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综述四 | 第27届ICTM专题研讨会“丝绸之路上的鼓与鼓乐”第六、七单元

12月29日17:30，会议进入第六单元。本单元由青年学者程之伊（程俏俏）主持。

本单元三位发言人分别是：国际传统复音音乐研究中心的Nino Razmadze博士、广西艺术学院艺术研究院吴宁华教授和广西民族大学艺术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郑丽君（合作发表）。

Nino Razmadze：

《格鲁吉亚音乐文化中的膜鸣乐器》

Nino Razmadze博士的发言题目为《格鲁吉亚音乐文化中的膜鸣乐器》（Membranophones in Georgian Musical Culture）。她关注到了由于格鲁吉亚所处地理位置而带来的文化交融现象，总结了出现在格鲁吉亚语以及译文文献资料中的诸多格鲁吉亚膜鸣乐器的不同称谓。由于这些称谓出现的历史时期、词源以及词典编纂者均不相同，Nino Razmadze首先介绍了出现在9-18世纪各个教会经文中的博伽尼（bobghani）和目前依然惯用的黛拉（daira）、达皮（dapi）几种名称，并从词源的角度介绍了它们的由来，以及与之相关的诸多称谓。之后，她将苏尔汗-萨巴（Sulkhan-Saba）对于纳戈哈拉/纳戈哈拉卡纳（Naghara / nagharakhana）和邓布利（dumbuli）的定义与格罗夫词典中的定义对比分析，以展示其中所包含的不同意义。最后，她通过视频片段展示了目前格鲁吉亚最为主要的两种鼓，黛拉（框鼓）（daira）和多里鼓（Doli）。

黛拉（框鼓）（daira）（讲者提供）

多里鼓（Doli）（讲者提供）

提问环节：

Francesco Serratore（上海音乐学院博士后）：请问您能否提供一些刚才所展示视频的相关信息？比如作者、来源、演出目的等？

回答：第一个黛拉鼓的视频是我在格鲁吉亚西部实地考察时拍摄的，其中的表演者并非专业演员。因为我很难找到专门演奏多利鼓的视频，第二个多利鼓视频是我在网上截取的一段由格鲁吉亚专业舞蹈团体表演的现代舞蹈，但这段舞蹈、包括舞蹈中出现的鼓点、节奏，都是在传统基础上的编创。

Gisa Jähnichen（上海音乐学院全职引进教授）：您提到的黛拉（daira）与中亚的多拉（doira）会不会有一定的联系？

回答：对此很难下结论，但这两种鼓很大可能是存在着一定联系的。我们可以从格鲁吉亚的文献中看到许多关于黛拉鼓的描述，但其来源问题却鲜有提及。所以我也不能确定黛拉鼓是否就是来源于中亚的多拉鼓。

Ako MASHINO（东京艺术大学讲师）：我很喜欢你展示的视频，想问一个有关黛拉鼓和黛拉鼓演奏者性别的问题。在视频中我们看到一位男性和一位女性在一起唱歌，而黛拉鼓的演奏者是一名女性。请问女性黛拉鼓演奏者和男性舞者配合是一种普遍现象吗？

回答：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比如在一些节日、婚礼的现场，他们都会在一起配合表演。

吴宁华、郑丽君：

《丝绸之路上的广西细腰鼓考察与研究》

第二段发言是由吴宁华教授与她的硕士生郑丽君两位发言者合作完成，其发言题目为《丝绸之路上的广西细腰鼓考察与研究》（Investigation and Study of Hourglass-Shaped Drums in Guangxi on the Silk Road）。发言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广西永福宋代窑址出土的六种不同形制的花腔细腰鼓与现在的细腰鼓器型的比较。

