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周雷 |聽觉、认知和身体
【摘要】 本论文从聽觉、聽觉材料、聽觉与宗教的讨论进入,旨在讨论有关知识、认知、信仰、宗教的核心发生机制,并主要来检讨我们对于视觉材料的过度关注。人类认知的聽觉转向,不仅在于挖掘出更多与“死海古卷”、“敦煌卷子辞”、“殷墟甲骨”、“马王堆帛书”等视觉材料等量级的聽觉材料和“聽觉文献”,关键是对人类认知过度视觉中心主义,甚至视觉整体劫持认知等谬误进行修正。长期以来的视觉暴力、视觉先导,将声音逼退到一个末属的位置,甚至出现聽觉为视觉扯谎、捏造、篡改的“为像作伥”。在这个意义上,这个世界视觉上的“不堪”与问题重重,并不在视觉改造,而在于回到聽觉,聽到另一种可能。中国人讲“礼崩乐坏”,已经提示我们视而不见、熟视无睹的问题根结;“聽而不闻”这个症候型成语也同属一种机制,都在提醒我们,聽作为一种知识生产和认知的路径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
【关键词】聽属关系;声音民族志;认知人类学;聽觉型元人
【作者简介】周雷,男,南京大学人类学博士,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新闻传播学院双聘研究员、自然力研究院创立人。
本文原载于《大音》第12卷。作者在题目的注释中特别说明:相比较简体字的“听”,那个口字偏旁似乎提示还没听就想说,所以本文使用了繁体字的“聽”,耳在左,“德”在右,提示我们聽是一种“聽德”。
一
回到婴儿:一个不严格的生育民族志
作为一个引子,笔者想把婴儿的生育过程当作民族志的证据使用,当然主要目的是讨论聽觉、认知和身体。婴儿在未出生之前,它与外界的互动通过声音来实现,这大约是个科学事实。【《科学》杂志的研究显示,胎儿不仅可以聽声音,还可以学单词,部分进入记忆系统。参考http://news.sciencemag.org/brain-behavior/2013/08/babies-learn-recognize-words-womb】这里面不仅是单一的声音,而是一种通过羊水为介质的声音系统,婴儿通过羊水滉瀁的海洋感,隔着一层皮肤,获得对这个世界的最初“皮相”的理解。焦急和慈爱的母亲,有时候会通过抚摸肚皮,聽音乐、讲故事来进行胎教,或是经常对肚皮里的胎儿说话,从一开始就把它视为一个本体论和聽觉意义上的整体。更关键的是,母亲主要把它视为一种聽觉型动物和生命体。
作为一名“曾经的胎儿”,我们只能靠推测或实验室数据来还原胎儿的聽觉经验,但都难以还原作为一名胎儿的实际听觉体验。因为某种程度上,聽觉的实质是稍纵即逝,同时它具有不可捉摸的随机性,即使是成系统的规律化声响,还存在“弦外之音”。胎儿生活在一个“音箱里”(jukebox)——它不仅生活在羊水和子宫意义的母体音箱,由于母亲与外界的声音互动,它还生活在一个声音系统当中(sound regime)当中,身体于是成为一种声音介质,认知和智识生成的过程,像是外部的音响像电流穿过身体,或是多种物质的不同频率震颤。
在非洲部落中,当地人对于节奏与生俱来的敏感度和感受力;在中国新疆等少数民族有关“会走路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俗语背后揭示的“音声”遗传性,这些常识性的族群特质刻板成见其实都告诉我们人与声音/声响之间具有高度的同质同构性。也就是这个原因,国家、民族之间差异往往更容易通过“声辨”而不是“形分”,一声一世界,一音一族群,甚至可以说“人以声聚,群以音分”。
回到胚胎聽觉经验,声音至少是一种双重结构,一重是通过羊水传递的宇宙型声波;一重是被母体情绪化和主体化的声音系统过滤的声音,笔者姑且称第一种声音为自然原式声响(natural prototypical ambience),第二种为中介性母体认知声音情境(mediated motherhood sound cognitive system)。在婴儿尚未出生之时,它已经在吸取、对照、分析两种声音,一种是外部宇宙的声音(cosmological information),另一种是被母体“咀嚼/过滤”过的声音(pedagogical deformation)。婴儿尤其是通过后者获得一种声音的标示和符号系统认知。
婴儿因此一出生就在啼哭当中出现调式和口音,这种在哭声中充满聽觉意蕴的切分、疾徐、跳转、冷涩、凝绝,关键的是传递一种聽觉感受和认知,而声音表意的实质是“未成曲调先有情”。声音的内在情绪也是中文书写系统的显著特征,中国文人在书法实践中,实际上都在通过视觉笔触来传递情绪和情感;某种程度上在乐器演奏中的拢、捻、抹、挑(所谓手法),与书法的枯笔、藏锋、落锋、存筋具有高度的类同性。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书法的形象性被过度重视,书法的声响性明显研究不足。这对应到文化系统和政治制度上,中国在视觉上的沉迷和自我改造一脉相传,但是在聽觉上的自觉、克制和检讨明显不足,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视觉不足背后的聽觉崩坏。
