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TM“丝绸之路上的抱弹类鲁特”专题研讨会系列报道(七)

作者:吴凡、宁颖发布时间:2016-11-04

 2016年10月22日上午8:30,第24届国际传统音乐学会专题研讨会“丝绸之路上的抱弹类鲁特”最后的两场研讨会在上海音乐学院北楼报告厅举行。这两场研讨会为同一主题——“跨越国界的鲁特”。专题第一场由马来西亚理科大学TAN Sooi Beng教授担任主持。她首先表示了对现场参会人员的欢迎,之后简要的介绍了即将发言的三位学者。
主持人:TAN Sooi Beng

塔吉克斯坦马卡姆学院院长Abduvali ABDURASHIDOV发表了《弹布尔声音系统的创作原理》。他介绍了古老的拨弦乐器弹布尔(tanbour)。弹布尔(tanbour)为梨形、长颈、有品、三或四弦。它常见于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中东的多个国家。在塔吉克古典音乐派流shashmaqom的表演实践中,它是领导性的乐器。弹布尔的声音系统基于涵盖两个半八度的自然音阶。它的弦具有两种不同的功能:最低的第一弦演奏旋律,其他几根是持续音弦。弹布尔的自然音阶使用名为djur的、基于四度和五度的定弦排列。两个音级间若构成八度、五度、四度等协和音程,便被称为zarparda(“黄金音阶”)。弹布尔的自然音阶基于七个音高;它的品(尤其是第六品和第九品)任意移动,被称作bastaparda(“打结音阶”)。它们移动式产生的半音音高辨识出了音阶的三级音和七级音,称为sozparda(“设定音阶”)。弹布尔的声音系统基于六个音阶,其中三个——sozy Rost,sozy Busurg,和sozy Segoh——是shashmaqom曲目中的主要音阶,另外三个Others(sozy Navo, sozy Kalon,和sozy Shikastai Navo)构成了发展新马卡姆(maqam)的基础。
Abduvali ABDURASHIDOV

上海音乐学院高峰高原建设“生态音乐学团队”特聘专家,国际传统音乐学会民间乐器研究小组主席Gisa JAHNICHEN发表了《迁徙的鲁特:丝弦和性别意识》。她提出,阿拉伯的乌德琴主要被视作一件由男性音乐家使用的乐器,而与此同时,琵琶在古代中国成为更多被女性使用的乐器。乌德琴的根源或许来自时代更早的波斯巴尔巴特琴(barbat),但它也被视为一件阿拉伯地区的本土乐器;而长期以来琵琶都被中国人视为一件异国乐器。乌德琴在关于音乐的宗教教义中占据了一个特殊地位,而琵琶似乎实现了世俗乐趣的固定模式。

她运用来源于各国博物馆馆藏的大量砖雕、图片等资料为例,通过图像分析、曲目语境解析及长期的文化观察而展开探究。从历史发展的视角,引向对鲁特的材料与意义的当下认知。不仅述说了鲁特在被称作“丝绸之路”的富有影响力的东西方贸易路线两端的迁徙与流变,同时,着力展示并探讨具有“横条琴马”(cross-bar bridge)的鲁特在迁徙过程中各种各样的动态、及其蕴含的性别意识形态与各自文化语境的关联。当然,在这些典型个案之外还有许多的特例。这不仅与丝绸之路沿线的文化活动相关,而且,演奏音乐的音乐家和研究者们,在他们自身的生理性别之外,因为手中的乐器又重新阐述着他们各自的社会性别。尽管鲁特听起来似乎是“柔和”的声音,且处于古代法规所提倡的平等文化语境之中,我们仍然可以感知到,音乐行业中的性别意识形态所展示的特质。
Gisa JAHNICHEN

来自日本音乐艺术研究所的学者�]田治子(Haruko KOMODA)宣讲的论文是《日本琵琶历史及流变》。她提出,韩国与日本的文化有许多是从中国获得的。尽管这种获得的文化在两个国家都被以古老的形式保存着,但是,韩国与日本也各自发展了他们自己新的音乐文化。在她经过实际乐器及乐器的绘画等文献梳理后,认为古代琵琶(中国鲁特)的一些元素,未发生流变地传入了日本与韩国的鲁特音乐传统中。这表明中国的古代音乐文化一定程度上保存在中国周边国家的音乐文化中。

