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语
“反哺归家：中国早期录音的历史与意义”国际工作坊于2017年11月9日-11日在上海音乐学院举行。本次会议聚集了来自大英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柏林音响档案馆、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日本大阪民族学博物馆、巴布亚新几内亚研究所、日内瓦高等音乐学院以及中国“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台湾师范大学“民族音乐研究所暨音乐数位典藏中心”、台湾大学音乐研究所、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中国传统音乐数据库”、上海音乐学院东方乐器博物馆等多个单位的近40余位学者们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师生、同行。在为期三天的时间里，学者们围绕本次会议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本次会议综述将分为上、下两篇发布。上篇包括“圆桌会议”以及“特邀发表与展映”，下篇包括三场共计10位学者的主题发言。欢迎关注！
一、圆桌会议
“何谓反哺归家/？何为早期录音？”为本次圆桌会议的讨论主题。参与圆桌讨论的学者们以自身经验出发，由这一问题开始，逐渐引申出“为什么要进行反哺归家？”以及“反哺归家中‘家’在何处？”等一系列问题。
圆桌会议由本次国际工作坊的发起人——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国际传统音乐学会执委萧梅担任主持。
萧梅教授首先对“Repatriation”一词的中文翻译“反哺归家”做了解释。她指出Repatriation直接翻译，并非一个正面的词，而带有较强的负面意味。比如说“遣返战俘”，“遣返难民”等等。作为词根pater有父系的意思。在生物学上，repariation指向“返祖”。到底应该怎么翻译这个词？我们是简单的把一个东西送回去？或者是让一个滞留在外的人得到重新回家的机会？这是一种法律意义上的“回家”？还是本来就具有情感意义呢？她认为，让老录音回家，包含了情感的意义。如果说，当年的录音，成为学者的研究资源和基础，那么，我们在其中看到的是文化当事人对学者的哺育，就像母亲给孩子喂奶。那么今天，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比如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让老录音回家，这里的情感意义，就好比一个孩子长大成人，反过来要赡养父母。这是中国人历来倡导的“孝”，我们叫做“反哺”。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工作坊在中文翻译上选择了“反哺归家”的思考。在现代数字化技术手段的基础上，对早期田野录音的还原与修复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这些录音的重要性，而这些反映过去文化风貌的重要录音不论对于当地人或者研究学者来说，都有重要的作用。 因此，如何理解早期录音的角色以及录音“归家”之后如何对待与使用将成为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
著名民族音乐学家Anthony Seeger教授对“反哺”一词继续做了补充，他提到，“反哺”是把我们的音乐重新传播起来，也就是说把传统音乐拿到人民当中，让他们可以重新学习，并且进行新的创作。反哺归家不仅仅是简单的把录音带回到一个家庭或是社区。在不同的环境下，反哺归家有不同的含义，比如说拥有、控制，还有民族方面的问题，也需要一些关于录音角色的扮演信息，这些问题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什么是反哺归家。而何谓早期录音？昨天的录音也是录音，也可以被放在档案馆中保存。关于音乐的归家与传播，他认为，录音必须要引起当地人的兴趣，而非当地人完全遗忘或不知的音乐。之后，他再次强调了早期录音的珍贵性，在录音的历史价值之外，它可以带来一些新的表演上的启发。最后，他提到不同时期会使用不同的技术手段，而社区如何接收这些传统录音，录音归家之后怎么被对待的问题。
