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二：《去中心的“风格原型”：东方和西方》
主讲： Melanie Plesch教授
主持：萧梅教授
翻译：侯月、严逸澄
综述：刘泓池
主讲人：Melanie Plesch教授
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第九届“大音讲堂”学术会议的第二场讲座于2016年12月2日13:30在上海音乐学院南221 召开。本场讲座邀请到来自墨尔本大学的Melanie Plesch教授发表名为《去中心的“风格原型”：东方和西方》（Decentering topic theory：East and West）的主题演讲，与会者包括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与上音师生。
主持人：萧梅教授
本场的主持人是上海音乐学院的萧梅教授，她首先介绍了Melanie Plesch教授并期待Melanie带来的有关“风格原型”理论在阿根廷音乐以及“拉美”艺术音乐的创作中的运用及经验，为中国音乐作品分析提供借鉴。
讲座开始，Melanie Plesch教授为大家放了几首由阿根廷作曲家创作的音乐作品，这些作品写于19与20世纪之交。这些作曲家都曾赴欧洲的艺术学府学习，并在获得学位后返还阿根廷。他们的艺术目标之一是创作一种“听上去”具有阿根廷风格的音乐。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们将欧洲作曲技法和欧洲风格语汇与阿根廷民间传统元素融合起来。
Melanie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以音乐学视角来看，这些作品中音乐语汇是从欧洲语汇中“衍生”出来的。第二，音乐理论家其实看不上“民间语汇”，他们认为这些语汇只是对当地色彩蜻蜓点水般的描摹：一种简单便行的身份认同方式。当然，这些音乐涉及集体身份认同，并引导阿根廷人产生强烈的归属感，所以Melanie提出“为什么这些音乐听起来像阿根廷？为什么作曲家选用这些特别的组合而非其他？为什么人们能认出并回应它们？”
为了理解这些作品，Melanie建立了借助以“风格原型”理论，从国家（民族）主义建构观出发，在总体的历史文化框架中进行诠释的模型。
接下来Melanie向大家梳理并举例演释了“风格原型”理论的提出和发展。“风格原型”理论最初是由北美音乐学家莱纳德·拉特纳（Leonard Ratner）于1980年在《古典音乐：修辞、体裁和风格》（Classical Music: Expression, Form and Style）一书中提出的。拉特纳在古典时期音乐的语境下，归纳出了听众易于识别的各种音型。这些音型有很强的语义联系：哭泣般的旋律使听众联想到歌剧唱段、对位与模仿段落给人一种“博学”或“学究气”的感觉、小步舞曲会和“上流社会”挂钩、圆号声让人想起狩猎、富有动力性的小调乐段加上粗犷的旋律是对“暴风雨”的模仿……拉特纳将这些音型分为两大类：一种“体裁”语汇，主要来源于舞蹈，比如小步舞曲、加沃特舞曲等，具有易于辨识的节奏特征；另一种是“风格类”语汇：音乐元素以更为复杂的方式组合在一起，象征更广阔的音乐意象：狩猎、军队、博学以及歌咏性。
这些“风格原型”都是特定的欧洲文化所拥有的，它们的运作机制好像密码，只有那些熟悉该文化的人才会明白。Allanbrook和Monelle等学者的研究显示这些音型如何产生跨世纪的影响，且它们是如何与欧洲社会产生更为深远的联系的。
“风格原型”理论历经Wye Allanbrook、Raymond Monelle等多位学者的发展已经发展成阐释西方音乐艺术意义的强有力的工具。并由最初西方古典音乐范围拓展到了19至20世纪的音乐领域，并延伸到了欧洲以外地区，阿根廷便是其中的一部分。
讲座第二部分围绕着“对国家意象的音乐修辞”展开了她对国家（民族）主义建构观的阐释。在这一部分，Melanie 对“什么是阿根廷国家（民族）主义音乐的‘风格原型’？”进行了讨论，并试图找出孕育出这种“风格原型”的源头。Melanie指出阿根廷国家（民族）主义音乐的“风格原型”与古典音乐的“风格原型”一样，也包含“体裁类”与“风格类”。舞蹈与歌曲类别在表情方式上呈现出关联性，并且传达着性别、种族与阶级内涵；风格类型则包含更为复杂的音乐体系（比如五声性音乐）、乐器种类（吉他、西北部笛类、各种民间鼓）以及文本织体。
