建立合理的“退出机制”，避免权力集中，以确保乡村始终是自身发展的主体等。

最后，孙老师将艺术乡建的话题提升至思想史层面。在她看来，艺术乡建重构了乡村的精神生活图景，推动城乡并存的形态逐步超越传统的“城—乡”二元差异，最终成为一种新型社会结构形态。乡村不仅是传统文化的承载体，更是反思现代性困境的重要思想资源。诚如孙老师所言，艺术乡建的终极受益者，实则是艺术本身。当代艺术若要保持生命力，便不能脱离乡村的文化之根——这不仅包括烧翻塔、游龙、打铁花等表层的礼俗活动，更指向潜藏于乡村社会内部的深层运行逻辑，并将其浸润于艺术家的灵魂之中，当代艺术才会更完整、更具生命力。

上海师范大学李亚老师

讲座后集体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