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研究专题 | 上海博物馆纪行

本次交流重点参观了“杜维善、谭端言中亚古币专室”及“古代雕塑馆”。

 

在“杜维善、谭端言中亚古币专室”，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副研究馆员王樾为大家做了极具深度且专业的讲解。王樾指出，钱币在史学研究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它的谱系非常清晰，而且刻画的图案都有讲究。代表了每一个时代每一个阶段，最受官方认定的一套标准语言，体现出当时的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等等。货币可分为东方、西方两大系统，这两大系统都出现于公元前7世纪左右。这与人类发展进入国家阶段相关。早期货币最重要的作用不是经济贸易，而是作为国家信物而存在。因为，人类早期的生活半径不大，老百姓不一定需要货币，而基本采用物物交换的方式。但有了国家后，一个国家要收税，就需要货币。所以最早货币的最大意义是政府收费用以维持国家的运转。从这个角度上理解货币产生的时期。

 

东方货币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方孔圆钱，浇铸生产。而西方货币则用重力压制图案。如今我们东方货币也不再浇铸了，统一采用西方的压制方式。压制货币从地中海的东岸发展起来后，往东西方向同时发展。往西边发展到了希腊罗马，然后又慢慢往北边去，形成了现在的欧洲货币体系。往东发展到了伊朗高原，并在当地慢慢地进行一些本土化的改造，这种改造在这个古币展厅里都能看到。伊朗高原在历史上不停地跟地中海世界进行频繁的交流，包括战争这样的交流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再加上北边草原文化的进入，伊朗高原慢慢成长出自己的文化，这种文化最适合西亚和中亚地区的民族心理。这套货币就体现出了这种心理，以及这种心理是如何成长的。

 

随后，王樾一边解说一边带着大家仔细观察中亚古钱币。从展品中可见早期伊朗高原的钱币正面图案为精美的浅浮雕形式，与希腊罗马的浅浮雕风格相似，包括人物发型等形象的加工方式与之非常接近。不同的是希腊人对神做了人物形象的刻画，而伊朗高原上的人对神的形象刻画得不太清楚，更多的是一个综合体，说明他们有自己的神的形象的追求。然而不管图案和形式如何变化，钱币正反面上始终体现出王与神的二位一体。到了安息王朝，正面国王的形象做了非常大的调整，浅浮雕的希腊风格越来越弱，开始强调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特征，比如人物脸谱不再如希腊那么具象，而是开始抽象化。只表达这是个国王，并不表达这是个长得什么样的国王。而特意表达的胡子的形状则是安息王族的象征，只有国王才有精力留这样的胡子和发型。此外，服饰、帽冠、帽带等等都越来越抽象，符号化特征明显。背面虽然也还是神，但是突出了自己本民族的东西。

 

再往后的萨珊——伊朗高原上最典型的一个王朝，钱币的改革更大，正面的国王形象和铭文全变了。萨珊王朝几乎把自己的文化完全体现在钱币上了。正面的国王完全是抽象化的描述，尤其是大王冠，具有一定的象征性，有的象征丰收，有的象征战争。背后采用琐罗亚斯德教，即拜火教的祭火坛作为装饰。不管是王的形象还是神的形象全都本土化了。还有4世纪时的草原民族��哒人，他们自己的文化特征也反应在钱币上。比如他们认为作为王族，一定要有与众不同的表象，所以其形象全是扁脑袋，另外脸上的大痦子也是王权的象征。

 

到伊斯兰时期，人们不崇拜偶像，不刻画王和神的形象了，改用文字表达。正面是王的名字，背面是古兰经。但其实王和神的双重性并没有改变。

 

艺术性一定是基于文化心理之下的，钱币有一定的艺术创造因素，但它首先追求王权等实际功用，这是文化的反映。王权和神权二位一体，体现在钱币上就是正面为王，背面为神。王对神有一个肯定的作用，神对王有一个护佑的作用。这在中亚和西亚是非常重要的，就好像核心思想，可以用来理解很多文化现象，包括音乐。通过钱币可以抓住那个时代文化最核心的东西。

 

在交流的部分，邀访学者们与王樾、以及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馆员师若予就图像学研究展开了讨论。王樾认为，图像研究是挺难的一件事。一方面容易先入为主，另一方面你对某种文化缺乏事先的理解话也观察不到。比如古币展中王族脸上的痦子，要是不了解他们的文化传统，肯定会认为是误打上去的，而事实上痦子是王族的特殊象征。伊朗文化是一个杂合体，跟两河流域不停地互动，既有来自巴比伦和亚述的农业文化，从北边来的游牧文化，以及慢慢成长起来的自己的本土文化，全都揉在了一块。所以研究中做辨析，哪些属于伊朗文化，那些属于其他文化。这些文化在伊朗高原上成长起来，就像钱币一样，又回头再影响到中亚。所以丝绸之路研究最大的难处就在这里，不管是音乐还是其他方面的研究，都要搞清楚它到底是从哪个地方成长起来的。现在的研究，在杂糅文化这一点上大家都同意，但是再往下梳理就不容易了。此外，图像研究也有许多理论和方法值得注意。有的人把研究简单化了。其实这方面研究很不容易，除了要求知识面广外，对中国学者来说很难突破的还在于外语。俄罗斯、法国和德国都在伊朗做了大量工作，这就涉及到俄语、法语和德语。就此，萧梅教授感叹，我们的研究目前期待既有宽广的视野，又需要扎实的细节，真正形成跨界研究，团队式的各自有各自的突破方向。

 

王樾认为，新疆同样呈现出文化的多元性，在不同时期，吐蕃、中原、河中地带、伊朗等对这个地方的影响都很大，所以要是把新疆往一个文化角色上划分，一定会出错。总之，丝绸之路及文化交融这个题目，这两年做的人特别多，但这个题目特别难做，它里面有好多种不同的东西揉在一起，包括特殊的文化符号和文化心理，要区分它们难度非常大，要接触各类考古材料。但是这一研究的意义又非常重要，哪怕一个很小的成果，对未来学术发展都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王樾还对“邀访学者”计划中的河西走廊考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强调了案头准备的重要性。考察前要把那个地区的考古杂志和中国社科院的考古杂志每年的发掘情况全部翻一遍，把相关资料集中起来，每到一个地方再去落实它们。壁画也一样，都要先做好功课，不能一无所知就去考察。换句话说，要先有认识才有现象。另外，文学作品也值得关注。比如在伊朗的诗歌、神话、文学作品里，有些跟声音有关的材料的描述，比如提到战争前后的各种声响，这其实是很重要的材料，这是不同的文化群体对声音的不同感受。

 

最后，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馆员师若予带领大家参观了“古代雕塑馆”，对几个重要的佛像雕塑进行了重点讲解，尤其着重以佛像的衣饰为例，讲述了佛像造型的发展历程以及风格断代等等。

 

在交流中，大家感到我们接下来的研究任务，就是要先打破音乐界的学术壁垒，“地上”（传统音乐）“地下”（考古及历史）联合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