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综述（五） | 第25届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CTM）专题研讨会“丝绸之路上的复合簧管乐器”第五组发言综述

 

 

      第五单元共有有三位讲者，地域分别涉及东亚、东南亚与东非，以不同的地点勾勒出一个由双簧乐器所连接的广阔空间。而其中具体的乐器传统，均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历史过程中文化流动的特质。可以说，三位讲者都以不同的复合簧乐器为对象，对流动的历史和内涵展开了各自富有意义的讨论。

 

一、寺田吉孝：《日本Charumera中的他者》

 

      本单元首位讲者是来自日本大阪民族学博物馆的寺田吉孝（Yoshitaka Terada），以《日本Charumera中的他者》为题。

 

 

      对中国听众来说最有意思的问题是，他所谈到的“他者”，其中便包括了中国。Charumera在16世纪由葡萄牙传教士和中国商人带到日本，其名称源自葡萄牙双簧乐器charamela，形制却源自中国。 而这样一件外传乐器，在日本则经历了从拒绝到本土化的过程。寺田吉孝从其起源辨析、表演语境变迁的角度，进行了深入且有效的探讨，呈现出一件“器物”是如何承载了不同文化中的要素，又是如何融入到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语境当中，最终成为了“古老的日本形象”的代表。

 

      寺田吉孝首先介绍了charumera在日本文化中的历史地位，或者说，大多数日本人记忆中的charumera。在20世纪初的横滨和长崎，街头小贩卖拉面时都会吹奏charumera招徕顾客。因此，说到charumera，日本人会想到拉面。后来，在贩卖糖果时也会吹奏charumera。 1910年，日本诗人石川啄木（Ishikawa Takuboku）曾在诗作《满怀忧伤》（Ichiaku no Suna）中写道：“听糖果小贩的Charumera，像拨动了我失去已久的童心。”当时，这种街头传统已经几乎不可见了。而在当代的日本民间，我们仍能看到少数的地方性庆典活动中使用charumera的痕迹。寺田吉孝播放了日本江之岛Tojin bayashi以及冲绳Tojin gyoretsu活动，其中都有charumera。寺田吉孝特别强调了“Tojin”这个词，指出其重要性在于这个词在日语中就是指中国人（To指唐朝），后来演化为对非日本人的统称。从视频中，我们能够看到日本村民扮演中国人演奏舞龙、舞狮队的音乐。此外，他还介绍了熊本县被称为chanmera的节日，也就是Charumera，是1691年时由一位熊本本地人到长崎学到的。在节日仪式上可以看到有狮子舞，伴奏乐器就是Charumera，据村民说，他们制作的乐器实际上就是根据中国传过去的乐器形状制作的。接下来，寺田吉孝谈到了历史上长崎的门户地位，认为正是由于在闭关锁国的17世纪长崎的开放，chanmera才得以从这里传入，在《长崎古今集览名胜绘》（1789）中，便可见到演奏chanmera的情景。

 

      在寺田吉孝的“他者”概念中，不仅包括中国，还包括韩国以及葡萄牙。历史上，韩国和日本在官方层面也有着比较深入的交流，在4、500人的韩国交流团队中有十分之一左右的乐师，使得当时的日本人有机会接触到韩国音乐。chanmera作为日本乐器，和韩国乐器一起出现在了1743年的“朝鲜来朝图”当中，也出现在1719年的“韩国国书捧行图”当中。在讲座尾声探讨chanmera的起源之谜时，他带领大家想象了葡萄牙传教士带入这件乐器时候的场景。chanmera不断地向东延伸到西亚再及中国，然后从中国进入日本，在整个欧亚大陆经历了很长的流传途径。但是，乐器的名字却没有改变，仍以原文的样貌在日本流传。最后，寺田吉孝以一张当代日本方便拉面的图片作为结束，图案上吹奏chanmera的形象似乎在昭示着这件乐器已经成为了日本人精神文化的一部分。

 

