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发表（一）
“反哺归家：中国早期录音的历史与意义”国际工作坊的第一场论文发表由来自澳大利亚太平洋濒危文化数字资源档案馆和悉尼音乐学院的Linda Barwick教授担任主持。
第一位发言者是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国际传统音乐学会执委萧梅，她发表的论文题目为《早期录音“归家”之中介及其他》。她以两份录音（内蒙古梅日更寺庙唱诵录音、Jack Body中国音像资料）“归家”案例说明录音反馈的重要性。而演讲初始，萧梅教授就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应该如何“反哺归家”，二是在“反哺归家”中我们应该如何建立有序有益的关系？
在案例1中，萧梅教授介绍了她于1996年至2002年多次前往该寺院考察的经历。这座寺院是当今世上唯一用蒙古语诵经的黄教寺院。1783年在北京印书馆出版该寺院的活佛，梅日根葛根，法名罗桑丹毕坚赞的全集，收录了诸多颂词、经文和蒙古族民俗、天文、医药等方面内容的作品，这对蒙古人民来说是非常宝贵的遗产，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蒙古韵文体的诵经。然而，这座寺院从1996年夏天到2002年，能够掌握蒙古语诵经的僧侣从开始的十几位到1-2位。2002年该寺活佛曾请尚存的僧侣举办以孤儿为主的诵经学习班。不久，这位老喇嘛也去世了。随着老喇嘛们的去世，越来越少的僧侣懂得用蒙语进行唱诵，由此，唱诵中所蕴含的历史、故事、文化财富等也随之流失。这时，原有的录音就显得格外重要，成为了珍贵的历史资料。2005年萧梅教授应该寺活佛的要求，自费从凤凰卫视的资料库将当年的录音录像转制并送回寺院，使这套音响成为继续传承的重要依据。
案例2，主要围绕新西兰后民族主义作曲家Jack Body在1980年代录制于中国的音像资料“归家”的故事展开。2011年底，远在新西兰的中国学者宫宏宇向萧梅教授转达了Jack希望将他早期在中国的录音返还中国，并想寻找一个接受这批录音的机构。之后的3年内，萧梅教授与Jack多次交流，Jack还于上海音乐学院讲座并考察萧梅教授负责的“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以及“中国传统音乐数据库”。2014年秋天，萧梅教授赴新西兰讲座并正式接受这批资料。而一年后，Jack就去世了。之后，在浙江音乐学院和新西兰驻上海领事馆以及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音乐学院一起召开的Jack Body的纪念会上，萧梅教授针对这批资料做了发言，并表示“如果说Jack的捐赠是一种repatriation，那么我们的任务是把这批资料送还给他录音的地方。”今年，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后，萧梅教授在上海音乐学院成立了专门的寻访小组，并以贵州作为第一期重访工作的落脚点。由于原先资料采集记录较为概括，因此寻访当事人成为工作的重要内容。工作组通过音响特征、舞蹈动作、民族服饰以及“地景”的多重调查，查找到当年的采录地点和被采访人。此外，在寻访中，有关历史记忆对于当地人的重要性，有关30年的文化变迁，比如，影像中老人已不在世，青年人已变成老人，而文化、审美以及乐器的制造（芦笙）都发生了巨大改变都给予寻访小组强烈的印象。而寻访之后的录音，究竟该归属于谁，又引发了田野伦理的新问题。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在“反哺归家”中值得思考与探讨的问题。
Anthony Seeger就萧梅教授提出的问题反问其回答。萧梅教授回答说，就田野录音归还给谁，首先要将归家的行动视为一个再研究的过程。她以苗族芦笙舞在不同支系和村落的不同为例，指出辨别本身需要田野考察并具有学术价值；第二各方面，她希望归还的工作不仅仅是一个找到权属人（比如被录音者及其家属）的事情，而希望通过录音归家，共同建设民族记忆的音响档案馆。
第二位发言者为来自台湾大学的助理教授陈峙维，他发表的论文题目为《以上海华语流行音乐的历史音响（1930-1940）重访音乐产业》。他主要以周璇演唱风格的变化以及三位歌手在不同时间段对《重逢》的演绎为例，来阐释录音的重要性。
上世纪30、40年代，全中国有超过一半的电台在上海，而上海作为新兴都市，电影院、歌厅、舞厅应有尽有，在音乐方面，既有菲律宾音乐家演奏的爵士，亦有俄罗斯音乐家演奏的古典音乐，当然也不乏中国音乐家演奏的传统音乐。上海老歌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至于其究竟是西化的曲目还是传统的曲目，至今很难定论。而从历史资料中，可以发现被称为“金嗓子”的周璇是如何转变她的演唱风格的。从录音中我们可以感受到，1935年的周璇在演唱上近似于美国女歌手，而1938年（仅仅3年之后）的周璇则在演唱中加入了中国戏曲、曲艺的元素，1947年周璇进入演唱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歌曲在演唱上已几近艺术化。毫无疑问，我们可以在同一人不同时间阶段的录音中寻觅其究竟是如何找到最佳表演方式的。
