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一：《在音乐中听到相关性》
主讲：尼古拉斯·库克教授
主持：萧梅教授
翻译：严逸澄
综述：李亚
2016年12月2日上午，上海高校社科人文重点研究基地、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第9届“大音讲堂”开幕。该讲堂旨在促进音乐学与其他学科的方法的交叉互融，并在过去的八届讲堂中分别邀请了宗教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以及民族音乐学的国内外知名学者。本次讲堂，分别邀请到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的尼古拉斯·库克（Nicholas Cook）教授以及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梅勒妮·佩雷斯（Melanie Plesch）教授。
主讲人：尼古拉斯·库克（Nicholas Cook）教授
主持人：萧梅教授
尼古拉斯·库克此次讲座的内容取自于教授本人近期正在撰写还未出版的研究专著《音乐的邂逅：关系音乐学研究》。演讲开始前，作为大音讲堂的策划和主持人，萧梅教授在对库克教授的到来致以敬意的同时，简短的说明了本次讲堂之所以邀请两位表面上看出于“西方音乐分析”领域的学者，不仅是因为这两位学者的研究与民族音乐学有极大的相关性，更重要的是音乐学学科内部互相对话彼此倾听的必要性。就邀请库克教授而言，缘起于2001年萧梅教授在比利时参加IMS（国际音乐学大会）时读到由库克教授撰写的牛津简明读本《音乐》时的印象。作为一般意义上的西方“音乐学”者，库克教授对音乐的人文关怀以及强调音乐与文化相关性、并关注世界上不同人群及其音乐的观念与视野，一直贯穿在他的研究中。比如他所主编的《重思音乐》（Rethinking Music）、以及《新（民族）音乐学（欧洲：民族音乐学与现代性）》（the New （ethno）Musicoloies （Europea: Ethnomusicologies and Modernities））中的撰文《我们现在都是（民族）音乐学家》（We Are All (Ethno)musicologist Now）等等，都可以看到他的“跨界”。此外，萧梅教授亦感谢上海音乐学院西方音乐分析团队的师生参与大音讲堂。正如陈鸿铎教授在《中国音乐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论坛上所说：“西方音乐分析”专业要关注中国音乐。而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亦应关注包括西方音乐在内的“世界音乐”，关注当代音乐，“跨越边界”。
讲座开始，库克教授谈到音乐学的传统一直是将音乐视为一种文本形式，或是一种音响设计的实践，虽然音响、语义学是音乐的重要维度，但是把音乐仅仅看成是文本或是纯音响设计的观照方式，无异于根据地面上的平面阴影去观照一个3D物体，因此他提出思考音乐的第三种方式，即寻找音乐中的社会与音乐中的人。Nicolas Bourriaud的“关系审美(relational aesthetics)”可以适用于普遍意义上的音乐，对人与人关系的充分理解便进入到音乐中的社会关系领域。
库克教授引用了诸多学者的研究案例来探讨人的关系在音乐表演中的体现。他发现，在弦乐四重奏和爵士即兴的这类艺术形式的表演中，不单只有音高、乐器或节奏的碰撞，而总是包含着人的与人的交互。弦乐四重奏和爵士即兴长久以来都被加以乌托邦式的诠释，很多文字在谈到集体演出时总是强调演出中特殊的团结感。他引用了弗列得利克·赛登的观点：“为了达到经验上的调和，音乐家需要去中心化，以图从其他音乐家的观点看待问题”并形成“一个高度透明的共享区域，在这里，任何声音都不会被埋没”。他并以丹尼尔·巴伦博伊姆组建的“东西合集管弦乐团”为例说明，乐手之间的彼此倾听意味着以开放的姿态面对他人，为音乐技艺提供了广阔的伦理学内涵基石。但是，Alan Wing在他新近的研究中展示了不同的例子，即两个专业四重奏团体在演奏同一部作品时乐手彼此间的关系十分不同，其中之一采取了民主的方式，四位乐手都拥有高度平等的地位；而另一个则奉行‘一提独裁’，由一提演奏者来制定和引领节拍和速度，其他人尽力适应。因此，库克教授认为，从音乐诠释角度的来看，弦乐四重奏作为平等对话的模型只是存在于我们的理想愿景中，而不是这个体裁本身自带的属性。
