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综述 | Gisa Jähnichen《现代乐器学世界中的特例》

在全球化与“一带一路”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认识与理解那些跨越地理空间限制出现的相似音乐文化变得更具有迫切性，针对讲座主题“现代乐器学”，Gisa首先强调：

 

今天我们讲的是现代乐器学的特殊情况。不过，针对特殊情况，我们有必要说明，每一个案例都是特殊的，而非普遍的。而现代乐器学是远远超出传统乐器学所讨论的乐器分类、它的发音原理、指孔、弦等等范畴，它要比原来的研究更为广阔。

 

要讨论这一问题的前提，必须首先承认我们对于某件乐器的了解，需要深深扎根在这个乐器的历史里面，包括人们对这个乐器的过去和未来所知道的一切。但是今天的挑战在于，我们要想象一个没有外在存储工具，比如说硬盘的世界；没有外在交通工具，飞机、火车的世界；没有外在的交流工具，比如说手机和邮件的世界。我们想象这样一个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人类的个体和他们的经验是创造力的唯一来源。这个群体可能是很小的，可能只有两个人，一个演奏者，一个聆听者。

 

接下来的讲座，Gisa教授援引了她所研究的不同时空中的芦笙的三个案例。

 

一、意大利撒丁岛上的老挝芦笙

 

Gisa先从一组图片，展示了意大利撒丁岛和老挝都出现相似的树化石。并从她自己考察中发现这相隔万里的两地却有类似的乐器芦笙“Khen”提问，为什么原本是老挝的乐器会出现在万里之外的撒丁岛呢？在进行了文献和历史梳理后，她找到了从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各国就派传教士到东南亚去传教的资料。在这些传教士中，意大利人特别突出，因为他们适应热带的气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传教士还常带着老挝人回去，便也带回了老挝的乐器。
 

那么问题来了：撒丁岛人为什么可以接纳老挝的乐器？Gisa教授通过田野考察发现，萨丁岛原有一种与老挝芦笙类似的乐器Launeddas，该乐器由三根单簧吹管组成，只能向外吹，在演奏时必须靠循环换气解决持续吹奏问题。当撒丁岛人接触到老挝芦笙时，发现它既可吹又可吸，两用的演奏方式更加方便实用，于是老挝芦笙便被逐渐接纳。但这种接纳并非全盘接受，而是按照自己的文化样式进行了改造，包括持笙的方向、按孔的方式、以及音列的不同等，形成了外形相似、但更适应于意大利人自己的演奏系统和应用场合的乐器。

 

2.对类似乐器有一定的基础知识和体验。笙被老挝人带到意大利后，当老挝人离开或者去世以后，对该类乐器的制作、维修都是意大利人。

 

所以，如果发现相距很远的地方有相同的乐器，一定是原因的。同一个乐器可以存在于不同的两个文化体系中，并都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有意思的是，笙是老挝的重要乐器，老挝的笙图案曾出现在该国的货币上，今年，老挝的芦笙申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了，带来了举国的欢庆。然而，在意大利的被改造过的老挝芦笙，目前却遭遇了失传的危险。原因在于当下的撒丁岛官方认为这件乐器并非本民族的乐器，故禁止它的演奏。由此可见，意识形态对于乐器生存的影响。

 

二、“Free Reeds for Free Citizens”

 

第二个案例以老挝芦笙经历的变迁为核心，展示了日积月累的地方传统与处于发展中的全球乐器市场之间的冲突。而标题中以自由的民众对应笙这件乐器的自由簧，无疑充满了隐喻。
 

一方面，从乐器制作者和演奏者的角度出发，揭示了全球化语境下，由于对现代性的不同认知，导致了传统乐器的变化、创新、以及曲目简化等现象。在乐器制作部分，Gisa教授通过视频，为我们再现了簧片与木管加工的过程，讨论了乐器制作者的技术及其排外性。

 

但Gisa教授同时指出：有时乐器形制的变化是与全球化无关、或是先于全球化产生的，例如源于乐器制作者一个“好玩”的、或偶然而产生的显著变形等。可见，个人、或是小部分人群完全有能力带动文化的急速变化。在这一观点，不由得令人联想到学界讨论过的“内生性的现代性”问题。

 

另一方面，Gisa教授强调研究者也是乐器变迁和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们可以在短时间内、通过某些微小的行为给研究对象造成极大的影响。此外，Gisa教授还提出，真正影响、甚至定义某件乐器的，并非是其形制，而是其“曲库”（Repertoire）。同时强调，乐器的发展本质上是一个主动选择与变革的过程，而非由外力所能强迫或主导的。

 

最后Gisa教授用卡通“连环画”的方式，讲述了芦笙从不同社会和文化景观中一路走来的故事，包含了乐器形制、使用场合、观演关系和传播媒介等各方面的发展与变化。

 

 

三、中国桂黔交界地区的芦笙

芦笙在中国、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是很常见和重要的一件乐器。在第三个案例中，Gisa教授聚焦桂黔交界地区的芦笙，以自己田野考察的资料，阐释了该区域壮、侗、苗、瑶等多个少数民族共享芦笙音乐文化的现象。
 

