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论坛（综述三）】第八届“全国硕博研究生田野论坛”（圆桌讨论）
下午的圆桌讨论由刘红教授主持，讨论内容主要针对论坛中同学的发言以及同学们在平日学习中的困惑、感受等方面展开。为了更清楚的呈现讨论内容，本文整理参与者的发言，以文字稿呈现具体内容。
刘红：我非常感慨，截至今年我们的硕博论坛已经开展到第八届。一个团队持续这么长的时间做一件事情是很难的，所以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以及萧老师的组织。这次圆桌会议没有固定的主题，大家可以根据十六位同学的发言或者自己的研究畅所欲言。
尹翔（上海音乐学院博士一年级）：相比上一届的硕博论坛，今年论坛的主题丰富了很多。我们今天讨论的议题，涉及到如何与田野对象打交道、研究者对自我身份视角的思考、田野的具体成果等等。很多同学提到了一个关键词：打破。例如：打破对自身的局限，展开第一次田野。打破自己对田野的预设，反思文献。这是田野对我们的重要意义。那么我想针对潘江同学的汇报，提出一个具体的问题：因为你做的是有关湖南丧葬仪式用乐的研究。我感觉很多地方的丧葬仪式在流程上都具有相似性，它们反映了大家对于死亡的普遍认识。并且在音乐上也有一些普遍联系。你怎么看待这个共性问题？
潘江：当下在湖南、湖北的一些地方确实会出现一些相同的仪式用乐情况。也正是这个共性的存在使我想要以历史的眼光梳理各朝各代的仪式用乐。经过我查阅资料，我认为这与古代官方祭祀仪式的规定以及佛道渡亡仪式在全国范围内的普遍流传有关。
刘红：“生与死”是民间仪式围绕的永恒话题，湖南、湖北仪式的相似性可能也源于“闹丧”的观念。
萧梅：这些共性可能是文献制度给予的规定。但实际上我们要研究丧葬仪式的用乐时，我们会发现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刘红：当我们研究仪式的时候，看民间记录与丧葬仪式是一个方面，其中的历史演变也需要关注。这些看似相似的仪式，当中的实际状况是决然不同。那么我们做研究获得这样的观察才是有效与有用的。
李亚（上海师范大学青年教师）：听完各位同学的陈述，我脑海里出现了两个关键词，第一个是“家门口的田野”。现在大部分人开始关注身边的田野，包括我做的也是上海的田野。以往音乐人类学的研究路径常常是我们首先感受到异乡文化的震惊，然后开启我们的研究。但面对家门口的田野，我们发现我们同样会感受到文化震惊。时代的差异、知识体系的差异都出现在我们家门口的田野之中。
我认为做家门口田野的优势在于语言与时间。随着时间推移，田野的问题会明显的凸显出来。那么，在研究者今后选择田野点的时候，做家门口的田野可能会成为一种趋势。
同时，在我自己做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讨论家门口的田野在方法论层面，还有很大的空间，像张振涛老师所说的“局中人”，这就是有关方法论层面的讨论。做家门口田野时，我们时常处于游离的状态，尤其是讲述我们与田野对象关系的时候。在做研究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很尴尬的现象，当我拜了一个师傅或者“干妈”的时候，我进入到这个圈子中，但我发现我很难再介入另外的小群体。例如前段时间我加入了一个乐社之后，再去其他的乐社我发现我的身份在他们看来不一样了。这与我做博士论文游走于各个乐社的情况又不同了，所以这是我们面对家门口田野时在方法论上可探讨的空间。
第二个关键词是“反思”。这是我相较于前几年参加田野论坛感受明显不同的一个点。很多同学都在反思。我发现很多同学都在反思田野的细节。我想到我最近在读布洛克的《吾思鱼所思》，他从人类文化认知的角度来写他的反思，对我们民族音乐学有所帮助。他提到：当你进入一个空间时，房间上空无一物，只有一个香蕉放在桌子上。于是大家都开始关注香蕉，但是没有关注到这个桌子是怎么样。这是人类的共同认知的框架。对于我们做民族音乐学的人来说，这个香蕉就是音乐，进入房间第一步确实是看到香蕉是怎样的。但是同时不能忽略环境，环境对于文化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部分。举我自己的例子，我博士论文做的研究虽然是音乐性很强的东西，但我也会把这种音乐性很强的部分撇开一些，从日常的生活中出发看待音乐。
徐欣：我想接着李亚的话来讲，除了“家门口的田野”这个关键词。我认为“跨界的多点民族志”也是今天论坛的关键词。我看到很多同学都在做跨界的多点民族志研究。这些同学的导师，包括赵塔里木老师、杨红老师、杨民康老师，他们也都非常关注跨境民族的多点民族志研究。我想到杨民康老师的一个观点：我们当代做少数民族研究存在一个问题，即我们做的许多研究都是从外向内看的孤立的研究。但当我们走出单一研究的时代，走向比较研究的时代。我们必须打破地域的限制，研究视野也不能仅受政治边界的限制，应以问题意识为导向，以品种为导向而不是限制在地域上。现在的这种趋势，所谓“重回比较时代”，是在单一研究、个案研究越来越丰富的情况下，找到如何继续阐释它的方式，把视野打开，才能看到其中复杂的关系。