巴布亚新几内亚研究所主任Don Niles首先简单的介绍了自己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工作，包括将国内以及国外带回的录音归还到当地社区。他还介绍了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早期录音，他提到，尽管早期使用的录音技术现在看来已经很古老，但大概也是1935年的录音手法了。与此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录音技术也在不停的改进。这些将在论文发表部分做详细阐释。
上海音乐学院“中国生态音乐学团队”特聘教授、国际音像档案协会培训和教育委员会秘书Gisa Jähnichen则提到，反哺归家与早期录音这两个话题是息息相关的，没有早期录音也就不存在反哺归家。反哺归家指的不仅仅是不同的空间，它也与时间相关。她提问到，“如果要对美国的爵士乐进行反哺归家，那我们是不是要把爵士乐带到非洲去呢？”她认为反哺归家其实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术语，有三个因素需要考虑：空间、时间、传统（媒介）。时间越久问题越复杂，时间与空间的差异就更大。
台湾师范大学音乐数位典藏中心主任黄均人则分享了自己刚完成的一个活动，即将上世纪60年代的台湾“民歌采集运动”中收集的2000多首民歌的录音拷贝从德国带回来，并做了反哺归家的活动，这也是他此次论文发表将要讨论的内容。
大英图书馆世界音乐和传统音乐部负责人Isobel Clouter讲到，大英图书馆一直在做录音反哺归家的工作。她认为，数字化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让这些录音可以被带到世界各地。数字化文件的价值需要被重视。与此同时，它的价值也存在变化。运用数字化的传播方式，录音文件可以转换成一种知识的财富去流传，包括一些比较小众而且难以获得的关于原住民的知识。而关于历史老录音的价值，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常赞赏大英图书馆一些早期录音，因为它是世界的集体回忆，特别是某些已经濒危文化的录音，这些珍贵的录音记录下了这些文化的纹理，所以这个录音本身就是宝贵的，无论我们用什么方式进行流传，都不会更改录音本身的价值。
来自澳大利亚太平洋濒危文化数字资源档案馆和悉尼音乐学院的Linda Barwick教授首先介绍了自己在澳大利亚所做的相关工作。作为录音反哺归家的背景，澳大利亚是一个殖民地文化和土著文化交融的地方，因此非常多的录音和视频资料都存档于档案馆，同时还有很多土著文化的视听资料被美国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民俗博物馆收藏。因此，他们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开始梳理这些文件，也执行一些“归家”工作。她认为，这是“通过数字化、通过录音、通过目录数据的发布对其进行保存、管理及传播”的工作。同时，反哺归家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过程，会加深人与录音之间的关系。
美国国会图书馆的Nora Yeh进一步补充了黄均人教授所讲到的台湾所做的“反哺归家”的工作。她提到目前所有的录音文件已经进行了数字化，并且在保存之外还有跟进的工作。包括由台湾师范大学的学生做了两个纪录片，第一个是描绘上世纪60年代的录音归还到台湾的情形；第二个是将录音文件返回到录音文件中人物后裔中的情景。她提到“这2000多首民歌回到原住民的住地后他们非常感动，他们的后裔听到了他们的外祖父母的吟唱”，并且认为这不仅只是一个回赠行为，通过回赠与重新聆听能够丰富并挖掘出原住民更加新颖的一些声音，从而反馈给公众。她认为，录音在保存的同时也要展示给公众，作为一种公开资源，这样才能进一步扩大这些宝贵录音文件的开放度。这样不仅可以促发社会创新，同时也会加强我们的传承。此外，她还提到了版权问题，即这些早期录音的版权应该是属于研究院还是创作者。
青年民族音乐学家、“行走的耳朵”创始人程俏俏顺着Nora Yeh博士的发言思路继续分享了她现在正在做的工作，包括如何使用录音，如何将录音进行存档，如何将这些录音放在公众可以接触到的平台上进行推广，让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了解不同的音乐文化等等。随后，她大致介绍了下午即将要报告的内容，在其中她将探讨以下问题：第一、现在的年轻音乐创作者是如何创作的？这里指的不仅仅是在学术的领域进行研究，同时也包括在公众的领域进行创作。第二，怎么举行音乐季？怎么进行有声音乐的推广？怎么在中小学教育中推广这些项目？以及怎么向城市的白领和民工及其子弟推广这些音乐等问题。
