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7年4月21日（周五）10：00-11：30
地点：上海音乐学院北608教室
主持人：萧梅教授
综述人：李亚
2017年4月21日上午10：00，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民族音乐学系李海伦（Helen Rees）教授再次到访上海音乐学院，为上音师生们做了一场题目为《口述历史的理论与实践》的讲座。讲座开始之前，上海音乐学院萧梅教授对海伦教授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简要的介绍了海伦教授持续近10年的“沪上箫音：戴树红个人口述史”研究项目。进入正式讲题之前，海伦教授提出2个问题与在场的师生们互动：1.用什么方法做口述历史？2.相比其他研究方法，口述历史的独特价值在哪里？它的好处与优点是什么？就第一个问题，李亚（上海音乐学院博士候选人）与吴思雨（上海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根据自己的研究实践有所回应。她们发觉，在口述史研究的过程中，通常需要面对如何有效调动被访谈人的历史记忆，判断口述资料的“真实性”的问题，以及不同受访者与历史资料发生矛盾的情况等等，研究者需要根据具体的研究项目和问题采取不同的灵活的解决方法。关于第二个问题，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的陈韵提到口述史研究存在“主观”与“真实”之间的关系，相比其他研究方法，这一特性使得口述史研究有很复杂的角度，涉及个人与历史的关系，以及真实历史的不同层次等等。这些丰富的角度恰恰是口述历史的珍贵之处。口述历史的复杂在于我们面对的是活着的人的想法、记忆以及他们如何理解、描述曾经发生的事情，它的启发性在于，面对个人的主观色彩，会影响到我们对历史语境和问题意识的调整。
对此，海伦教授给出了她的看法，她认为口述历史之所以吸引她之处便是历史认识所存在的不同主观角度。接着她推荐了启发她研究口述历史的三篇文献：《国乐三女性》（萧梅 2000）、“the Last of China’s Literati”（Bell YUNG 2008）以及最近出版的加勒比海音乐家Roy Cape的传记“Roy Cape：A Life on the Calypso and Soca Bandstand”（Jocelyne GUILBAULT and Roy Cape 2016）。上述研究都呈现了不同的理解音乐史的主观角度。此外，在开始重视口述历史的研究方法后，海伦教授在UCLA的口述历史研究中心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其中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是需要列出问题提纲，然后联系研究对象根据该提纲回忆。但是海伦教授在2008年第一次正式采访戴树红老师的时候发现，戴老师对提纲的做法并没有兴趣，他的记忆像照相机一样，记忆能力惊人。因此在采访过程中基本上不需要研究者提供的问题提纲，他可以充满细节地讲述他的童年，周围的环境，以及哪一年几月几日在做什么等等。因此，海伦教授认为，口述历史需要考虑到每个人的独特性，研究者必须有非常灵活的态度。另外，除了口述史所包含的主观角度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优点，就是可以通过个人的叙述了解历史的细节。海伦教授举了她研究中的例子，比如“1957年上海音乐学院建立民族乐器班”，这仅仅是一条历史的记录，那么如果需要了解当时用的什么教材？老师们从哪里来？怎么招生？等这些历史的细节，便需要在个人的记忆中得以呈现。戴老师的历史叙述中，能非常详细的描述当时考试、招生、学习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接下来海伦教授介绍了她与戴树红老师合作的“沪上箫音”口述历史项目。该项目包含两个成果，即书与纪录片电影。在拍电影的过程中，海伦教授发现拍电影这一方法，使她更加深刻的了解到历史的细节。她播放了两个电影片段举例说明。其一，通常口述历史的采访是在被采访人的家里，正因为需要拍摄电影，海伦教授陪受访者重游曾经生活过的其他地点，这引起了受访者更多的历史细节回忆；其二，戴树红老师邀请了他的朋友和同学参与纪录片的拍摄，他们的交谈和回忆丰富了这部记录片的历史层次和细节，在他们的交谈过程中，海伦教授也发现很多有价值的新问题。
之后，海伦教授与师生们进行小型的问答交谈，这次对话选取记录如下：
李亚： 如何处理口述档案与口述历史之间的关系？通常我们在做口述史的过程中会有自己的主观选择和处理，如何平衡这样的关系呢？