      在问答环节，有在场学者关注的是新年庆典和chanmera之间的关系，及其与波斯文化的关系。针对第一个问题，寺田吉孝坦言自己并不太清楚，尽管在新年时有些地方的日本人会一家一户入户演奏，但为什么会在新年时使用，还有待考察。还有学者关注当地人对这件外来乐器的认识与评价，寺田吉孝的回应主要有两个总结，一是当地人仍然认为这是一件外来乐器，二是它依然不属于主流文化的一部分。这与日本其他的外来乐器的命运是不一样的。第三个问题，问到其他日本乐器是否有招徕生意的功用。寺田吉孝回答道，只有在街头的小贩才会用乐器。传统上，卖豆腐的街边小摊用的是喇叭，其象征并不是音乐性的，而是代表着一种工具。chanmera只有三个音高，非常简单，是拉面的声音象征。其余的大部分小贩，都会用口头叫卖的方式宣告他们的到来。

 

二、埃斯波恩特·威特马可：《越南肖姆（Shawm）的乐器学和历史》

 

   第二位讲者埃斯波恩特·威特马可（Esbjorn  Wettermark）来自瑞典，接触越南音乐已有15年时间。

 

 

      Shawm在越南人精神生活当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葬礼中代表了死亡的声音。同时，它也是传统戏曲当中舞台上最戏剧性的时刻的代表。他的博士论文的论点更多地落在Shawm的精神和情感方面，而今天的讲座则更多地关注乐器本身及其历史。其主要聚焦的是越南少数民族所使用的Shawm，并不涉及曾在文献中出现过的、越南宫廷所使用的Shawm。

 

      威特马可用图片详细展示了越南Shawm（也叫Kèn）的形制，有四个部分，簧片、固定片、管身和簧口，管身用硬木如檀木和竹，固定片是一种锥形金属键，金属的顶部有7个等间距，下面有一个拇指孔，顶部可以拆卸，金属底部呈现出喇叭型或者葫芦型，没有固定的标准或者特定的形象、固定的材料。其种类在各地各不相同，北部地区的簧片由稻草或者芦苇管制成，而南部地区其中部簧片则由棕榈叶制成。他提到，在中国云南地区，对Kèn的分类除了构造之外还有以材料为分类的标准，是中国古代八音分类的变型 。接下来，他着重就Kèn这个词汇在越南使用时不同的所指进行了阐明，当说起Kèn时，可以指各种不同类型的乐器，在当代语境中指小号或者萨克斯管。这就带来了Kèn的分类问题，Kèn的所指可以从不同大小、不同结构、不同语境、不同演奏方式、以及原产地五个方面相区别。而其金属碗口，一般被认为源自中国北方。

 

      讲到这里，越南Kèn与中国北方唢呐之间的历史关联，以及其在更为广阔的历史时空中的流传便呼之欲出。威特马可探讨了Kèn在越南的历史，人们普遍认为它是在明朝时期是从中国传到越南，但并没有任何图像和证据证明其存在于16世纪之前的越南。因此，很难说ken何时在越南立足，只能猜测它在15、16世纪时还没有真正扎根。现在的结论是，圆锥形的双簧shawm起源于西亚某处，从印度文献中可以看到，它可能是在19世纪时通过丝路传入印度，也流传到了中亚的土耳其和东亚中国。伊斯兰教的传播也促进了乐器的使用和流传，公元1712年阿拉伯剧团和军队来到印度之前，印度从来没有用过圆锥形的shawm，它在当时可能已经跨越了海上航线传到越南。对于shawm的传播路径，根据一些已有研究，他提出从材料的使用方面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要将海路传播和陆路传播分而论之。威特马可例举了印度尼西亚的复合簧乐器saranai，从它和shawm的关联上，可能会有助于了解越南音乐。也就是说，如果能梳理出saranai的源流，便也可在某种程度上认识shawm的源流。

 

      作为总结，威特马可强调了如果想进一步了解shawm，应该关注其材质本身，以及从跨国界、跨区域性的特色入手，采用跨学科合作的方法。东南亚大陆将成为开展此类研究的绝佳场所。在场学者们的提问围绕越南复合簧乐器在历史上与其他地区的联系展开，如柬埔寨、马来西亚等。还有学者对Shawm在葬礼仪式中的使用感兴趣，想知道其他的使用场合。威特马可介绍说还有伊斯兰教等宗教仪式中使用。

 

三、提克哈特·泰芙拉：《东非复合簧乐器:东非海岸与大丝绸之路的联系》

 

      来自柏林洪堡大学的非裔学者提克哈特·泰芙拉（Timkehet Teffera）,带来了复合簧乐器世界性传播与流变的东非视角。

 