剑桥大学的Razia Sultanova教授首先介绍自己来自于中亚，早期录音对他们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早期录音提供了他们将古代音乐和现代音乐进行对比的机会。对于中亚而言，早期音乐素材中本土的音乐也不仅仅是受到民族的影响，中亚音乐现在变得越来越复杂，包括乐器的使用等。同时，全球化趋势对中亚音乐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包括流行音乐、阿拉伯音乐、土耳其音乐的影响。之后，她讲到，“我们不仅研究音乐，也讨论语言。原来我们有6000种语言，现在有一半的语言已经没有了，许多本土化的语言已经不复存在了”。她强调了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学术专家所做的包括存档以及保护工作的重要性。
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张振涛教授则强调了“反哺归家”对中国人的重要意义。他讲到，1949年之前，中国的大多数录音资料都是由外国人录下来的，中国大部分资料都保存在国外。最令人惊讶的是，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原所长杨荫浏在20岁时所唱的昆曲也被一位德国柏林大学的学者记录下来，这也是很珍贵的资料。柏林早期的1000多个蜡筒录音中大概有将近三分之一是亚洲人的音乐文化，其中应该有非常多中国音乐的资料。如果这些资料反哺回中国，将会给我们研究1949年之前的音乐提供一个完全不同的新视角。此外，他也提到，中国艺术研究院保存有7000个小时的录音资料，这对于当时没有条件录音的后人们也是一份情感上的依托。
杨玉成教授来自内蒙古艺术学院，他讲述了两个关于录音反哺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关于东蒙说唱音乐的研究。他在研究时发现了唯一一位还可以演奏科尔沁史诗的老艺人，2006年的时候将他请到内蒙古艺术学院进行录音，这位老艺人会演奏500多个小时，大概是23部史诗。而遗憾的是后来只录了3部他就得癌症去世了。过了十来年以后，现在又重新将这些音响与现在的一些研究成果相结合，用学者和民间艺人进行合作的方式，找到另外一个从这位老艺人那儿学会了7部史诗的民间艺人，但是他只知道故事，连伴奏乐器都没见过，于是再把他请到学校来进行录音， 90个小时完全脱稿演唱录制了第4部史诗。这个学者与民间艺人合作的项目目前正在进行当中，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录音的重要性。而除了保存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利用现代的技术把传统音乐进行学术性的恢复，这个过程是非常复杂的。第二个例子是内蒙古包头市的梅日更寺庙。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完全用蒙语诵经的寺庙。2005年所有的老喇嘛都已经去世，无法继续传承。好在早期萧梅教授、乔建中教授与香港的媒体合作对其诵经过程进行了完整的录音，后来萧梅老师把这些录音资料从香港带回来后，寺庙中新的喇嘛跟着学习并将它进行了恢复。在蒙古族当前的文化生态中，这一类的例子其实还有很多。所以说音响档案的建设不仅仅只是资料意义上的保存，这些录音对于民族音乐的重建也有重要意义。
上海音乐学院东方乐器博物馆的史寅馆长首先介绍了自己的工作背景。他最早从事演奏工作，之后17年从事博物馆和民族音乐研究工作。他用长久封闭的地方比喻固态的早期录音，并认为早期录音反映的是早期人民的音乐创作，这个录音中的音乐创作与原始生活是更加贴近的。现今做的传承、记谱，到这之后的再诠释、乐队编配、舞台化，这一系列的事情导致很多变化的产生。而早期的录音可以还原100多年前当时的声音，现代音乐家能够通过这些声音来理解和认识当时的社会生活，了解当时的音乐状态。此外，民族的生活在衍变，传统的环境在衍变，我们现在通过一些壁画和古谱来认识古代人民的生活，我们要传承这些文化就必须热爱这些文化，做好这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兴趣，只要我们音乐人对这些东西感兴趣并热爱它，那这件事情就一定可以做好。
来自台湾大学助理教授陈峙维首先邀请大家思考，“什么是反哺归家？为什么要做反哺归家？”他提出，录音的人并不拥有录音。因此，我们应该怎样进行录音？是否要获得授权与许可？是否要考虑版权问题？反哺归家给谁？公众还是给某些团体？抑或学术圈、学术机构？还是某些对此有兴趣的个人或团体？他强调，反哺归家应该感谢声音创造者，也要感谢录制与存档这些录音的博物馆与相关机构。同时，像田野调查相关的笔记也是宝贵的文件。面对这些宝贵的材料，我们不仅要去听到100年前的声音是怎么样的，我们还要考虑，这个声音与我们现在是什么样的关系。不仅仅是录音师，还有被录音对象的关系，还有很多这样的谜题我们需要去解答。此外，还要思考如何建立更多合作？相关资料如何进行保存与管理？它们都是很好的学术资料。