刘红：我想在此延伸一个问题。今天上午张振涛老师说的一句话很震撼，他说将来在我们之间可能会出大理论家，这个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现在的同学可以花上一年多的时间去做田野考察，这点很重要。我们现在经常捧在手里当宝书读的个案研究，他们的田野没有一个少于3年，而且他们是完全学会当地的语言。
另外，我们现在学习的民族音乐学，是西方人的理论与体系，而这套体系在中国如何使用，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他们考虑的伦理关系等等，都是他们作为西方人做非西方研究时面对与处理的问题。如果我们仅仅套用，很可能是东施效颦，无病呻吟。反而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要做出学问，真的需要在田野中泡几年。大的学问一定不是来源于书本的占有量，很大程度来自于田野的观察。还有一点在于，你们当中也可能有人走出国门，像当年研究非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家一样，去研究他域与他国的音乐文化。而我们研究我们自己的文化，其实比非我文化研究者做研究要困难的多，因为我们要在熟视无睹中发现人家看不见的问题，看到背后的文化价值，这点是很难的。
刘桂腾：我提一个问题，请问人类学界如何看待多点民族志的问题，以及个案、普查与多点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孙静：其实，这个问题要回溯到燕京大学的“社区研究”。费孝通先生一直以来，最大的困惑在于“江村”如何能涵盖对中国乡村朴素的理解。于是后来的研究者开始在数量上累积，认为是否能通过数量上的累积达到对中国整体农村的理解。1982年，费孝通在《江村经济》的再版中反思道：社区研究可以整体性的展现地方的文化面貌，但是它对于潜文化（深层文化）是很难透析的，深层文化必须通过比较的视野，在比较的视野中发现潜文化传播的动力与路径。这种反思源于他与李亦园的对话，李亦园有文明论的背景，所以他不断刺激费孝通功能主义的社区研究。我自己觉得，多点跨界的“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跨出去要回答一个什么样的问题要想清楚。“跨界”跨出的区域，往往是一个混融的地段。研究者如果能在这个混融的地段揭示出各种文明之间的复杂性，就极端精彩了。
刘琪：其实我们人类学学科现在面临着巨大危机，那就是搞不清自己的定位。因为我们在学科划分下，属于社会学。而民族学下面又有文化人类学，所以我们自己一直有失语的感觉。
那么谈到多点民族志，这个是20世纪80、90年代开始流行的讲法，随着全球化进程，人们开始认为一个点不够，于是有了多点的说法。但是其实在民国时期，我国已经有了这样的实践——对于流域的研究，燕京学派“社区研究”兴起之后，人们认为人类学只能做一个点，然后把一个点做透。我认为这件事情从我们国家的学术传统上来说是不存在的，我们所说的“大融合”，表明我们从来都是处于相互连接的状态。我们对于流域、山川的研究与西方多点民族志还不同，我们的多点不是孤立的，非几个点的比较，而是连成一片的区域研究，例如凌纯声先生写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他研究的是一段流域的整体状况。那么多点，我认为可能是针对单点提出的讲法。而我们没有必要拘泥于多点的讲法。
近十年间，英国研究者还提出了网络研究（network analysis），这个可能更接近我们国家的学术传统，他根据人员流动、物品流通寻找一种网状的联系、流转与节点。对我们来说，田野的方法是在不断发展的，很多东西都可以拿来灵活运用，我们应该找到适合我们的方法。
萧梅：我想接着这个话题来说，当时吕梅丝教授在给学生上民族音乐学课时，给出的参考文献就有Marcus的“多点民族志”的文章（《Ethnography in/of the World System: The Emergence of Multi-Sited Ethnography》）。刚才刘琪讲的非常对，任何理论都是因应了某个问题而提出的，长时间以来我们的很多研究是个案的、单点的，而受全球化、跨国的影响，音乐界的人也开始使用多点的概念进行研究。但是对于大陆的人类学来说，多点与流域研究不是完全对应的。每一种理论的提出都有他学科历史发展的针对性，所以当我们思考问题时，不要单纯说理论，而应该首先从这个理论因应了什么基本问题的层面上思考。
“多点”、“认同”这些理论都属于中层理论范畴。我们学生特别愿意用中层理论，这样就避免不了研究的高度相似。我发现有一些认同研究，不用讲结果就能知道结论是什么，这源于中层理论的反复借用，使分析话语重复出现。过去有人诟病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也在于此，拿来的论文大家都一样，原因在哪里？