回到胎儿话题上,直到出生,婴儿的高保真、情绪内嵌、认知附载的“母体音箱”被摘除了,它开始用自己发育的肉耳和声腔共鸣系统来直接提取周遭的自然声响、人为噪声和社会意义表音机制。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探讨的声音制度其实都建立在上述的多套声音系统之上,此多轨声音系统和多意义声响系统可以被用来关联各种宗教及日常社会生活的许多事件(act)。
二
婴然儿然:声音系统的仿生机制
也许是因为人类继承和后天训练的声音系统从一开始是中介化、本体化、实质化的并行机制,所以我们在日常的宗教和社会生活实践中,基于此开始发展出不同的指号/符号标示和提取系统。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人类语言的“仿声”机制——从某种程度来说,人类的知识都是一种聽觉型的知识(心声合一、物我合一)。胚胎时期的婴儿当然有视觉能力,但是聽觉似乎“覆盖”了它整体的认知意义系统,当然具体的细节需要更多胚胎实验和神经科学的证据,这个时期的人不妨称之为一种“聽觉型元人”(audible homo prototype),人更应当被理解成为一种聽觉型范式。因为婴儿胚胎期阶段聽觉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因为皮肤和羊水的关系,婴儿的视觉是被压制的,人类的视网膜构造和成像原理(婴儿没有在羊水中也可以观看的“护目镜”,也没有可以穿透皮肤的红外热成像仪器),决定了居住在“羊水宇宙”的婴儿,无法通过高清成像的方式认知世界,它对世界的有限但是全息的感知大量来自聽觉。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佛教经咒中对声音大量使用的例子,尤其是从六字真言当中,我们几乎可以把它视为一种全息型、胚胎学和聽觉型知识。如下文对梵文的翻译,将其释义为完全纯然的聽觉符号,但是奇怪的是所有的字型翻译中,左边有一个“口”字。这个口字,仅仅标示这是通过一个发声的符号和孔洞所传达的宇宙?还是一个被人器官中介化的自然本体声响?

这时候,我们似乎可以理解为什么《道德经》的作者老子被理解成有着巨大耳朵的“老聃”,此人不仅名字叫耳,而且表字也是“巨型声响系统、高保真聽觉型元人”的意义。李耳正是通过五官的系统“内卷”和向内观照,屏蔽其他感官的冗余信息,最终获得一种元真世界的认知——它既是一种婴儿羊水为中介的滉瀁认知,也是通过母体声响系统为中介的认知。
所以,《道德经》这样判断其他感官及其提取“数据”的意义:“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又云:“视之不见名曰夷。聽之不闻名曰希。抟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本人认为,真正的“知识”和“知道”,都在于对“希夷”之认知。】(老子著、王弼注 1989:3)
联系到现代世界的“谷歌眼镜”,虽然表现形式是一个无远弗届、无微不见的观看装置,但是在表现形式上,确是一个眼罩,它只不过是用海量信息来屏蔽和筛选知识,也是属于一种内卷化的视觉装置。如下,是笔者对《道德经》的几种聽觉阐释和理解:
1. 域中有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插叙(1):这种认知逐层扩散的晕圈效应,也是一种羊水胚胎式知识,正如婴儿、胎息、胎音、母声仪器的认知系统,所以我们遵从自然的声音训诫,通过地,再通过天、道、自然的衔接,形成真正本真的知识。
2. 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插叙(2):现代科学按频率将声音分为次声、可聽声、超声、特超声,同时还区分周期性声音和非周期性声音;《道德经》的大音更像是不通过母体胎音机制传递的声音,而是直接通过羊水和胎儿的聽觉本体所捕捉的细微之极,希夷之致的声音,故而希声。笔者称之为“宇声宙音”。
3.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
插叙(3):因为胚胎的受孕,本就是一个过程,已经过万物的运化——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包含了足够充沛的能量和信息,它是外在而不需人认知而自在而自然的物事,所以胚胎是一种聽觉机制,也是一种宇宙认知原式。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道德经》认为并不需要再远行费力来获得对天下的认知,相反只要居大方之境,允执其中,即可获得对世界的认知和把握。不行不见而知,关键在于五官的内卷和向内照视及俯聽。
再看《道德经》如何理解婴儿和赤子: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於婴儿……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婴儿不是一个粗陋简单的“裸机”,而是充满信息和本真知识的“源代码”输出和生产机制。如果仔细梳理各类宗教文献并揣度社会认知的各种积习,我们是否可以看到不同宗教、不同文化的婴儿“真理型认知共识”?