 

      这一地域性的扩展正是她在题目中言及“大丝绸之路”的范畴，为了更加清晰的阐明发言所依托的这一核心历史地理概念，她首先用图示的方式，对大丝绸之路所贯穿的东西方地理、国家和文明做了梳理。从图示中我们可以看到，海上丝路从东南亚一路西进，在穿越阿拉伯世界西部的同时也在向西眺望着东非海岸，有一部分贸易路线还从阿拉伯海向南继续沿着东非海岸行进，直到莫桑比克。加上东非从16世纪开始的被殖民历史，其音乐文化和传统都与外来文化有过交流。

 

 

      显然，东非海岸在对外交流的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泰芙拉简要介绍了东非海岸在历史上和不同王朝、文化的互动，东非的双簧类乐器或许就是从海陆和陆路而来的贸易交通的产物。她例举了bungo（或称zomari）、叶双簧和两种乐器。泰芙拉2005年在肯尼亚南部Digo地区的海滩上看到了叶子做的双簧乐器，并讲解了制作方法：他们把叶子折叠抽出中间的筋，砍段，前端留出3-5厘米长的吹孔，第二片叶子被包裹到另一片叶子上，然后会形成不断增大的椎孔。到达25厘米之后，音乐家会将一根木管插入叶面以固定棕榈部的末端，在叶子顶端被均匀地切成三角形，这样的话双簧就形成了。

 

 

      如果说叶子双簧很有可能并非外来流传而是出自本土的发明，那bungo就很可能来自文化交流。bungo在东非各个地区发展皆不同，因为材料不同、演奏方法不同、乐器制造、技能以及孔的数量、音调、音阶、音调范围也各不相同。它在肯尼亚的Giriama人当中非常流行，由于每个人制作的大小和形状都有所不同，因此有时候、bungo会和鼓一起演奏，有的时候会和其他乐器一起演奏。

 

 

      她播放了在场学者Gisa于90年代在这个区域采录的视频，bungo是其中主要的乐器。哨子和鼓是伴奏乐器。她简要记录了bungo的一句旋律。

 

 
 

      之后，她介绍了和bungo同类型的zomari，也有不同的形制和表现，有5-6个孔，一边都在正面和后面，这是在侧面。双簧片有不同的材质，有的是用棕榈树取材， 把它做成一个木制的簧片再插入到乐器当中。另外一个小的附件可以由金属或者其他材料制作。其手指孔的距离是固定的。下截会用诸如说木头、象牙还有一些金属制的乐器管，希望能够进一步扩大它的声音。

 

 
 

      zomair由土耳其传入，在伊斯兰和阿拉伯世界会广泛地传播，在很多社区当中和少数民族当中都会大量地使用。这意味着阿拉伯世界和东非有紧密的联系，意味着这种复合簧片在这个区域得到大量的运用。

 

      在总结中，泰芙拉说到，在非洲的这些乐器有非常长的历史，欧洲殖民统治也对这个区域带来了深远影响。当然也带来了一些区域性的合作，增进了当地的经济，也带来了一些宗教融合。东非受到很多地方的影响，移民的涌入让东非与西亚也有很深入的联系，这种文化上的交流也对乐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东非在很长一段时间受到了不同地方的影响，复合簧乐器在非洲沿海这一带非常流行，而且传播速度很快。我们之后应该进一步深挖这些乐器在各个小群体和传统仪式当中的运用。至于这些乐器是当地人在长期生活当中生成，还是外族传入，都有待于我们深入挖掘。

 

      问答环节，有学者问到bungo有一个称为“kigingi”的部件（指管身的木节）的作用，泰芙拉认为是通过这种技术可以让杆身不断层叠，最后延伸出一个相对来说较大的管体。同时她也说到，我们需要去追溯每一个词的词源含义，而且它又涉及到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区域又有不同的语言，所以背景是比较复杂的。还有学者提到自己对这些乐器也有收集，可以与讲者展开合作研究；在有人问到她自己是否在进行东非双簧乐器的研究时，泰芙拉介绍说，自己现在有一个团队。此外，她于2015年写了第二篇博士论文，一本德语版的著作已于2015年出版，马上会翻译为英文。同时，在谷歌上也可以找到相关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