广西永福宋代窑址出土花腔细腰鼓的考古情况（讲者提供）

第二部分是分别介绍细腰鼓在广西汉族、壮族、毛南族、瑶族的不同称谓。第三部分她们重点分析了细腰鼓与广西河流分布的关系，并以平话师公戏及岳鼓在当地壮族的传播和辐射为例，认为广西丰富的河流分布是细腰鼓及其相关文化传播的主要途径。在第四部分中，她们介绍了四个民族中的细腰鼓的材质、形制以及演奏方式、相关乐队编织和使用场合。细腰鼓的材质主要分为木制和陶（瓦）制两种，由于制作技艺的原因，过去的瓷制细腰鼓已经消失。形制方面，则主要分为对称型和不对称型两种。前者分为有绳和无绳两类，后者可细分为长腰型和短腰型。演奏方式主要体现为横置与立置，乐队编制分为与笛子组合；与锣、钹等打击乐组合两种情况。最后，她们认为细腰鼓是当地各民族“酬神还愿”（傩祭）仪式活动中在请神、娱神、送神等核心仪程的核心乐器，也是仪式中傩舞的主要伴奏乐器，显示出细腰鼓在傩仪中的重要地位。

提问环节：

尹翔（上海音乐学院博士候选人）：我有两个问题想向您们请教。第一个问题是您在发言中提到的岳鼓、峰鼓、阴鼓，它们所使用的场合是否有区别？这与它们的称谓有联系吗？第二个问题是您的团队近年来与韩国有细腰鼓的合作研究项目，想请问在项目中您们是否有新的发现？

回答：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岳鼓和阴鼓虽然都是汉族使用，但使用场合还是有所区别。岳鼓主要用于祭祀活动和师公戏中。而从称谓上看，桂林地区的阴鼓仅仅是指在丧葬仪式当中使用的鼓，在桂林的傩戏中就称为腰鼓。而峰鼓主要是在壮族的“酬神还愿”仪式当中使用，近代之后峰鼓逐渐被融入到说唱音乐中，称为峰鼓说唱的伴奏乐器。第二个问题，我们与韩国打击乐青年演奏家赵忠勋、上海音乐学院萧梅教授合作，自2015年开始对中国南方细腰鼓做了比较系统的考察，田野范围涉及广西、广东、福建、海南四省，主要想要解决的问题是复原古代陶瓷细腰鼓形制。下一步计划是对比广西和韩国两地与细腰鼓相关的仪式，并且可能将研究对象扩展至东南亚如柬埔寨、越南等国家的不对称型细腰鼓。

Alan（线上提问）：感谢您们分享，刚刚您们谈到细腰鼓与河流分布之间的关系，想请问在古籍记载中是否有相关内容？

郑丽君：我可以通过我对平话汉族人的研究来回答这个问题。平话汉族人源于北宋至宋代时期侬志高起义士兵的后裔。因为广西地区是水路极为发达的地区，政府如果想管控这里，就必须对水路严格管理。在《盐铁论》和北宋的著书中都可以发现这样的记载。并且当时的官兵大多都驻扎在水路附近，所以就将乐鼓顺水带向了各地。

吴宁华：我补充一下，在前面介绍中提到，各地的县志都有记载。比如在师公戏的记载中，就有顺水而来的说法。并且在我们的田野调查当中也证实了古文献中的记录。

第七单元由上海音乐学院刘红教授主持。

本单元共有三位发言者，分别是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的朱晓峰研究员、新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崔斌教授和来自荷兰乌德勒支大学的Neil van der Linden教授。