三
文、谱、咒、诀、献:书写的实质
中国人在理解自己的书写系统时,往往必须追溯到殷商时期的龟骨卜筮的卦文,就从文字学的含义来看,甲骨文已经相当成熟,完全不是初始性的文字,但是它却可以用来做一些书写实质的推演和分析。
我们如果认同真正的本质性的知识是聽觉的,那么我们当然可以同意书写系统可以理解为对声音系统的系统性记录,在文化类型当中,有些文化群体和保有者一直使用口传的方式进行知识和记忆传递,俗人社会通常把它当作是文化不够“发达”和“文明”的标志,但在笔者看来,这种口传型的文明和知识形态相反倒是更为原典和发达的知识观和认知形态观之下的产物。因为从符号替换和声音记录角度,笔者觉得寻找一种书写图式是较为简单的事情,关键问题在于,在那些口传型文化和聽觉型知识的传递中,当时的人们一定觉得自己通过声音在传递一种更为本质和绝地天通的知识。
再看甲骨文的卜辞,它的书写过程和时间绵延,也许比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卜辞文字更为重要,这里有几个要素:占卜的人、被占卜的人和事、占卜所进入的领域和知识区域、占卜所理解的宇宙和世界。我们如果过于专注卜辞里写了什么,就会忽视殷商人用占卜带来的聽觉型场景和聽觉型知识。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卜辞的展开不仅有时间顺序,而且彼此关联,更为关键的是,它是一段段对话和对谈的展开,其中充满了设问和对答。占卜者首先通过甲骨,在具体的时间选择之后,进入到一个神秘的空间,和一个具名或不具名的神鬼、灵魂、天帝对话,而且这个占卜对话的过程中,还有第三人在场。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甲骨文的卜辞,它是一个通过书写和刻画而进行的语言学转写和录音行为,甲骨文其实更像是一张张刻写在龟甲和骨头上的声音事件(speech act)。再进入周朝,我们可以看到许多通过青铜器皿而传递的知识型对话和社会化声音场景,比如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完全释读的:

这是一个发生在西周晚期的司法事件,讲述的是一人违背了先前的誓言,与上司打官司,进行诬告。伯扬父对其进行斥责,同时说本应该鞭打他一千下,并用上墨刑,但是最终宽宥了他,虽仍受鞭刑,但是数量减半,并责令其不许再告,这个官司最终被铭刻在匜这种青铜器上。
笔者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个司法事件需要通过铭文刻写在青铜器上?青铜器在此作为一个超时间的媒介,用来记录一个法庭“庭审”的对话笔录——可以想象这个诉讼事件涉及许多当事人,而且最终审稿定稿之后,派相关人记录之后进入青铜器的铸造程序,并以诉讼判决书的形式,记录了一个民告官但最终败诉的事件。换言之,这可以理解为将声音型知识,转写成视觉型知识的重要事件。
在西周中期存世的一件宰獸簋当中,这个铭文则记录了详细的周王册名的仪式、命辞、程序,其中特别提到一个程式化的用语:獸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寳用。这个用语以及青铜书写的行为,更实质的是一种录像和聽觉重现证据,它通过青铜器的超时间媒介属性,传递到子子孙孙所在的不同时间和空间,所有人虽然以此物为凭证,但是最终的证据是来自这一视觉证据对当时的一次聽觉现场的叙述和还原——在这个意义上,青铜器最初是一个“声音记录仪”,但产生了视觉举证的效果(而目前的金石研究当中,都太注重视觉,而对这些文献的聽觉场景研究和还原不够)。
有关声音记录和转写,通过附着已有的书写形态例证,古琴的减字琴谱就是一例。它基本上是视觉型的古琴演奏现场录像,因为其中存在大量的文字描述和身体型标记,这种记录方式基本上能将声音现场还原。
