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届ICTM专题研讨会“丝绸之路上的复合簧管乐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从古代到当代表演”于2018年11月29日上午9时在上海音乐学院准时开幕，这是继2016年上海音乐学院策划并成功与国际传统音乐学会联合主办第24届ICTM专题研讨会“丝绸之路上的抱弹类鲁特”之后聚焦“丝绸之路”上多样文明研究的继续推进。
与上次会议主题“乐器制作与生态学；文化内的变化和分布；历史研究； 理论、美学及表演实践；离散语境下的鲁特；跨越国界的鲁特；丝绸之路上的鲁特在表演、美学和语境中的融合与比较”相比，本次会议主题为“复合簧的历史及不同复合簧管乐器之间的社会文化含义：从神话到现实，从假设到真实；技术特性，演奏技巧与表演实践（在歌唱及乐器组合的语境中）；丝绸之路上人们的日常生活与节庆中的复合簧管乐器；表演、即兴与创作中的美学”。
正如党委副书记刘艳致辞中所言，“在中国，管子和唢呐这类复合簧管乐器不仅从古代宫廷音乐绵延着千百年的历史，同时又鲜活于民间百姓婚丧嫁娶的民俗生活之中。此次研讨会通过国内外学者们的共同研究，以经验丰富的音乐实践感知历史名词丝绸之路的文化性质和深度”“会议通过复合簧管乐器，汇诸文明于一个焦点，再探“丝绸之路”上多元文化共生之力量。”
论文发表第一单元由三位中国学者组成，他们的发言题目分别是《中国山东的唢呐音乐与文化语境》《景颇族“文崩音乐”与英国“仪仗音乐”之比较研究》《一根管子贯通丝路》，三个课题均依托于大量、持久的田野工作，分别以中国北方的山东、山西、河北（这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东端），南部云南景颇族地区（这是海上丝路的区域）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复合簧乐器的存在为研究对象，在时空结构中探讨它们的传播、交融与演化，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从古代到当代表演的语境中，对音乐形态做了深入的揭示。
一
《中国山东的唢呐音乐与文化语境》是来自中国音乐学院刘勇先生发言的题目，他早在2006年就出版了博士论文《中国唢呐艺术研究》，截止今日，学界尚未有其他更加深入的研究。本次发言，历史文物图片与田野视频相互佐证，对唢呐音乐的与文化语境做了深入阐释。
首先从唐代乐俑、辽代图像与玉带扣，金代石棺奏乐图、明代图书插图等图像中的唢呐开始，指出唢呐是中国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乐器，唢呐从西亚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大约在1500年前。
明代插图
在这个基本历史背景下，从山东唢呐的文化语境；两种乐队形式；曲目、技巧和独特的乐器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对于山东唢呐的文化语境，刘勇先生从地图中划出了鲁西南和鲁南，也指出了这是孔子与孟子的故里，儒家“仁”文化在该区域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指导着当地人的行为规范，唢呐的应用贯穿在以“仁”为核心的丧礼和婚礼等人生礼仪中。而唢呐音乐的来源则是当地多种地方戏曲和说唱音乐，这其实也成为了地方百姓接受和喜爱唢呐的心理基础。
双唢呐乐队
两种乐队形式其一是双唢呐乐队，它的历史要久远一些，是由两只唢呐和一个小镲组成，有的时候有一个鼓，它伴随仪式某些环节，演奏古老的曲牌，核心演奏技术是循环换气。另外一种是唢呐独奏乐队，一只唢呐，两攒笙，小镲有时候用梆子代替。演奏者开始采用自然换气，循环换气只是在有特殊需要的时候才采用，发展丰富的舌技巧。唢呐风格更加华丽。在对图片与视频的观看中，在场听者对于两种乐队都有了很直观的认知。