在桂黔交界地区，芦笙制作者几乎都是苗族人，虽然他们多聚居在高山之上，但他们制作的芦笙主要销往低地地区的瑶族和侗族人，且这一传统由来已久。虽然不同族群使用的芦笙，形制、音调、曲目等都有所差异，但不同族群间却有着一种浑然天成、且历史悠久的接受和共享这一音乐文化的能力，不同族群及其不同芦笙，以一种极为自然的关系和谐共处。

 

一整套芦笙的制作并非易事，Gisa教授认为，这不仅仅是乐器生产的几个步骤，而是一套完整的知识体系，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近年来，壮、侗、苗、瑶等多个少数民族共同参加的、政府主办的芦笙比赛等活动，成为了该地区芦笙音乐文化的最重要的盛事，不同族群的芦笙无论在乐器形制上、还是演奏曲目和风格上，都日益趋同。Gisa教授认为这是该地区不同族群共享芦笙音乐文化的有力佐证。

 

通过这个案例，Gisa教授对中国的民族识别进行了反思，她认为这更多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局外的强制性认定，而局内人却倾向于模糊各族群边界、甚至没有民族区分的意识。Gisa教授对于这种区分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她认为这种做法隐含了某些肤浅的、商业化的考量和期望，且不利于当地人在专业上的发展。

 

对于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的关系，Gisa根据自己的田野经验特别强调：学者必须意识到自身也是整个过程的一部分，我们很可能会在知情或者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利用”，我们需要对这一现象保持警惕。

 

 

在问答环节，大家针对讲座中许多有意思的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交流：

 

首先，徐欣教授提出：为什么芦笙在老挝没有固定定音，但贵州的芦笙是固定的？Gisa教授回应到，在贵州也不完全固定，这取决于乐器制作者。但不可忽视的是，贵州芦笙大多是用于合奏，所以要定音。但不同“套”的芦笙之间也是不同的。而老挝芦笙多是单独演奏，或是给歌手伴奏，所以相对自由。

 

萧梅教授针对第一个案例提问，传入撒丁岛的老挝芦笙，在社会上是否得到了广泛的接受？针对讲座中提到的撒丁岛收藏者的作用这一实例，她提出是否由于该收藏者的存在和努力，才得以让老挝芦笙在撒丁岛上生存下来？Gisa教授确证，老挝芦笙曾经很普遍地存在于撒丁岛，讲座中提到的收藏者，以为教会的长老之于撒丁岛的老挝芦笙，的确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在他去世之后，老挝芦笙被官方以不够本土为由禁止演奏。可见，个人在社会音乐的发展中扮演着甚为重要的角色。

 

关于第三个案例中提到的民族边界和民族识别的问题，引发了大家热烈的讨论。有学者提出疑问：讲座中提到苗族人为其他族群制作的芦笙，会根据不同族群而有所差异吗？要如何区别不同的民族演奏的芦笙？对于这一问题，Gisa教授再次强调，在演奏者、制作者，甚至所以当地人的观念中，他们并不在意民族区分，例如他们在比赛中也不会以民族进行划分，真正想将他们区分开来的是研究者等局外人。

 

就当地人观念中是否在意民族区分的问题，Gisa教授的观点引发了在场师生的观点不同观点。多位学者表示，虽然一定区域内文化间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展示的复合性是历史与现实存在的现象，但如果仅就多民族聚居区政府打造的汇演式的比赛来讨论当地人的民族意识，似乎证据不足。还要考察历史上，日常生活中的情况。在大家的田野经历中也会发现，虽然在政府打造的舞台上各族群“唱同一首歌”，但在实际生活中，当地人对于村与村、族与族的界限和身份认同是非常清楚的。而民族识别和区分，也不仅仅是当代意义上的商业目的，它是历史的过程，并有其不同历史阶段的目的功能。萧梅教授强调，这是一个值得保留、继续思考和探讨，并能够引发更深广研究的问题。

 

此外，针对“曲库”（Repertoires）这一概念在东、西方语境中的不同内涵，现场也进行了讨论。Gisa认为“曲库”的概念不是单纯的曲目那么简单，且不能从社会与文化语境种脱离出来。

 

随后有学生针对Gisa教授所说的“某件乐器之所以成为乐器，是由‘曲库’，而非形制决定的”这一观点提问到，是“曲库”影响形制、还是形制影响“曲库”？Gisa教授和萧梅教授一直认为，这二者是互相影响的，例如风琴进入印度后，对簧做了调整；在苗族，口琴把fa、si的簧片去掉，以适应当地音乐演奏需要。

 

针对这一问题，邀访学者温和认为，乐器学的传播与接受涉及的很多问题，并非是有最终结论的，而是复杂多维的文化问题。他例举了之前在萧梅教授主持的工作坊“弦索十三套与南音的当代相遇及历史渊源”中，有关“八面金钱经”中两个乐种在同一个音上分别选择si、do两音而带来音调变化的例子。

 

萧梅教授最后总结到，这场讲座通过丰富的案例，给了我们思考当代乐器学、思考文化传播、接受的很多启发。包括田野作业中的思考和问题开掘。Gisa教授的研究虽然是在当代语境下，通过共时的田野，参考历史文献进行的，但对于本期邀访学者大多面对着历史图像、以及考古研究的课题来说，极具参考价值。而Gisa教授作为一个外国学者对中国的不同观察，也给我们提供了视角上的交叉。而文化的传播和接受，蕴含着无限的可能和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