《<碣石调·幽兰>序之“宜都王叔明”考——兼及<幽兰>谱的抄写年代》一文介绍了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琴谱《碣石调·幽兰》,也是目前所见唯一一首用文字谱的方式保存下来的琴曲。该谱抄卷原珍藏于日本京都市西贺茂神光院,现归属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为纸本墨书一卷,卷高27.4厘米,全卷卷长423.1厘米。(喻意志、王蓉 2013:11)
在“幽兰第五”中,记载一种身体视觉化动作的听觉还原:“耶卧中指,十上半寸许,案商食指,中指双牵宫商,中指急下与抅俱,下十三下一寸许,住末商起,食指散缓半扶宫商,食指挑商又半扶宫商。”具体原文参见下附图2文字截屏。

图1. 成公亮的一次模拟自然风的聽觉还原和“创造”
——通过视觉符号的方式

图2.《碣石调·幽兰》曲谱
【注:该谱完全是文字为媒介的叙述体,来整体转换聽觉知识和场景。图片取自Youtube视频分享网站,有关《碣石调·幽兰》的视聽对照纪录片;Youtube虽然是个视觉网站,但是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其声音特征,它更像一个数位时代的声音巴别塔,Youtube实际是Youtower。】
不仅这类具有观赏性、礼节性、记录性的声音场景可以通过视觉符号系统定格和记录,还有一种记录模式则是通过咒语的方式呈现——之前已有介绍,这里更多介绍一种通过身体来记录的手诀,它来沟通一种神秘的隐秘知识,更为关键的是这种知识的接受和理解者,不仅包括人,还包括神鬼和未知生命,是一种“外星语文”。
在调查时,田野报告人介绍,六字大明咒其实可视为观世音菩萨的本尊。双手虚心合掌,将两个大拇指、两个小指的指头相拄,中间六指分开,模拟莲花开放。六字大明咒也分别对应顶轮、喉轮、心轮、生殖轮、海底轮。在部分地区宗教造像的过程中,有趣的是,造像者也是用手指和身体当作“规矩”来直接丈量神的“体量”。大理的一个佛教造像专家甚至说,他在塑像时,首先选择在不同时段看那个庙里的“空墙”,直到从空墙背景中把神“看”出来,再依样“塑造”。因为身体本就产自混沌之中的世界,再用身体的媒介性和符号性,来还原一种原始意旨。以身体为中介,来表达无远弗届之物像,可为“不介之介”(或可译为unmediated mediation),让神性直达。

图3. 道教手诀举例(网络图片)
在宗教实践中——如道教,手作为一种媒介和象征物,它可以直接与山川、河流等物像对应,甚至移山运水,因而可以产生一种非语言和默声传递,这种隐秘的知识传递方式,可以通神通灵。“言传”有时候往往是“低等级”的传播沟通,不言、沉默、木讷、大辩若讷才是真正智识的表征。
例证二:
1. 元明执印 (姿式:自然盘坐,单、双盘、散盘均可,两手重叠,掌心向上,两手大拇指相对。男左手在上,女右手在上。置于小腹处。)
2. 坎离印 (姿式:自然盘、单盘、双盘均可。两手掌分别扶在两脚掌心处。)
3. 日月合机印 (姿式:自然盘坐。单、双盘,散坐皆可。两手仰放于腿上,掌心向上,五指自然屈伸,大拇指和中指相扣;腕部放于膝盖弯曲处。)
4. 子午印 (姿式:自然盘坐。单、双盘,散坐皆可。坐椅、凳、沙发亦可,最好是双盘入坐。两手环扣,左手大拇指扣在左手的中指指尖处。右手大指插入左手虎口,扣在左手无名指指根纹处,右手中指扣在左手无名指根节处。其他余指合扣蜷起。)
5.飞虎印 (姿式:自然盘坐,单、双盘,散坐皆可。两手以掌扶在两膝上,闭目而坐,舒适为度。)
6. 三才如意诀印 (姿式:自然盘坐,单、双盘均可。两手合十,掌心相对,指尖向上,置于胸前。自然舒适,切勿使僵化拙力。)
7.真武诀 (左手食指在外,拇指在内以指尖掐住中指第一关节,手心向上,中指尖向上,置于身体中线,高低不限。右手成剑指置于右腿上或悬于右腿上方,手心向上,中指尖向前。)
8. 太乙混元诀 (左手手心向上,拇指尖与中指尖相搭,右手手心向下,拇指在内,食、中、无名指相并在外套入左手拇、中指所形成的环中,拇指与中指相搭。两手拇指及中指互不接触。)
9. 龙虎飞腾印 (姿势:左手手心向上,除中指外,其余四指屈曲;右手心向内,拇指向上,中指伸直,其余四指屈曲,然后两中指环扣,置于腹前。)