对于第三部分曲目、技巧和独特的乐器，刘勇先生主要以《开门》和《笛搅》结合周志斌、王学光等优秀民间艺人演奏的视频进行解读，《开门》：原来是地方戏曲一个曲牌，一代接一代唢呐艺术把它发展成一个优秀的唢呐曲。《笛搅》：笛的意思就是唢呐，当地人把笛子也叫唢呐，搅就是把很多曲调串起来，我们现在叫串烧。《开门》和《笛搅》是鲁西南地区的代表性曲目，以这两首乐曲为母体，演奏家们发展出很多新的乐曲，例如《抬花轿》《百鸟朝凤》。
刘勇先生以图像、音频、视频为辅助材料解读山东唢呐，将从西亚传入中原1500多年后唢呐在中原的发展脉络呈现在各国学者面前。
发言结束后，对于现场参会人员提出的唢呐的历史文献资料问题、双唢呐和单唢呐形式出现的先后顺序问题、唢呐有没有在军队里面用过、簧片的材质以及是怎样制作的、唢呐的前后开孔问题等等做了一一回应。
二
第二位发言者是吴琼女士，她代表她的老师吴学源先生讲述《景颇族“文崩音乐”与英国“仪仗音乐”之比较研究》，吴学源先生是资深民族音乐学家，对于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和对音乐问题的求真一直被学界赞誉，本次提交的研究成果就是经过长达四十年田野调查，对于景颇族“文崩音乐”与英国“仪仗音乐”渊源的求真之作。
论文分为三部分：景颇族民间音乐之巴扎乐队；景颇族民间音乐之文崩音乐；文崩音乐与英国仪仗音乐之比较。
在景颇族民间，有两种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仪仗乐队形式，其中一种是“巴扎乐队”；另外一种是“文崩音乐”。对于这两种乐队形式的来源，众说纷纭。本文通过从1979年至2018年长达近四十年的多次田野调查材料，对其产生、发展的过程进行梳理，并与相关观点予以商榷。
第一部分主要对巴扎音乐的来源的传教士带入与雇佣军带入两种说法进行辩证，在大量的田野工作基础上，从乐器构成特征（雇佣军用的依仗乐队用的就是巴扎和军鼓），史料记载，师承关系以及曲调考证等几方面，认为巴扎应该是为雇佣军带入，巴扎乐队是英国风笛鼓吹乐队在景颇族地区的遗存。
第二部分，以“松比文崩”与“洞巴文崩”两种形式的“文崩音乐”作为参照对象，可以看出文崩音乐在20世纪30年代末产生于景颇族中，至晚于20世纪40年代，缅甸八莫一带文崩音乐流行，大规模传入国内的时间为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文崩音乐的曲目主要为仪式所用，构成完整仪式环节，“洞巴”文崩和“松比”文崩曲调相同，鼓法一样，乐手可任意选择主奏乐器。
松比文崩乐队与洞巴文崩乐队
第三部分，将文崩音乐与英国仪仗音乐进行比较，可见，英国军队“仪仗音乐”（风笛鼓吹乐）在缅甸克钦人有遗存，而这种由一支或多支吹管乐器作为旋律乐器，配以鼓、镲等打击乐的鼓吹乐形式，也影响了景颇（克钦）人民的审美，成为生活、节庆场合的重要存在。通过乐队编制、使用场合、曲目的调查与梳理三方面的工作，可以看出巴扎乐队是英国仪仗音乐的遗存，它于20世纪40年代进入到景颇族寨子，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传入境内。在这样的风笛鼓吹乐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文崩音乐，文崩音乐于20世纪30年代末产生于景颇地区，50年代到60年代初大规模传入境内。
文崩音乐和英国仪仗音乐在乐队编制和使用场合上高度相似，但是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个是乐器变化，二是乐曲逐渐为民歌代替，最终完成了英国仪仗音乐向民族民间音乐转换的过程。
在特殊历史文化背景下，欧洲的音乐形式以跨地域的传播方式流传到了中国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地区当中。类似的传播与交流方式也许不是个案，在对跨界民族音乐的研究中，值得注意。