这些“风格原型”的源头通常是属于被阿根廷精英一直鄙夷的高卓人的音乐，它们被高度提炼，融入作曲家们欧洲语汇写就的作品中，成为大规模移民进入背景下的阿根廷精神的代表。似乎带有国家（民族）主义的象征是以被呈现出来阶层、种族甚至排外的议题作为中心的。Melanie认为，这恰恰是音乐国家（民族）主义研究，尤其但不限于拉美音乐研究中容易遭遇的，由于本质主义倾向带来的挑战，并容易因此忽略音乐的交流能力。所以，Melanie提出了音乐国家（民族）主义的建构性观点。
从建构性的角度来说，阿根廷音乐的“国家认同”是一种被历史与社会决定的文化构建物。因此，关于民族语汇的“本真性”或探讨作曲家在传达“精神”方面的成功就不存在了。建构性观点允许我们将这种“风格原型”视为一种国家意象的“象征性”表达。所以，阿根廷作曲家们不惜用任何特别的音乐素材来捕捉阿根廷的风格，让听众立刻能联想到与阿根廷相关的特别图景，这恰恰是19世纪晚期阿根廷浪漫主义作曲家们认为“国家精神”的精髓所在。 
阿根廷作曲家们对于“风格原型”的做法往往是去中心的。即代表阿根廷的风格原型要么出现在乐句末尾，要么出现在作品末尾，而用西方常见的音乐语汇构成作品的其他部分。例如以下两个例子。
这一策略的修辞效果显而易见，不会被其他普通西方风格的作品埋没，是国家（民族）主义的“风格原型”突如其来地赋予了它们意义。为了理解这类引用的意义，我们需要检验一下某音乐表现手法作为“风格原型”的历史，弄清它所呈现的是怎样的外部世界元素、这样的元素在文化里扮演何种角色、为何作曲家选择它代表国家形象，并探究它是否可以与文化中的其它元素联系。
上例第二个例子，Triste民歌中的音调曲折，在阿根廷民族音乐中很常见，它作为“风格原型”的历史可追溯至Julián Aguirre’的《阿根廷民族曲调》，该作品被视为阿根廷国家（民族）主义音乐的奠基石之一。而triste民歌本身的历史则可追溯到殖民时期。它通常有着一种沉重的情绪和即兴化的特质，演唱风格具有狂想性。它的旋律以下行音调为特征，结尾处通常含有双音装饰音或上方花腔装饰，通常从弱拍开始。Triste在西班牙语中的意思是“悲伤”，这首歌的歌词也带有强烈的忧郁气质，通常与孤独感以及得不到的爱相联系。这一“风格原型”显然点出了潘帕斯草原原住民的哀伤，但同时也与阿根廷文化一种躁动的比喻有关，“悲伤”的意象在国家（民族）主义表现方式中非常普遍，并在文化与视觉艺术中作为高卓人气质的呈现。
这种美学领域的悲伤是怀旧的，恰是阿根廷现代主义者怀旧的映射，这种悲伤地怀旧因对19世纪末出现的大量移民和飞快的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的无法预见的后果而起。在这一时期的文化创作中，有一种鲜明的对逝去时代的向往，那个理想与精神成就比物质获取更重要的时代。当这种心境被清晰地呈现最常处于抽象层面，通过对饱含忧郁气质的景物、情境、性格与情感的描绘来呈现。这就是triste作为“风格原型”传达意义并被人理解的语境。
因此，Melanie 所提出的去中心的“风格原型”理论的核心是：“风格原型”不只是“民间语汇”，而是对本土援引内容的概念化提炼——以这个认识为前提，我们在研究非欧洲身份但使用了欧洲中心语汇的音乐时才能正确观照作品中音乐身份的构建。
接受“民族语汇是一种建构物”这一观点，将迫使我们去面对诗意与政治之间的联系。我们需要提出疑问：透过这些“风格原型”，讲述的是这样的故事，人们想象着的是怎样的“我们”。在修辞世界中，“风格原型”远不止老生常谈那么普通：作为各种有表现可能的音乐主题的结合，“风格原型”富有效率地为那些“可被言说”的对象建立起了范围边界。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认识到，国家（民族）主义的音乐修辞并不是一个包容性的体系，而是一个选择性的体系，它们所排斥的，比它们所包容的要多。分析国家（民族）主义音乐“风格原型”时，观察哪些人的声音被写入代表国家的音乐，哪些人又被排斥在外，这将具有启发性。
最后，Melanie 介绍了其博士研究生Meng Qin近来关于江文也、丁善德与马思聪的钢琴独奏作品的研究。在江文也的钢琴《乡土节令诗曲》中，她在作品中界定了琵琶“风格原型”、古筝原型、锣原型以及其它种种。这种“风格原型”的界定，经过文化阐释的增强，对于这些作品意义的构建会提供更深层的理解角度。
在讲座的最后，Melanie与在场的师生进行了简短而热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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