朱晓峰：

《晚唐敦煌地区鼓类乐器制作考》

朱晓峰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晚唐敦煌地区鼓类乐器制作考》（Study of Drum Making in Late-Tang Dunhuang）。他主要关注敦煌地区的音乐活动和乐器制作行业。他通过结合相关敦煌文书和莫高窟壁画音乐图像，首先确定晚唐敦煌地区鼓类乐器制作行业是否存在，并进一步明确鼓类乐器使用的场合以及制作规模，以对自己的研究补证。他说道，敦煌文书中分散记载了音乐机构设置、音乐活动组织、音乐从业人员分工等信息，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记载鼓类乐器，但晚唐敦煌地区“寺院陈设”和“官方组织”的音乐活动中必然会使用鼓类乐器，而《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壁画中所绘证实了鼓乐器的存在，此外，结合《丁未年（947）六月都头知宴设使账目》、《咸通十四年（873）正月四日沙州某寺就库交割常住什物色目》、《使衙油面破历》记载的“造鼓床木匠”、“油鼓床”、“画鼓画匠”、“乐营”等信息，有理由得出结论，即在晚唐的敦煌地区，从“鼓类乐器的乐器制作”到“以乐营为单位的音乐管理”再到“由官府组织的出行仪仗奏乐”的完整产业链已经形成。

《张议潮统军出行图》（讲者提供）

提问环节：

Francesco Serratore：您对考古学档案和资料的研究非常深入，请问您如何收集和研究这些考古材料？您的方法是什么？

回答：那我就以这三篇文书为例。虽然前人对此有所涉及但并没有深入，我们可以发现这三本文书全部反映了晚唐敦煌音乐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我首先发现了《丁未年（947）六月都头知宴设使账目》，此书记载了一些佛教寺院账目，其中就有对制鼓工匠的记述，在此基础上我经过深入挖掘又发现了其他两本文书。方法上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我都是挨个儿翻书、逐字逐句地查，直到找到想要的信息为止，没有任何的检索系统。

崔斌：

《吐鲁番鲁克沁婚礼鼓吹乐研究》

第二位发言人是新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崔斌教授，他带来的题目是《吐鲁番鲁克沁婚礼鼓吹乐研究》（Research on the Wind and Percussion Music in Weddings of Turpan Lukqin）。他关注的吐鲁番鲁克沁镇鼓吹乐是新疆维吾尔鼓吹乐的典型代表，具有完整的结构和独特的文化功能。崔斌于2016-2018年多次赴鲁克沁调研民间乐班，期间参加了十三场婚礼，本次发言是对其田野工作成果的总结。他首先介绍了维吾尔族鼓吹乐：维吾尔族鼓吹乐是新疆维吾尔族聚居区广泛流传的民族器乐乐种。它在长期的发展和演变中形成了由民歌、传统歌曲、木卡姆组成的仪式套曲形式，可以在民俗、节日和婚俗活动中表演。接着他引入鲁克沁婚礼鼓吹乐：鲁克沁民间音乐“无鼓不歌，无歌不舞，鼓变乐变，乐变舞变”，“鼓”（当地称“纳格拉”）在鲁克沁民间音乐中具有核心的地位；而婚礼鼓吹乐作为鲁克沁鼓吹乐的重要类型，具有完整的仪式套曲结构，有 “萨巴木卡姆——亚鲁——刀郎木卡姆——铁力克——纳孜尔库姆——夏地亚纳——特来克”的特定演奏顺序，而七首套曲在仪式中，在其独特文化空间中均有特定的功用。此外，他还提及，在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婚礼仪式增添了许多现代元素，但婚礼鼓吹乐的内涵和形式却基本不变，说明鲁克沁婚礼鼓吹乐的形式和仪式作用意在民俗生活中趋于稳定，成为了民间的“约定俗成”。

婚礼中的鲁克沁鼓吹乐队（讲者提供）

提问环节：

徐欣（上海音乐学院副教授）：请问这种合奏乐的形式是否只在婚礼当中运用？如果只在婚礼当中运用，对于当地群众来说是否具有声音标志的意义呢？比如一听到唢呐的声音、或者其他音乐，就知道是正在举行婚礼。

回答：维吾尔鼓吹乐并非只在婚礼上运用，而是可以运用于各种形式中。

凌嘉穗（上海音乐学院博士候选人）：感谢崔老师的发言！刚才您说到吐鲁番木卡姆一共有十一套，但是婚礼中只用到其中的七套。所以我的问题是，另外几套没有进来的曲目有没有替代既定曲目的作用？