来自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的陈诗怡老师就反哺归家的角度进行了补充。她以自己在台湾做原住民音乐研究时的经验讲述了关于版权问题的考虑。最初她做研究时考虑到版权问题从而未录音，但之后她在进行研究整理时，她在征询原住民社区的同意之后做了录音工作。她讲到，“我们不仅仅是写日记，我们还要做研究，我们还要为公众来做一些结果的发布。”反哺不仅包括归还录音，还包括在公共文献中展示整个原住民社区，以及这些人物形象，去了解他们的需求。此外，“我们也要考虑，我们的研究结果是不是当地原住民也希望去了解的。此外，我们的研究中还包括一些实质性的费用上的补贴，包括他们有给孩子付学费的考虑，以及被邀请出国的差旅费。”之后，她强调了历史的看待早期录音，包括怎么看待早期录音在我们的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早期录音对我们在理解地理，理解人类学方面可以带来的全新角度。“我们怎么处理历史上的早期录音，到底在哪些领域去使用这些录音？”此外，她还提到今天多种多样的社交媒体，“我们怎么从历史的角度，去想媒体，去理解这些音频、视频的记录？”“我们怎么使用数字化的手段，并且进行更好的梳理？”
柏林音响档案馆项目顾问Timkehel Teffera Mekonnen首先对自己的主题报告做了简要介绍，即1905年德国使用的蜡筒录音。她讲述了自己对早期录音的理解——早期录音是在特定的时间、空间进行的，并且并非用同样的方式来进行重复的。此外，她强调了对于反哺归家而言，当地文化必须要承认这个录音的存在。“当我们在考虑历史，在了解历史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再看一下当代，以及如何去迈入未来。”此外，她认为，我们必须要了解不同的研究机构，以达到通过合作进行研究，包括贡献者和接受者合作研究，也包括贡献核心技术来进行交流。
来自日本大阪民族学博物馆的Yoshitaka Terada提出了几个问题：第一，为什么要做反哺归家的课题？是因为我们真的要做反哺归家吗？反哺归家的目的是什么？谁会从反哺归家中获益？反哺、归家，到底哪一个是我们的首要目标？第二，反哺归家和录音的特殊点在哪里？我们到底是不是要把原版录音返回给当地的社区呢？第三，如果我们做反哺归家，我们的对象是谁？这其中涉及到，我们反哺归家的材料给谁？以及考虑到社会等级架构在我们反哺归家对象的选择上是否有影响？第四，我们怎么做反哺归家，以什么样的形式做反哺归家？如果当地社区没有设备，去听这样的录音。我们还要做反哺归家吗？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形式做反哺归家呢？第五，我们怎么去避免名义上的反哺归家？他强调，我们要长期致力在反哺归家上。而反哺归家也要考虑当地文化是否对反哺给他们的录音和材料表示非常有帮助。此外，也要考虑，我们是否能承担的起？
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赵塔里木首先提到了“谁？”的问题。他认为，从声音创造者的角度来说，声音反哺归家就是激起这些人的文化记忆，传承人类文化并且成为再创造的依据。此外，反哺将会建立人们对过去的理解，建立视野与文化胸怀，有利于民族之间，有利于世界和平，音乐可以做出贡献。之后，赵塔里木教授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对于材料判断与处理的重要性。他讲到一批1950年的存档于新疆艺术学院的新疆录音，这是一卷50个小时的钢丝录音带。由于播放这个材料的录音机很难找到，因而几经周折这段录音才终于被播放出来。这才发现，这是一卷记录当时新疆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族和锡伯族的音乐。这些声音是大家过去根本不知道的。可以看出，文化的变化非常大，而变化的脉络是什么？这些早期资料可以给我们的认识提供依据。
在圆桌讨论的最后，由萧梅教授总结发言。她首先讲到，“无论有没有反哺归家，有没有提出反哺归家这个问题来讨论，它都是我们没有办法否认的历史。”录音机的发明改变了民族志，录音改变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她强调了刚才发言中的很多问题实际都包含了一种权力关系，这个问题无法回避。权力关系在不断变化，它也会随着技术的变化而变化。如果即使早5-10年，可能当地人都没有设备，没有办法真正去听到录音。早期的反哺更多指的是照片，但随着技术的发展，现在大多数当地人都可以用手机录音、拍摄。这里的权力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之后，她再次强调了录音作为档案的意义。她以自己关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网站发布的一条关于1902年中国戏曲录音的转帖与讨论为例，讲到了大家对这条录音所属戏曲品种的不同看法。针对一条早期录音，不同人会争取自己的所有权，但是实际对于研究而言，它却有可能对整个戏曲研究产生重要影响。此外，她也强调了早期录音对于历史记忆而言的重要性。“录音最根本上是人造的，是人去做的，是人和人关系的体现”。之后萧梅教授对今天的与会嘉宾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会者们表示了感谢，并宣布圆桌会议到此结束。