接着，库克教授从爵士吉他大师Garry Hagberg新近的研究中读到，爵士演奏员之间存在着高度敏感的互动，其团队活动即为一个整体。库克教授认为，对相关性的探讨需要涉及个体之间的协商，这创造与维持了集体经验。在一个团队里，团员们会遇到彼此之间听觉感知不同的情况。比如Maya Gratier与她的同事关于爵士录音的民族志显示，两位原先观念不同的音乐家最终是在录音的过程中方消弭纷争，因此，其矛盾的和解是在音乐层面而非语言层面。合作的妙处体现在不同观点的碰撞以及个体之间的建设性对话之上，在协商过程中，产生了他们彼此都认同的内容。
库克教授认为，上述案例中音乐对冲突调停所起到的效果，主要是由于音乐在个体之间唤起的移情认同。这一转换包括从个人到集体的转换，以及从人与人之间的协商与共同认知再到想象中的团体意识的转换。他还特别提到音乐治疗中过程中，人们通过声音、说话与手势来达到互相协商与互相认知。Clarke, Tia DeNora, 和 Jonna Vuoskoski这些学者的研究表明，音乐治疗师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要即刻找到能与病患产生交互作用并合适他们的音乐类型。大部分的病患是通过音乐才与治疗师建立关系的。因此，实际上，音乐在治疗的医患关系中扮演的是第三人的角色。
甚至，音乐的相关性维度也可延伸到独自聆听的范围。移情不单在一同演奏或一起聆听的场合产生，它同样可以在被动聆听的语境下，比如单独聆听唱片的情境下产生。因此，库克教授认为即便在独自聆听的环境下，音乐也不仅仅作为一种音响设计、一种文本而被体验，而是在个体以及个体之间交互的亲密关系中被体验的，音乐中始终有人存在着。
讲座的第二部分库克教授以跨文化语境为基础，通过交互性观察角度，讨论音乐在个体与群体认同构建中的作用。他从Derek Scott提出的“世界大同主义”说起。这个词原本经常与欧洲启蒙运动联系在一起，它构建了一种宏观意义上的人的联合，而不仅仅是民族或国家层面的人的结合。用David Irving的解释来说，这一运动实际上建立起了一种“欧洲认同”，使欧洲与其他地区鲜明区分开来。同时，他们定义了“现代”，把进化、科技、创新等概念都算作是“现代”的特质，以至在当时欧洲以及日后的美国认为世界其他地区都是落后的、守旧的。19世纪的发展进程中，基于人种论的殖民意识大行其道，由此催生了种族隔离观。殖民主义也造成科学、技术、医药等领域都开始以全球而不是以国家为语境，同样的趋势也渗透到了文化中，比如人文学界比较法的普遍运用。
一旦涉及文化殖民、跨文化比较等问题，擅于“跨界”的库克教授必关注到Ethnomusicology的发展。他指出，1945年后，比较音乐学转型成民族音乐学，跨文化比较在很大程度上让位于对文化个体的凝神观照，并带有人类学的影子。他列举了多位民族音乐学家对于文化相关性的研究，比如Gregory Barzs和 Timothy Cooleys的著作“田野上的影子”等。针对Mark Slobin的“面对个人、社区、小群体、国家、和产业等不同交流对象，在体现音乐内在交互与文化上的碰撞时，要尽可能多的做到相关性”这一观点，库克教授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他认为，民族音乐学学科突然背离比较学原理，意味着音乐中的跨文化关联成为后殖民理论中音乐学的主流，这一理论思潮反而强化了政治、经济与文化霸权等维度，以至于音乐不可避免地被看作是当今殖民主义与全球资本论浪潮席卷下的一叶扁舟。换句话说，音乐史被当成社会、经济与政治史的附带产物来看待（音乐被矮化了）。
接着，库克教授探讨了一种对立叙事，其涉及音乐在原生文化环境以外的地区，或者文化频繁交流的地区所呈现的文化间的沟通，以及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提供打破边界的文化交流现象。比如安娜·高迪尔将拉美地区音乐中的现代性归结为“与西方古典音乐土壤截然不同的，一片植根于本土音乐、民谣和流行音乐的独立天地。”虽然后殖民主义理论对形式混合的推崇在1990年代达到高峰，但库克教授更为赞同Jin-Ah Kim对于跨文化音乐学的普遍目标所作的批评：“混合”这种概念为不同音乐文化的多样交流预设了一个单一路径，而现实是它们可以相互引用、相互调节、相互渗透以及相互交缠。如果我们还采用类似印度音乐、西方音乐这样的表述，则是将音乐当作是一个不流动的、僵化的整体。