至于不同时间阶段、不同地区、不同女歌手对《重逢》的演绎则显现了不同大环境下的声乐培训和演唱、审美的差异以及录音技术的改变。在1947年姚莉的版本中可以听到明显的俱乐部风格，至于伴奏则以现场管弦乐为主；1960年崔萍的版本除了在演唱上有所差异，伴奏亦变成了电子音乐；而上世纪80年代在台湾流行的版本，则有着“邓丽君”风格。
演讲最终，陈峙维教授提出了没有录音，还有人不知道他们的“祖父”是怎样的。而录音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着传播方式。
第三位发言者为巴布亚新几内亚研究所主任Don Niles，他发表了题为《寻找、获取、使用：巴布亚新几内亚早期录音“归家”的经验》的主题宣讲。他为我们讲述了过去40年间他所参与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音乐录音工作，而从中获得的经验以及总结出来的规律都颇具借鉴意义。
巴布亚新几内亚虽为岛国，仅语言就有840多种，而音乐录音工作的最初研究目的就是丰富涵盖并保存所有的音乐与民俗文化，这是一项非常巨大的工程。他为我们展示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研究人员的录音工作，及其所绘制的录音足迹地图：最早的录音工作起始于1898年，受大环境影响，当时的研究者主要以英国研究员为主；1904—1918年，越来越多的德奥人员参与了录音工作，譬如柏林音响档案馆的研究员；1921—1944年，一战、二战期间，来自澳大利亚的研究员开始占有较大比例；而在此之后，随着录音技术的发展，录音设备开始普及，个人研究者也逐渐增多，同时，研究者开始注重录音文件的存档。
而关于“归家”，Don Niles提出了三步走的看法：第一步“find”，搜寻录音所涉及的人员、时间、地点、内容以及现今状况；第二步“get”，将录音进行拷贝和备份，使得它们能更好地“反哺归家”；第三步“use”，将录音进行梳理与出版，将信息进行反馈，并反思录音对于当代的意义。可以说，Don Niles的建议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极具可行性与反思价值的路径。
除此之外，在论文发表过程中，不少参会人员对演讲者提出了问题。无论是“反哺归家”究竟归还给谁，还是由于社会变迁，人们的审美已难以接受录音中的形态，或是在“反哺归家”中的我们是否应该对于接受者有所期待，对他们进行“教育”，都时刻发人深省。
论文发表（二）
本次国际工作坊的第二场论文发表由国际传统音乐学会执委、来自巴布亚新几内亚研究所的Don Niles作为主持人。
第一位论文发表者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荣休教授、国际音像档案协会（IASA）创始人之一的Anthony Seeger。他发表的论文名为《虽难尽人意，却已在改善：档案、“归家”与未来的挑战》。作为一位有着多年档案建设工作经验的资深民族音乐学家，他今天的发言主要分享了三个案例，分别是：收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1890年代人类学家进行的大规模蜡筒录音；Edward Herbst自2002年起对巴厘岛录音的“归家”实践与研究项目；以及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对所收藏的11000卷早期商业蜡筒录音的数字化和网络化。在此基础上，他结合自己在苏亚人档案的“归家”中所遇到的包括“录音中录制的当时表演中的‘错误’让当地人无法接受”等问题，讨论了早期录音的功能与重要性，强调了数字档案“归家”的意义，并针对近年来各类“归家”项目积累的经验如何在中国进行运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他提到，反哺归家必须要了解当地的社区。同时，出于一些伦理道德方面的原因，我们不能分享某些录音。而我们反哺归家的录音，由于录音的角度以及各自的理解不同，有时候这些录音并非是自然的，有可能会有一些人工的痕迹。此外，我们的录音并非是一个物品，我们录的其实是对知识的理解。
在他的陈述结束后，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赵塔里木针对某些族群或群体由于宗教信仰等原因拒绝音视频摄制的问题与Anthony Seeger进行了讨论。后者建议可以适当地向对方解释音像录制的目的和意义，尝试达成有关资料使用和传播的口头或文本协议，并强调这些必须建立在尊重对方意愿的基础之上。
第二位发言者是致力于非洲尤其是埃塞俄比亚地区音乐文化研究的柏林音响档案馆项目顾问Timkehet Teffera Mekonnen，她发表了《100年后：社会能从历史录音中获得什么？》的主题发言。首先，她介绍了1905年由Friedrich Rosen在埃塞俄比亚录制的46筒蜡筒录音产生的社会与政治背景和原因，这批珍贵的档案目前收藏于柏林音响档案馆。随后，她介绍了Erich Kaschke于1906年完成的37筒蜡筒录音，和从中浮现出的Enno Littmann（1875-1958）东征的历史，并论述了这批录音是如何作用于当前埃塞俄比亚的语言、音乐和文化研究的。在展示完她们目前正在进行的记谱工作以及对录音中的乐器的研究之后，她总结了她对于早期录音之功能和意义的看法。