二、特邀发表与展映
本场由中国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李松教授和“行走的耳朵”创始人程俏俏发言，Gisa教授担任主持。
李松教授的发言题目为《视听档案与国家记忆》。他以自己多年来在文化数字化记录、保存、管理、传播等领域的工作经验出发，介绍了不同历史阶段政府层面所做的档案工作及绩效并分析评价声音档案的意义。他说到中国建立声音档案的历史阶段与民间音乐、传统音乐、民族音乐三个词汇是息息相关的。
首先，他介绍了1979年开始由国家民委、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的在民间普查基础上所进行的抢救记录、梳理研究和编撰出版的集成工程，分别介绍了民歌、戏曲、曲艺、器乐四大类的编撰情况和出版规模。此工程作为全国性的普查，他认为自上而下的“集成”是以传统音乐构成的集体记忆，也是以各地区、各民族民间声音为主构成的国家记忆。以口头身体传承为主要记录对象，更多是在地的，对自我文化的民俗学记录及研究；当时尽管技术手段相对落后，但大量资料具有文物价值；此次参与田野的人员构成包括各地学者，基层文化工作人员、社区文化经营者共几万人参与其中，历时30年完成，这项工程可以说为后来的搜集、整理工作提供范式。
接下来，他介绍了21世纪以来由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持的“再抢救”工程。秉承之前的工作，在技术手段与学科视野都有进一步提升。一方面展开修复档案与老唱片数字化的工作，另一方面逐步展开了地方影像资料抢救性修复和著录，包括“中国史诗百部工程”、“中国传统乐器声学测量”、“中国节日影像志”等，李松教授就此展现了彝族史诗、水族水歌等影像资料，并提出要进一步展开中国民族民间文艺基础数据库云数据建设，让文化信息的空间表达更为精细化、系统化。最后总结将国家记忆与大众生活、艺术发展、文化交流联系起来，推进多样性艺术的保护、传承、交流、创造。
提问环节，李松教授进一步对Gisa教授、赵塔里木教授、Linda教授关于音响资料的储存、元数据建设、数据库使用情况作了回应，表示在符合国际规范的前提下，将会开放该平台。
程俏俏《“合声”——年轻创客的崛起》的发言围绕“行走的耳朵”自2012年创立以来所接触的地区、族群、人群，以音乐影像民族志展映的方式展示了“行走的耳朵”所理解的声音与世界。不同的族群、不同身份背景的人们却对音乐有着共同的爱好，这是“合声”的关键。现在越来越多非专业的80、90后开始关注对影像的记录。例如：魏小石做的塔石档案；刘星的半度音乐。“行耳”在做这些项目的同时主要建立学术与公众艺术之间的桥梁。接下来，俏俏介绍了近几年“行耳”所作的项目，包括与文广集团、辰山音乐节、雪佛兰、“声音中国”等系列合作和活动，并且为大家呈现了许多非常精彩的影像及音频：东亚仗鼓祭、辰山音乐节，在西藏、青海、新疆集市拍摄的视频及声音、录音等。
在提问环节Anthony Seeger、Yoshitaka Terada、Razia Sultanova三位教授均对俏俏的发言及其团队所做的工作表示肯定和赞赏。俏俏对Seeger教授对“行耳”团队的资金来源、学术资源问题进行了回应。Yoshitaka Terada教授对俏俏声景录音工作如何进行规划及其实际操作提问。俏俏回答在田野之前需要做功课对对象进行一些了解，当地院校、研究机构都可以对自己的项目给予很多的帮助。自己更多的是做记录，把可以录下的都进行记录。Razia Sultanova教授则提出选择拍摄地区、采录曲目的标准如何衡量的问题。俏俏回应根据合作对象的不同，策略将也会做相应的调整。更多的情况是直接在现场捕捉一些对自己来说不同寻常的声音。
（综述人：尹翔、胡蒙、孔崇景、左明月）
主办单位：
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中国音乐高等研究院”
上海音乐学院“亚欧音乐研究中心”
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
上海高峰高原学科建设“中国生态音乐学团队”
协办单位：
香港蓬瀛道教音乐研究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