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快报·第二日|2025少数民族唱法实地考察与数据分析研修营在四川成都开营

作者: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发布时间:2025-07-27

图文快报·第二日|2025少数民族唱法实地考察与数据分析研修营在四川成都开营


7月26日,2025“少数民族唱法实地考察与数据分析研修营”理论授课进入第二日,上午的讲座由四川音乐学院科研处处长、中华传统音乐研究院执行院长杨晓主持。

第一场授课,四川音乐学院刘雯教授以《阿尔麦藏族多声部民歌唱法探析》为题,通过对岷江上游黑水县藏族阿尔麦人的多声部民歌两类唱法、等级型歌唱队形、演唱预示法、训练法以及紧贴式多声部合唱观念等层面和内容的探析,解读了阿尔麦藏族传统合唱的独特体系。刘雯老师首先对阿尔麦藏族多声部民歌的声部称谓与等级型歌唱队形进行阐述,阿尔麦人将高音称为“得拐”,低音称为“尔拐”,在高低音间穿插则为“得拐尔拐”,根据不同场合与性别,歌唱队形会有所变化。

刘雯指出,阿尔麦人的唱法分为“日代”(颤音)与“尔布善”(直声)两种。“日代”是指“波浪似的唱”,主要运用在二至三人的重唱形式与男声合唱中。“尔布善”属于女声集体合唱的专属唱法,女人们在歌唱时会注重追求声部碰撞所发出的二、三度“嗡嗡”和音效果。在授课中,刘雯生动演示了阿尔麦人的多声部民歌演唱训练法,包括歌唱姿势训练、从小声到大声、从衬词到实词、从短调到长调、从跟唱到主唱的多声音乐训练模式。

授课过程中,刘雯带领大家模唱、跳阿尔麦人和羌族人民的歌舞,模仿歌唱时的各种姿态。通过生动的演绎,带领学员切身感受了阿尔麦人多声部的演唱观念和文化魅力。

第二场课程由上海音乐学院徐欣研究员主讲,题为《听的方法论:跨文化感官体验与声音民族志书写》。徐欣从理论出发反思了民族音乐学及声音研究的方法论,通过分析“声音客体”转向“听觉主体”的“感官经验”,探讨了声音与文化、感知与书写之间的相互关系。

课程伊始,徐欣以“声音”与“听觉”之间的差异作为切入点,对“声音景观”(soundscape)的概念进行回顾。在过往的研究中,我们很容易割裂声音与其他感官经验的整体性,仅将其作为客体对象进行类型化分析,将“声音景观”作为提炼“地方性”和文化区域内部声音类型的概念。此种研究思路,虽有利于勾勒出该文化内部声音(音乐)体系的基本构成,却忽略了人如何聆听以及声音与环境的“互成”关系,以及声景的空间流动与时间发展对于听觉所产生的影响,形成“有声音构造但无听觉体验”的研究。

随后,徐欣以唐·伊德(Don Ihde)和皮埃尔·舍费尔(Pierre Schaeffer)为例,介绍了现象学聆听,进一步阐述聆听的重要性。唐·伊德站在感官的维度,强调听觉体验与听觉能力的重要性,他的声音现象学不但通过聆听构建了声音的存在方式,也通过聆听与发声(voice)强调了身体经验的不可替代性。皮埃尔·舍费尔则通过“具体音乐”实践,提出“还原聆听”的概念,将声音视为一种自律流动的存在,提倡应在“去语境”的真空下聆听纯粹客观的声音。

徐欣以两个案例探讨了在跨文化聆听中“聆听”究竟是物理还是文化的问题。例如,19世纪德国自然学家弗朗兹·迈恩(Franz Meyen)和21世纪卡尔梅克裔美国学者均对中国戏曲有相似的感受——喧嚣刺耳,但中国听众对这种“吵闹”却无动于衷。这揭示了刺激陌生的跨文化聆听者听觉神经的不是音乐性结构与文化价值,而是由响度、音色所区分的物理特性。从而引出跨文化的声音接触史,进而对“历史地聆听”与“聆听的历史”两个概念进行区分。

最后,徐老师围绕“不同文化中的人如何聆听”进行讨论,讨论了非洲人耳听大于眼观、苏亚人“听到-理解-知道”三义一体以及卡鲁里人视鸟鸣为“森林在说话”的案例。她对聆听的重要意义进行了思考:聆听是研究方法,也是研究对象。对聆听的强调,会增强以声音民族志考察多元音乐美学的可能性,将人类对于音乐能力的考察,从理性、间接的分析拉回感性、直接的身体与情感经验。徐欣强调,双重聆听能力与双重音乐能力一样重要,我们全身心沉浸于田野之中,但在撰写民族志时往往回归理性。我们不要忽略民族音乐学本身还是强调“人”的,是需要强调自我体验的书写的,不应当忘记我们的“感觉”。