为了在更广阔的语境中推进音乐实践中的这种相关性观察角度，库克教授阐述了两个跨文化分析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Stock用申克分析法对京剧音乐的分析。尽管Stock的运用是小心翼翼的，但他不赞成试图用音乐全球化概念来分析京剧，比如音高从不稳定向稳定的移动就是“全世界范围的音乐类别都有的一种特征”这样的观点。他认为，普遍性存在与否并不能决定跨文化意义构建的可能性，两边文化的融合性并不会事先被预设好。简而言之，跨文化分析可以阐释的是自身能体验到他者的一种行为，同时它也多少为自身传承拓宽了潜力。在这种方式下，一个文化世界可通过与另一世界的交流而被体验、被感知。
第二个例子是Hindostannie air，它是印度城市勒克瑙独有的一种小型但优美的歌曲体裁，发展于18世纪80与90年代。在印度生活的英国女性总是与西方音乐家以及少部分印度音乐家一起，将印度声乐作品翻译成五线谱，并且用西方乐器演奏，改编后的歌曲在殖民圈广泛传播。英国殖民者的信件和日记中记录了人们对Hindostannie airs截然不同的反应。一方面，在印度生活过的英国人坚持称译谱后的Hindostannie airs并不改变它作为印度“本真”音乐的优美；另一方面，他们回国后把译好的五线谱给英国音乐家看，那些从没听过印度音乐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弹的是什么，按五线谱弹出来的音乐也与殖民者听到的Hindostannie airs大相径庭。库克教授认为Hindostannie air的译谱工作（transcription）便是一种对跨文化意识建构的练习，与Stock对于京剧的分析殊途同归，它们都包含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的交叉。通过上述的例子，他总结道：当不同文化实践融合的时候，会产生一种相对比较稳定的次级身份属性，音乐家直接将他者的因素浸染这个体裁，所以该体裁一方面仍能够代表跨文化关系，又依然保有自己的属性。跨文化身份的协商会变得更加戏剧化，有时两者的碰撞转瞬即逝，而这一切必然在音乐家个体中得以完成。
在跨文化交流的例子中，科技也是社会关系与音乐关系沟通协调的一个方面。库克教授通过分析1992年BBC拍的一个真人秀节目《录音大揭秘》与克洛诺斯四重奏的专辑《彩虹》的音乐事件说明，音乐制作中的改编是至关重要的环节。通过对录音流程的控制，制作者和音响工程师在社会语境与音乐语境下都充当着作曲的角色，他们决定了行为发生的先后，有时会呈现出非常复杂的运作框架。
他也发现，记谱在跨文化语境中显然有特别的意义。比如新加坡民乐团和新加坡印度乐团的合作项目。民乐团平时用简谱，而印度乐团用的是他们的民族记谱法。但两个团合作却用了五线谱。西方记谱法的精确性和可读性，为这种合作提供了便捷。换句话说，西方记谱法在这里创造了一个中立地带，并且使得中国与印度两边的演奏者处于一个平等的关系之中，这并不是他们各自文化带来的平等，而是类似于进行音乐调停的性质，呈现出音乐中社会与人际关系的构建。
讲座的最后，库克教授再次说明，音乐中始终有人的因素存在，在共同创造音乐的过程中产生某种价值和认知认同，相比标准化与内容复制的一致性，“整体性”要高明得多，因为“整体性”是由不同因素合作而产生的一个和谐的共同体。一种慢慢孕育起来的整体性，而非一致性，才是音乐作为介质与各种内涵转换所呈现的价值所在。他还幽默的说道，如果布鲁塞尔的官僚们注意到了申克对于“整体性”与“一致性”的认识，我觉得英国很可能就不会脱欧了。
Ps:此次讲座的内容来自于库克教授近期正在撰写还未出版的研究专著《音乐的邂逅：关系音乐学研究》，感谢库克教授与上音师生即时分享了他最新的研究成果，也期待库克教授此书出版。
大音讲堂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