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届大音讲堂 | 渠岩：《社会剧场：中国艺术乡建新浪潮》

一、艺术乡建的理论溯源

渠岩教授指出，作为中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创新实践模式，“艺术乡建” 的理论体系植根于社会表演理论、参与式艺术与关系美学、社区营造理论，以及人类学的“田野工作”研究方法。作为中国乡村建设的第三条路径，“艺术乡建”真切聚焦“乡村自治权力的复归、在地关系的重建与礼俗香火的延续”三大核心命题；其本质是一种“文化针灸”疗法，通过艺术的介入重新联结人与土地、传统与现代的纽带，在修复乡村肌理的同时，亦弥合我们自身与世界的断裂感。

这一模式有别于“文艺下乡”“文旅乡创”将乡村视作艺术实践作为“他者对象”、核心逻辑受制于市场经济规律的做法；“艺术乡建”则将“乡村”定位为艺术行动的主体与艺术行为发生的主场。他强调，倘若艺术家不调整自身介入社会的姿态，其行为便会成为外部干预与精英主义居高临下式介入的借口。这正是实践过程中需要重点规避的问题。

二、核心方法、实践挑战与反思

基于上述理念，渠岩教授提出“空间重塑、参与式艺术、跨域协作网络、多主体联动机制、地方知识的跨界再生产”，将其作为“艺术乡建”的核心方法与特征。

与此同时，他直面实践过程中的三大核心挑战：其一，文化冲突与权力失衡，外来艺术家与在地社群可能因价值观差异产生摩擦；其二，短效性与可持续性的矛盾，多数项目依赖外部资金注入，活动落幕之后便难以持续推进；其三，过度商业化风险，艺术介入的过程可能沦为单纯的“文化消费”，最终导致乡村走向 “迪士尼化”。对此，他强调，艺术家需与当地群众建立平等对话机制，强化本土发展的自主性，方能实现乡村建设的长效发展。

三、差异化实践案例：三地乡建的文化逻辑

随后，渠岩教授结合许村、青田、周前三个不同区域的实践案例，阐释了艺术乡建的在地化逻辑。三个村落因地理环境与文化脉络的差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实践路径：许村被定位为文化思考的平台，成为重新认知传统的出发点，并在此基础上完成对民族本体文明的梳理；青田循着依稀可辨的历史线索，重拾仅存的文明余烬，通过乡村实践，逐渐成为构建中华文明的实践现场；周前则贯通历史与现实之间的乡土脉络及乡村秩序，通过迭代更新，复兴家园理想，重建日常生活图景。他强调，三个村落的差异性决定了从业者必须立足在地实际，展开个性化实践。

讲座尾声，渠岩教授以一段文字作结语：“在许村的上方，是高耸的太行绝壁，那便是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首阳山。因有先贤的足迹，这冷峻的高山顿生灵性，令人敬畏，让人心潮激荡。太行山下，在这座千年古村中，你是否听到，先祖那穿越千古的慨叹——‘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引发听众对乡建本质的深入思考。

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凌嘉穗、武汉音乐学院青年教师熊曼谕、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教师林艺婷及上海音乐学院博士生张孜乐，围绕“艺术乡建与地方文化及群众的关系”“不同区域在艺术乡建方法论与操作层面的差异性”等问题展开追问。

渠岩教授回应指出，艺术乡建需将乡村置于主体地位，唯有真正走进乡村、读懂乡村，诸多问题方能迎刃而解。而音乐作为艺术乡建的有机组成部分，能够显著提升村民的参与度；同时，我们亦可在群众中发掘、培育本土音乐人，以此增强乡村的文化自信，激活并深挖乡村的内生文化活力。针对“差异性”的问题，他以日本、中国台湾地区的实践案例为佐证，强调要厘清文化、概念、地域等表层差异背后，文明形态与社会结构的本质区别。

最后，萧梅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总结。她指出，渠岩教授的“艺术乡建”理念立足于地方主体性，在持续的反思中直面实践中的各类问题。这一思路对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承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对于传统音乐的传承与发展，我们不能仅止步于课堂中的理论构想，而应回归乡村的鲜活现场。诚如渠岩教授所言，乡村文化的“余烬”，只需借由恰当的“风力”便能重焕生机。我们不应将传统音乐视作单纯的功能性存在，更需对既有的发展逻辑进行深刻反思。

本次讲座不仅为“艺术乡建”领域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启示，更为音乐学科的跨界研究打开了新视野，也引发了在场师生对“中国问题”的深度思考。

撰文：李妍星

图片：高 苑

审核：邢 媛

编辑：罗晗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