在研究过程中,她既参考了《新格罗夫音乐词典》、德国《历史和当代的音乐》(MGG)、《加兰世界音乐百科全书》和《日本传统音乐与乐器》等资料,还运用日本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阐述了由中国传入日本的四弦曲项鲁特在日本国内独立发展演变的过程。在日本尽管保留了中国琵琶的古老形制,但同时日本琵琶(biwa)的新形制也从中国琵琶这一输入乐器中发展出来,主要包括以下四种:Gagaku琵琶、Heike琵琶(Heike曲艺中使用的琵琶)、Moso琵琶(地方曲艺和吟诵佛经中使用的琵琶)和Kindai琵琶(于20世纪初期至30年代广泛运用在现代曲艺形式中的琵琶)。通过绘画、乐器、故事等博物馆收藏资料,她不仅将这四类琵琶从弦数、把位、按弦和形制进行了多方对比,同时也将中国琵琶纳入研究视野。最后认为所有形式均具有曲项琵琶的特征。而且,从18世纪以来,Heike琵琶、Moso琵琶有趋同的倾向。
�]田治子(Haruko KOMODA)

“跨越国界的鲁特”专题第二场由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悉尼音乐学院Catherine INGRAM博士主持,哈佛大学Richard K. Wolf教授和布朗大学博士候选人Katherine E. Freeze分别与大家分享了对瓦罕人的宗教音乐和弹拨鲁特Ko-phongs的研究成果。
主持人:Catherine INGRAM

哈佛大学Richard K. Wolf教授的《塔吉克-阿富汗边境的Wakhi宗教音乐》,是对跨界生活在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边境的瓦罕人宗教音乐情况的概括性介绍。作者以两种rubob(瓦罕人的传统乐器)的制作、演奏、功能为例展示出,尽管生活在边界两边的瓦罕人信仰着同样的宗教教派,rubob及其音乐同样具有沟通人神的功能,但是在不同自然、人文环境的影响下,乐器的材质与形制、乐人的生存状态、音乐的传播方式、以及各自的音乐风格等方面均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此外,学者们发现在rubob演奏过程中一直伴随人声演唱,因此在问答环节,Wolf教授又针对人声的低音与唱词(诗词)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给予了说明。
Richard K. Wolf

布朗大学博士候选人Katherine E. Freeze 的《丝绸之路上从中亚到印度和西藏的弹拨鲁特Ko-phongs》以流传于印度拉达克、西藏西部和印度斯皮提-拉胡尔地区的弹拨鲁特寇彭(Ko-phongs)为研究对象,从形制、装饰等方面介绍了这件乐器与佛教之间的关联。尽管学界以往认为由于这一乐器与帕米尔地区的弹拨尔(tanbur)、塔吉克斯坦巴达克山的高音琴(balandzikom)、尼泊尔的东伽纳(tungana)以及西藏的扎念琴(dra-nyen)等乐器拥有相似的形制,因此可以从中发现中亚、印度和西藏之间因通商而促成的物质文化交流。但是印度拉达克当地人却认为,他们的寇彭是独特的,且在各个社区拥有各自的设计、演奏技巧和象征模式。因此,作者以生活在拉达克地区的三类乐人——拉达克牧民、西藏西部的难民、以及城市专业音乐家为分析对象,阐释了音乐家如何通过各自的寇彭表演风格、运用不同(乐器上的)图像和演唱不同的歌曲,进而建构着各社区之间的差异。发言过后,Katherine为与会学者表演了Ko-phongs弹唱,从她熟练的演唱和演奏技法不难发现其田野工作的深入程度。此种双重音乐能力的展现,为会议的独立发言部分做了一个完美的收关。 
Katherine E. Freeze
现场观众提问
主办单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单位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CTM)
                 上海音乐学院(联合主办)
承办单位:上海音乐学院国际交流处
                 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
                 上海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
                 香港蓬瀛道教音乐研究基金
                 上海市高峰高原学科建设项目
协办单位:上海行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世界音乐季

(摄影:刘桂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