第三位发言人是大英图书馆世界音乐和传统音乐部负责人Isobel Clouter，她的题目为《视听文化遗产的数字馆藏与原生地再度连接之影响》。她首先提到了早期录音对于获取信息、理解历史的重要意义；随后她解释了什么是“再连接”（Reconnecting），并强调这是一个知识交换，而非商业化的过程。其中明晰合作双方的目的和方法对于“再连接”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接下来她讨论了“归家”的意义，包括推动音乐本体和文化变迁的学术研究、促进与当地社区的合作等；最后她播放了关于尼泊尔Shan Ghantu舞蹈的纪录片片段（《Shan Ghantu：一个女人的故事》），再一次强调了音像档案的“归家”对于我们回顾过去、审视当下和展望未来的意义。
最后一位发言人是来自日本大阪民族学博物馆的Yoshitaka Terada，他宣讲的题目为《34年后重返尼泊尔》。他介绍了1982年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完成的对于尼泊尔Gandharva(Gaine)的考察、研究和纪录片拍摄的项目。在34年之后的2016年，他们带着历史档案返回尼泊尔的村庄内，将纪录片播放给当地人，并以纪录片的形式摄制了这一过程。在记录当地人的反应和分析历史档案对于村庄之意义的同时，探寻34年间村庄内生活和文化的变迁。在此基础上，他对于如何更好地实践历史档案的“归家”、及其过程中需要面对的诸多挑战，以及当代文化变迁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论文发表（三）
第三场论文发表由Anthony Seeger教授担任主持。
来自澳大利亚太平洋濒危文化数字资源档案馆的Linda Barwick宣讲的论文主题是《“归家”之途：近期的经验教训》，她探讨了澳大利亚早在二十世纪初所采集录音的情况。其中包括在中国、日本等其他国家中各自乐器演奏的音响采集情况。并分别从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的资金来源、合作方式、近期动态等三个层面进行了详实地介绍。首先她提出了工作坊的三个问题：一是理解中国历史早期录音有什么意义？二是反哺归家的意义是什么？这些录音在数字化时代呈现方式是什么？三是早期的历史录音哪些是在比较的情况下进行的，如何从挑战中吸取教训。其次，她认为：“‘反哺归家’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我们需要各种媒介的支持，找到合适的对象，通过‘先调查后传播’的方式进行反馈。”此外，她还提出，我们需对无法识别的录音进行数字化的分类和排序，最终根据社区的需求去实现音响的“反哺归家”。
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副主任刘红发表了《从聆听者、学生到音乐指导、学者：被收集的道教音乐反哺归原》的论文主题宣讲。他分享了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武当山道教音乐”收集工作。当时在经历文革之后，负责当地集成工作的来自武汉音乐学院的师生们所记录的是道长们一起努力回忆并恢复的道教仪式及音乐，还包括未受文革太大影响的当地村民们对道教仪式的回忆。当时在这个工作结束后，出版了一系列成果包括以乐谱形式记录道教音乐。第二个故事是在几乎同样背景下记录的“龙虎山道教音乐”，当时的整理也得益于对诸多人物回忆的整合。而当时录制的音乐并非是在仪式现场中的，而是为了录音而专门录制的道教音乐。第三个故事是关于中国道教协会的曾任会长——于2004年过世的闵智亭道长。他虽经历了文革，但却仍记得大部分传统的道教音乐乐谱以及演唱方式，而学者们根据他的演唱也做了整理和出版工作。之后，刘红教授进一步以这三个案例为基础，生动地剖析了自己在参与这些活动中所“扮演”的多种角色及转换，包括初步接触道教音乐，之后从事道教音乐研究，并教授道教音乐的亲身经历。他反思了这一道教音乐“反哺归原”的过程，即被收集、整理后的道教音乐以乐谱以及录音的形式出版后作为“教科书”再被道士们接受。
国际音响档案协会的Gisa Jähnichen教授在《从维持文化资源的角度看非物质遗产的“反哺归家”》的主题宣讲中，主要探讨了作为文化资源的音响如何共享的问题。她认为“反哺归家”是文化资源共享的一部分。这种共享不是私人的占有，录音的数字化传播和反馈尤其重要。同时，她强调人们需要构建历史与当下的音响之间的关系，通过聆听音响唤起我们无限的想象。人们还能根据当下的录音和历史的录音进行比较。在全球化的时代，早期的录音有着宝贵的价值。所有探讨的这些音响，都必须以“去殖民化”的学术态度去面对。
（综述人：郭茹心、凌嘉穗、闫旭、余亚飞）
主办单位：
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中国音乐高等研究院”
上海音乐学院“亚欧音乐研究中心”
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
上海高峰高原学科建设“中国生态音乐学团队”
协办单位：
香港蓬瀛道教音乐研究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