在正式发言结束后，吴琼女士与现场与会人员就洞巴的开孔及按孔问题、在缅甸巴扎和洞巴使用情况做了回应，同时对于缺少在缅甸境内的考察表示遗憾。
三
《一根管子贯通丝路》是中国著名音乐学家张振涛先生的发言题目，在他几十年的田野与研究中，发表与笙管乐相关研究论文20余篇，出版专著《笙管音位的乐律学研究》《冀中乡村礼俗中的鼓吹乐社——音乐会》《吹破平静——晋北鼓乐的传统与变迁》《声漫山门——陕北民族音乐志》等多部，对于中国笙管乐做了系统性、结构性的深入研究，本次发言的结论也是他多年研究积累的深刻认知。
管子与中原固有吹管类乐器，笙、竽、篪、箫等不同，因为声音洪亮，成为了受人欢迎的主奏乐器。唢呐也是同样的原因，进入中原以来，受到了欢迎。两件双簧乐器，成为中国大部分乡村乐队的领奏者。以两件乐器为主奏的乐队编制，构成鼓吹乐的两个分支：笙管乐、唢呐乐。
发言分为六个部分。在对历史文献记录、乐器形制、管体长短宫调高低、深度参与乡村仪式做了简明扼要的介绍以后，张振涛先生以第五部分“一件乐器代表一个社会阶层”和第六部分“一种组合代表一个社会阶层”提出自己的观点。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威伯（Max Weber）《音乐理性的社会基础》中提出“钢琴是一件中产阶级的奢侈家具”。把这一命题引申至中国。古代“八音”分类，也暗喻了一种质料的乐器与一个社会阶层画等号的信息。对中国人来说，器物与人群是画等号的：“金石之声”代表帝王，“竽瑟之乐”代表诸侯，“琴箫和鸣”代表文人，“瓴缶之乐”代表草民。人有尊卑贵贱，器有昂贵低廉。“八音”暗含级序。
在此语境的基础上，管子代表僧侣道士，唢呐代表鼓匠吹手。以“身份认同”理念解释乐器，成为民族音乐学解答笙管乐何以成为寺院“标准乐队”的途径。
而在第六部分，张振涛先生指出：乐器和乐队代表身份的现象，在中国尤为突出，因为历史制度是“礼乐”等级制。通过这个途径，乐器学可以获得有效解读，概括为乐器、乐队与社会身份画等号的模式。
张振涛先生在发言的结论部分首先指出中国音乐学者在笙管乐研究的付出和成果：
中国音乐学家花了差不多60余年时间，深入乡野，逐渐建立起一份超越地域和宏观俯视整个北方器乐文化的蓝图。当学术界可以关注整个北方的乡村仪式时，笙管乐种慢慢隆起的疆域和显露的庞大轮廓，让关注者无比震惊。
透过管子、笙管乐的物质载体与音乐形态直指其文化价值：
管子来自西域，但在中国北方乡村，成为主奏乐器，一枝独秀。“笙管”组合，一半源自本土，一半引自外域。“笙”代表中原，“管”代表外域。笙管并置，代表中外结合，代表儒释圆融。外来管子领奏，中国笙竽定律。既不乱华，也不排外。外来管子，本土笙竽，水乳相容，相互唱和，成为外来品种与本土品种的结合体。乐队既不全是本土乐器，也不全是外来乐器，兼而有之。一个“左右儒术”，一个“纠正佛法”，真是丝绸之路文化交融的集中体现。
在问答环节，他对在场学者提出的唢呐管身是否喇叭口与音量关系，以及笙与管子的定律问题做了回应。
主办单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单位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CTM）
上海音乐学院（联合主办）
承办单位：
上海音乐学院“亚欧音乐研究中心”
上海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
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
上海音乐学院东方乐器博物馆
蓬瀛道教音乐研究基金
项目资助：
国家“双一流”高校建设项目
上海高水平地方高校建设扶持项目
上海市教委校园文化内涵建设示范基地扶持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