海伦教授：在懂得对方语言的情况下，最理想的是直接和对方商量怎么整理，当然，不一定每个人经过这样的交流会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目的。我写的这本书是英文，但戴老师不懂英文，所以我们通过他的一个亲戚，很仔细的跟他商量每一章确认内容。还有一个例子，我们系建立之前有个机构，是在1960年建立的，到现在快60周年了，我跟档案馆的专家们成立一个项目庆祝60周年，就是现在我们单位开展的“UCLA民族音乐系的口述历史”项目。很多老人在1960年代在我们单位曾经读书和工作过，我们有4位研究生参与这个项目的采访，其中有位研究生采访的对象是印尼人，他20岁之后才来美国，英文虽然流利，但语法可能不准确，他就和我的研究生说，你绝对不能用我说的话写出来作为口述历史的文本，这样会显得我很笨，我那个学生当时就问我怎么办，我们的做法是将文本送回去请他们看，了解对方的要求，完全按照老先生的要求来整理。
萧梅教授：学者与被访者的关系，如何体现在这本书里？学者完全遵照被采访者的叙述吗？比如如果他讲的内容对于历史很重要，但他又觉得不合适放在文本中，该如何处理？
海伦教授：在美国很重视个人隐私，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被对方起诉，一般来说，我们的习惯，如果人在世，一定要完全尊重对方的要求。视不同情况而定，有的被采访人觉得公布出来完全没问题，有的可能会比较介意，要求有些内容不要放进去，有的时候又是他愿意公布，我们考虑到一些影响不赞成公布。每个研究者情况不一样，需要一个比较平衡的决定。档案馆在这方面比较灵活，他们对于档案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你可以选择这些档案公开的时间，是马上公开还是十年以后公开等等。
刘红教授：纪录片和书的内容是完全相同的吗？
海伦教授：基本相同。文本比纪录片复杂很多，纪录片一个小时左右，不是按照时间线索从一开始讲到最后，会介绍一些重点，而书上有很多细节。本来我们想纪录片和书不一定成为一套出版，后来我1月份放给戴老师的26个朋友看，他们提供的建议非常好，我回去与我的同事会继续调整。纪录片可能更侧重于上海音乐史中的古琴与箫，而书的内容比较广泛，电影的内容则比较窄。有个出版社建议以一套的形式出版，我们还在讨论。
刘红教授：书中是否会有对戴老师讲话时候的情境描写，以及他和朋友们的交谈细节？
海伦教授：会。2016年出版的Roy Cape这本传记就是这么做的，学者用很多不同的方法来处理自己的采访资料，里面有很多人的评论和看法。实际上，我在阅读过程中，也发现传记研究存在的问题，比如有的传记完全依赖音乐家的自述，而看不到学者的评论，而有些则是学者的评论过于多了。我觉得这有一个研究过程，这本书我现在还在整理。下次可以和大家有更多的讨论。
讲座的后半段是海伦教授的现场教学，她引导在场的学生练习做口述历史访谈。练习设定三人一个小组，扮演三个角色：采访人、被采访者、观察者，大家围绕被采访者的音乐生活（从出生到高中毕业）做口述练习和体验。经过短暂的练习后，同学们对被采访者的心理状态有了切身的理解，并就如何有效提问和把握访谈的节奏、如何建立采访者与被采访人之间的信任感、如何捕捉被采访者的音乐情感体验等问题有着深入讨论。最后，萧梅教授总结道，海伦教授的个人口述史研究项目是一个长时段的研究，她每年都会来上海访谈戴老师并学习箫。这种研究方式让她积累了大量的口述历史的研究方法、理论以及反思。音乐学界对历史的研究多数是建立在文献的基础上，但历史在成为文字的时候，必然有一个时代的考量，这些丰满的历史细节，需要我们在活生生的人的生命历程中得以发现，所以希望我们的研究也能充分关注到我们身边的人的历史。
讲座的后半段是海伦教授的现场教学，她引导在场的学生练习做口述历史访谈。练习设定三人一个小组，扮演三个角色：采访人、被采访者、观察者，大家围绕被采访者的音乐生活（从出生到高中毕业）做口述练习和体验。经过短暂的练习后，同学们对被采访者的心理状态有了切身的理解，并就如何有效提问和把握访谈的节奏、如何建立采访者与被采访人之间的信任感、如何捕捉被采访者的音乐情感体验等问题有着深入讨论。最后，萧梅教授总结道，海伦教授的个人口述史研究项目是一个长时段的研究，她每年都会来上海访谈戴老师并学习箫。这种研究方式让她积累了大量的口述历史的研究方法、理论以及反思。音乐学界对历史的研究多数是建立在文献的基础上，但历史在成为文字的时候，必然有一个时代的考量，这些丰满的历史细节，需要我们在活生生的人的生命历程中得以发现，所以希望我们的研究也能充分关注到我们身边的人的历史。
主办单位：
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
上海高峰高原学科建设项目•艺术学理论•中国音乐生态学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