这可能在于我们没有关注经典理论，最近我们同学读应星的文章、渠敬东的“迈向社会全体”的研究。有同学问：我们音乐人类学研究的经典是在人类学吗？我不能简单回答，但在应星的文章中提到，你研究劳工，你的经典文献就是马克思。这些经典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基本问题域。我们做田野就是面对实际的经验。在实际的经验中发现问题，发现所谓可以与历史、社会联系起来的微小事件。往往好的研究都是从微小事件中发现问题，有了切入口再进入研究，这样才不会出现重复。发现了真问题，再去运用分析理论。
话说回来，这里还有话语权的问题。我们做的很多研究都没有进入到国际语境的话语中。这是我与国际学者交流感触很深的。我特别希望年轻的学者能多用自己的眼睛看，提出自己的分析话语。或者对我们自己的经典提出见解，例如人类学界“重读民国”，民国时期提出的许多有关“中国”的问题，至今仍是经典的问题。它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现在下去做田野需要思考的问题。那个时代我们与世界的关系，现在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在很多地方是相似的。这需要我们在长期的田野中去发现切入问题的微小事件。就像刘红老师刚刚说的，不是说西方的东西我们就不能要，但是如果不加思考、反复使用，带来只会是重复，没有新意。问题就在这里。西方人提出的理论是他在做田野中遇到的问题。中国的研究也有自己要面对的问题。历史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
孙静：即然是来学习，我也提一个小的问题：我们知道仪式音乐的研究不能回避它与宗教的关系。那么如何处理宗教、仪式、音乐三者的关系？
刘红：如果从我们“仪式音乐中心”里的“仪式”展开说，首先，仪式包括两种，一个是宗教性仪式，它具有实际功能意义或是信仰意义；另外一个是在广大的民间存在的、有范式的仪式行为。两者的区别在于，宗教性仪式有更高的标准和规限。宗教中有一个说法叫做回向，是指对刚刚仪式中犯的错误进行忏悔。那么，如果从西方人判断宗教的标准与象征意义来看，有固定的场所、人群信仰、教义、经本和理论即算是一种宗教信仰。但事实上，要把民间仪式与宗教仪式进行严格区分是有难度的。而“音乐”，是我们生拉硬扯拉进来的。在中国宗教中，具体说是华化的佛教与中国本土的道教中，都没有“音乐”的概念。这些笼统上称为念经的行为是我们认为的表达音乐的过程。“念经”里又包括了念经的本子，以及念诵经本的现象。后来我们为了做形态研究，把它当作“音乐”分析。不过在实际仪式中，也确实存在给俗民百姓听的音乐，这是一个复杂问题。
说回刚才的话题，“多点、语境、认同”，很多同学对这些有点奇怪的中文字感兴趣。刚刚萧老师说的认同研究的问题，根本在于大家没有读懂“认同”。 我们在中文的语境中做“认同”的研究，实际上有些并不是“identity”的研究。这是问题所在，我们需要深刻理解概念的意义。
我想提个问题，有多少同学看过上世纪80年代以前针对传统音乐研究的文章。你们觉得那个时候的研究与今天“study music in the culture”有区别吗？那些文章没有把音乐的研究放在“culture”中吗？我们到底在研究怎样的音乐与怎样的文化。
萧梅：我认为做研究首先需要把田野报告扎实写下来。用逐字的方法把田野访谈纪录下来。面对不熟悉的语言，可以用国际音标，在字意上去对应。并且我们看到的每一场仪式都是具有当下性的，我们要做的第一步就是详细的记录。刚才有同学提到西藏的“望果节”该怎么描写，你首先得把场域中的不同空间梳理清楚。例如，许多仪式中，两件事同时在两个空间中发生，它们含义不同，都需要记录清楚。在完整的记录之后，再参看文献文本。文献怎么说、学者怎么说、执仪者怎么做、“我”是怎么看到的，不同的文本，不同展现，进而比较。
之后来自中国音乐学院、陕西师范大学、南京艺术学院的同学针对自己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十分具体的问题，讨论也十分热烈，但受篇幅所限，此处不再赘述。
不知不觉，既定的圆桌讨论时间已近尾声，参与者仍意犹未尽。最后，主持人刘红老师用幽默风趣的几个字结束了今天的圆桌会议——“各位，明年见！”
文字：熊曼谕
摄影：刘桂腾、郭羿努、张珊
主办单位：
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
协办单位：
香港蓬瀛道教音乐研究基金
项目资助：
国家“双一流”高校建设项目经费资助
上海高水平地方高校建设扶持项目经费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