回答：婚礼鼓吹乐其实用的并不是吐鲁番木卡姆十一套中的七套，而是整体婚礼鼓吹乐的七个部分分别使用了吐鲁番木卡姆、歌舞曲、乐曲，只有 “萨巴木卡姆”、 “刀郎木卡姆”、“纳孜尔库姆”三个部分取自了吐鲁番木卡姆的片段，而且这三个部分中的吐鲁番木卡姆片段是合各种歌舞曲、乐曲混合使用的。

程之伊：我问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请问您说的“刀郎木卡姆”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刀郎木卡姆”吗？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内涵呢？

回答：我们的这个“刀郎木卡姆”和叶尔羌河流域买买提·托乎提鼓乐班艾克买提所遗留的“刀郎木卡姆”有着亲缘关系。我们所说的“刀郎木卡姆”汲取了叶尔羌河流域“刀郎木卡姆”的养分，形成了吐鲁番木卡姆十一套中的第十一套，但是两者还是不同的，甚至部分节奏和我们知道的刀郎木卡姆的节奏并不一样。

Neil van der Linden：

《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创意鼓点》

第三位发言人Neil van der Linden的发言题目是《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创意鼓点》（Creative Drumming in the Middle-East and North Africa）。Neil关注的是中东和北非地区现代化的鼓乐。在传统的中东音乐中，鼓是唯一允许使用的乐器，但传统中东鼓乐丰富多彩的风格使许多西方古典、爵士和流行艺术家的创作受到影响，而许多现代画的元素也会相应出现在中东传统的鼓乐中。

阿萨尔·马莱克扎德（Asal Malekzadeh)演奏Daf

Neil教授通过视频的方式向我们展现了这些音乐，其中有来自摩洛哥的的擅长多乐器的艺人哈比卜·贝克(Habib Beik)和 deejay/veejay Hatim Belyamani、巴勒斯坦/德国的舞蹈Dumtakrevolution、来自伊朗/沙特阿拉伯的人声Beatbox表演者 Alaa Wardi、自伊朗的娜扬班(nayanban)演奏家雷扎·扎雷(Reza Zaree)和打击乐手博佐尔格梅尔·萨瓦菲(Bozorgmehr Savafi)等，并解说了这些“创新的传统”。

提问环节：

徐鑫（上海师范大学硕士生）：Neil van der Linden教授您好！如您所说，这些传统鼓乐被不断创新着，但在这些变化中有什么不变的吗？

回答：无论是视频里的资料，还是像比如新疆等其他地区，传统的因素还是非常强的，各自传统的核心是不会改变的。

在七个单元的精彩发言（以及音乐会和工作坊）之后，本次会议即将落下帷幕。闭幕式由上海音乐学院萧梅教授致辞。她首先表达了对线上线下参与者们的感谢。在2天的会议中，几乎每一场发言的参与人数都达到了100-200人，并且线上提问与讨论也十分踊跃。

她特别感谢此次会议提供的双语翻译以及发言者们提前录制发言视频，正是发言者和工作团队之间的配合才能让此次大会圆满落幕。萧梅教授表示：“第27届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CTM）专题研讨会‘丝绸之路上的鼓与鼓乐’历时两天终于圆满结束！这次会议能够成功，不仅要感谢在场的发言人，感谢7位主持人，还要感谢本次会议的工作人员团队，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将全世界的学者汇聚在一起。非常感谢大家！祝愿大家新年快乐！期待2022年在ICTM世界大会相聚！”

部分线下参会师生合影

联合主办：

国际传统音乐学会

上海音乐学院

承办：

上海音乐学院“亚欧音乐研究中心”

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

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

文字：郭羿努、徐鑫

审稿：徐欣

图片：王晓东、张珊、张毅

编辑：张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