在提问环节,学员雅茹询问徐欣,如何将今日课程中讲述的方法论应用于具体研究,如对于蒙古族萨满的研究。徐欣以自身萨满执仪考察为例,强调研究者进行在场聆听的必要性,不仅是聆听本身,而是获得综合的身体感。学员黄刘梓砚提问道,声音首先是被感知的对象,在具身体验下我们会产生共情与理解,那么如何在感性认知后进行理性的民族志书写?徐欣指出,书写基于具身经历的感官民族志时,不应仅依赖“感性体验”,而应运用“感性经验”材料进行学术书写。对此,杨晓进一步追问:为何要将感性与理性截然分开?为何不能进行感性的书写?萧梅最后总结道:我们的研究并非基于单纯的感性,而是基于感性经验;应将感性经验视为研究材料和起点。

下午的两场讲座,都将“记忆”作为学术代际传承以及知识共建的纽带。

爱尔兰国立科克大学博士候选人、国际传统音乐学会影音民族音乐学会分会主席程之伊(俏俏)讲授《未曾谋面,已然相识:重剪与重返中的具身影像民族志实践》。程之伊首先介绍了音乐影像志的定义、特征、属性等基本元素,并详细梳理了中国音乐影像志从国家主导到民间参与的生成历史。在讲座主体部分,她分享了自己与萧梅教授共同回看拍摄于1995年的纪录片《中华乐舞:纳西卷》的原始素材(该片由萧梅参与调研与脚本撰写)、对其进行重新剪辑、并代表萧梅将重新剪辑的影片返还到原社群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两代学者间以及拍摄者与被摄者间的记忆与情感连接通过影像档案的声影和他们先后踏上过的土地被激活,产生共感共生的具身知识,使得记忆与现实的重合。这种共振式的情感与记忆链接就如程老师再次穿梭于前辈流连过的山川河流时的感受一样:“那些悬崖曾注视过她,现在它们看见了我”。程之伊通过这一个案,探讨了影像档案的动态生命,呈现出参与拍摄者与被摄者的知识共创,并成为所有影像参与者之间记忆与情感纽带的可能性。这一案例引起了现场学员的情感共鸣。

接下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名誉会长乔建中教授以“讲故事”的方式生动地为学员们分享了他从中国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转向至音乐地理学的个人研究历程。在一个半小时的讲座中,乔建中教授细数了自己从最初对于中国山歌分区的研究,到开始构思关于音地关系的理念,再到全新投入至音乐地理学建构与发展的学术经历。可以看出,对于我国民间音乐和其所在的地理环境之间密切联系的关注,从他学术生涯的一开始就已生根发芽,并贯穿至今。但在乔先生多年来不懈的思索、实践与研究中,他的研究对象从较为具体的民歌本体逐渐发展至民歌与地理空间、生态环境、经济生产行为以及宗教信仰等元素之间的复杂同构关系,体现出他一生学术脉络中的“变”与“不变”。他对于亲身实践与理性思考紧密结合的坚守,是一路引领这些重要研究进程的学术精神。近年来,乔先生基于数十年来的研究生发出新的思考:我们一直在追求的传统音乐体系最终有二,一是地域系统,二是体裁、乐种系统,二者相互促进。地域是横剖面,使体裁、乐种在历史演进中不断形成,而地域特征的塑造也要依靠体裁、乐种的互通交流。若抓紧这两大系统,我们对中国音乐特征的生成就可能会有新的感悟。

在提问环节,学员黄刘梓砚针对传统音乐与现代音乐(新音乐)之间的界限和关系提出疑问。乔老师以谭盾、陈其钢和秦文琛等作曲家的音乐创作为例谈到,现代音乐离不开传统音乐的支撑,当代中国作曲家们无论运用多少作曲技法来完成他们的创作,最后的作品总还是要把传统纳入其中,而这也应该是作为中国人的坚持,因为个人之事总是短暂,而文化历史是长远的,更永久的便是这片土地。

乔先生的“学术故事”与程之伊的“动情分享”,以视角不同但同等动人的方式,将前辈们的记忆输送到后辈们的学术血液之中。在课程最后,萧梅如是总结:“之所以要听前辈们讲经历,是因为这是我们最好的方法论,他们本身生动的经历以及对音乐世界的认知就是我们最好的学习机会。”

在一天课程的最后,四个田野小组的成员展开了今日研讨,分别分享了学习心得。第一组代表储倩倩从刘雯的讲座中感受到田野中文化持有者的真诚,并进一步反思作为学者应该以什么样的伦理定位自处,以及如何更好地回馈田野中给予过我们莫大帮助的人。

第二组代表石娱赫对今天的每一个讲座都表达了简短的感想及所学,例如从刘雯讲座中学习到如何从形态分析看待少数民族多声部合唱的音乐观念,从徐欣讲座中了解到如何从聆听出发展开民族志研究,以及从乔建中先生的讲座中体会到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经验出发,从自己对歌唱经验的理解及体验中感悟为什么以及如何歌唱。

第三组代表李天杭分享了自己在田野中遇到的地方性知识与书本知识产生的差异,以及从徐欣讲座中领悟到的以不同层次来理解文化阈限和范围的可能性。

最后,第四组代表赵一颖提出了聆听讲座后产生的问题,即应该如何更好地将特定学科及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嵌入自己的研究之中,继而更准确地把握写作过程。

综述:杨烁、黄刘梓砚

图片:刘力源、鄢杜玖坤、温皓晨

审核:徐欣、周珂

编辑:王子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