在《道法会元》中,道家认为祖师必传诀目,旨在通幽洞微,召神御鬼,要在于握诀,默运虚无,因目之为诀也。也就是说,在手的变化中,实际包含的复杂命名、呼唤、指示、对话的功能,这是一种通过身体媒介进行的跨域界对话,在肉身不离灭的情况下,手之形变造成了奇异的对话能力和事件效果,手诀在一种纯视觉化和肢体运动符号的密语中,沟通一种本质的聽觉知识。
巴莫曲布嫫提到作为整体意义的人类咒术。祝咒之术是人类最原始的巫术之一。中国古代各民族也普遍存在着对祝咒的信仰。汉文典籍中被称为最古老的民歌《伊耆氏蜡辞》即是一种原始的祝咒之词:“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以咒的形式,命令水土草虫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尚书·无逸》中所谓“厥口诅祝”,按孔颖达《正义》的释义,也就是“告神明令加殃咎”。《诗经·大雅·荡》有“侯作侯祝,靡届靡究”,所谓“祝”就是诅咒。《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的黄帝让田祖叔均追赶天女魃,以求雨解旱。其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此即一种咒语,句式精悍,语气铿锵。
我国道教的开创之初,咒语作为一种独特的方术,受到道教中人的重视,他们一方面继承,另一方面仿造和创新。魏晋时期的道教经典中就收录了大量的咒语,并形成系统,诸如《真文咒》、《三皇咒》、《洞渊神咒》、《上清咒》等等,这些咒语经诗以其独特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构成了早期道教文学的一支主脉。印度上古吠陀文学中的《阿达婆吠陀本集》(Atharva-vedasamhita)即咒语经诗的结集,由当时的拜火祭司撰著。其最古老的名称是《阿达婆安吉罗》(Atharvangirasah),“阿达婆”即祝福咒语;“安吉罗”即驱邪咒语。这些咒语经诗“表达了吠陀时代印度人民征服自然和社会的强烈愿望,富有主观色彩。而这种强烈的主观感情正是诗歌的要素之一。它配上形象的比喻和铿锵的诗律,形成了某些巫术诗歌的艺术魅力。”彝文经籍文献中的咒经大多以彝族传统诗歌形式——五言体为存在形式,包容在毕摩的宗教经籍之中,其独具特色的内容表现和形式艺术,对经籍文献的形成和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巴莫曲布嫫 1996:205)
而在印度教中的吠陀(veda)知识,其源头就将自己的宇宙发生学和哲学阐释与旁系文明分开,形成了极为有趣的解释:神庙处常见的人形金翅鸟,通译为迦楼罗,它的另一重意义是“语言之翼”,它帮助超越时间、融化时间本身的吠陀得以传递。再有,许多塔庙的横檐之下都有一扇实心的假窗(torana),很多游客只觉得是雕刻精美的装饰构建,而忽视了其重大的意涵——瑜伽之术将人的思维比做窗户,它不是让光线进入内部,而是建筑内部神光的外通之处,当寺庙大门紧闭,信众可以从一个刻有神现法相的实心窗户中获得“达瞻”,也就是说通过器官的内卷化和聽觉化,最终能看见知识,吠陀本身就是看见的意思。
印度教将整个世界当作一种祭献,所谓“梵我不二,梵即是我,梵在我中,梵我合一。”它把世界分为物理、地质意义的一层,主宰物为语言;气态意义的一层,主宰物是思维;天体和极天意义上的一层,主宰物为呼吸和气。许多神庙建筑都是具体模拟印度教视为原初物质的神山、圣湖,所谓上承天地,中接其气,充盈六方,渊沛宇宙。凯拉萨(Kailasa,也就是冈底斯)就是湿婆之神在物理意义世界上的宫殿。在巴德岗杜巴广场,马拉王朝的皇帝将自己的居所建造得如神宫一般,直接与神比邻,它仿造的印度佛塔,直接模仿的就是凯拉萨之神山,尼泊尔传统建筑木雕中无处不在的蛇神(naga),它不仅是神的形象,也是一种永恒流动的隐喻,象征着时间的永远流转。在这些象征、符号、语言、现象流动的永恒之城,人们选择吟唱这些歌诗,通过聽觉系统直接抵达人类最为向往的圣境。
这里我根据多米尼克-古道(Dominic Goodall)的印度教经典英文版译出几段【因隔着梵文和印度教两种玄奥知识,难免有讹夺之处,有心的读者宜寻找更好的译本甚至原文】:
及汝生时,思之渊薮,强神以力,固地于觳觫,定山于飘摇,均匀天地,天乃得出,屠龙而七溪现,逐黑恶之神而奔牛出,钻石得火,此神为因陀罗(又名帝释天)。出自《黎具吠陀》(Dominic Goodall 1996:6)
谁造人之踵?谁赋人其肉?其踝?其指?谁开其窍?造其睾?生殖之器?谁使其稳立于地?谁造其踝于下,膝于上?连接以胫腓?何处为膝盖连接之处?谁人得知?四体相连,彼此嵌合,膝以上延之以躯干、臀部、大腿,谁人造之,四体如此紧合?天下神祗,其数几何?谁造人之颈项、胸部?谁造出乳头?何神所造肩胛?何神所造肋骨?谁接其手臂,使动而事乃成?何神将肩胛与躯干相合?谁凿出头部七孔,耳鼻嘴目得以出?因何神力,两足、四蹄之物得以四处奔走?出自《阿达瓦吠陀》(Dominic Goodall 1996:21)
最后让笔者介绍另一个著名的聽觉场景——《听琴图》,题款中蔡京讲徽宗皇帝高妙的琴艺,其中提到“似聽無絃”这个词汇:
吟徵調商竈下桐,松間疑有入松風,
仰窺低審含情客,似聽無絃一弄中。

图4.《听琴图》
作为乐器——也就是通过聽觉来认知的器具,真正的琴艺,在于超越肢体型——翻译古琴曲谱的动作,进入到古琴所模拟的自然时空,高妙的琴声一定是無絃希声的。如果将古琴弹奏比拟成发射火箭,第一步在于超脱古琴书写视觉型的脚手架束缚,第二步在于进入古琴用声音直接沟通的自然真知,这个双重脱落之后,将人完整送入到一个心声合一、物我合一的宇宙当中。有趣的是,将人发送、发射、投递到另一个本真世界的介质,正是那个充满胎息能量的(胚胎式的)自己。
结 语
声音,在笔者看来,似乎是知识范型和边界消失的标志,它的出现可以真正使得知识显现出来,如同水落石出一样,声退知出。浸泡在声音里的知识,声响构成的石子,这种双重无形无象的“希夷之物”是靠普通的视觉中心主义捕捉不到的。我们在胎儿时期——甚至更早,所获得的聽觉能力是我们重要的认知禀赋来源,我们不仅通过它认知世界,了解自身,洞心见性;而且我们还可以用它来建构彼此的族群关系和秩序,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仅有kinship(亲属关系),还应当有Tingship——聽属关系。
至于那个基于胚胎羊水的胎音,以及脐带的二度、附属型、符号形“脐音”,与音乐里基音和泛音的关系,是一个更值得研究的领域。当蒙古的“潮尔”歌手,将自己的身体模仿成自然的孔窍和地理弯曲,并让气流如风雷闪电一般通过他们身体的时候,他们不是在歌唱,而是在平行记录(还原)一次远古的祖先对话和神灵对话。蒙古的“萨满”之所以灵验,当地人的理解一定不是“萨满”有很好的知识和逻辑能力,主要在于他/她们是很好的媒介,就像一个异常敏锐的“收音机”和“显像管”,“萨满”的神力全在于灵媒介质上的信息共振和远距离呈现。这样看来,文字、符号、阐释等后续的标记行为,更多是一种对一种偶然、必然、实然、应然声响的一种还原、再造、扭曲和篡改。
而在声音与政治制度、革命、社会改造之间,更具有微妙的对应和互动关系,聽一个社会,往往比看一个社会能更深入其现象学的实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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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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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碣石调·幽兰>序之“宜都王叔明”考——兼及《幽兰》谱的抄写年代》 [J]《音乐研究》Ⅰ:11-19页。

总策划:萧梅
文字:周雷
校对:尹剑
编辑:尹翔
【声音研究专题】回顾
第1期 桑杰加措 | 心弦:声音的曼荼罗
第2期 矫英 |“声音漫步”的田野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