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TM“丝绸之路上的抱弹类鲁特”专题研讨会系列报道(六)

作者:宁颖发布时间:2016-11-04

 
丝路豪风已在“圈”内持续刮了几天,报道文本中的音乐家形象越来越神秘,有朋友如此评论:“在民族音乐学界,我的鲁特表演的最好;在鲁特表演界,我是最优秀的民族音乐学家”,今天报道的这场音乐会告诉大家,这话并非调侃,而是事实。

2016年10月21日晚在上海音乐学院学术厅,来自土耳其、美国、塔吉克斯坦的音乐家们为上海观众和国内外学者带来了“阿拉伯世界与土耳其的鲁特”主题音乐会。与以往的音乐会不同,作为第24届国际传统音乐学会专题研讨会“丝绸之路上的抱弹类鲁特”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音乐会的表演者大多具有双重或多重音乐身份,他们既是参与本次会议发言的民族音乐学家,同时也是具有丰富经验的鲁特表演艺术家,其中有两位还是优秀的作曲家。而台下的观众,大多是表演者们的国内外同行。因此,与其说这是一场鲁特音乐会,倒不如说是国内外民族音乐学者以鲁特表演为由的一次“变身狂欢”。

音乐会由行耳文化创始人程之伊主持,氛围轻松、精彩不断。会议原本邀请了土耳其演奏加Ali Fuat Aydin表演四首巴拉玛琴(Baglama)乐曲——《在我的花园里种茶》(来自地中海地区的安塔利亚)、《乌玛,男人》(来自爱情海地区的伊兹密尔)、《放下我的一杯咖啡》(来自黑海地区的吉雷松)和《大麦和小麦》(来自中安塔托利亚),但最终因签证问题Aydin遗憾未能出席,所以音乐会节目临时做出调整,由原本将在22号晚间音乐会表演的塔吉克斯坦的艺术家Abduvali Abdurashidov来救场。而从地理和人文角度来看,此种安排也并不牵强。阿拉伯世界是指以阿拉伯人为主、拥有统一的语言(阿拉伯语)、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国家和地区,其中绝大部分人信奉伊斯兰教,包括巴勒斯坦、约旦、叙利亚、黎巴嫩、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也门、科威特、阿联酋摩洛哥、苏丹、埃及等22个国家和地区。土耳其地跨亚、欧两大洲,东南与阿拉伯世界接壤;塔吉克斯坦则是位于中亚东南部的内陆国家,多数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因此将来自这三个区域的鲁特类乐器Ud(乌德琴)、布祖克(Buzuq)和 赛透(Sato)同台,或可通过视觉与听觉的直观比对,发现丝绸之路从北非至中亚段落中音乐文化的异同。
依据乐器的大致流传区域,整场音乐会包含四组节目,且每组音乐家表演风格迥异:
 
Abduvali Abdurashidov是塔吉克斯坦马卡姆学院院长,他曾多次在传统音乐比赛中获奖,并获得2006年格莱美世界传统音乐最佳专辑提名。他带来了塔吉克传统弹拨和拉弦双功能乐器Sato,并表演了拉弦Sato独奏古典乐曲 “Chuli Irok”。 Abdurashidov对乐器和乐曲并没有做详细介绍,而是稳座台上、两腿微开、将Sato垂直放入腿上,以非语言的方式直接展现着Sato的弓法与技巧。从聆听者的角度,则感觉该旋律曲调非常典雅,展现出了浓郁的中亚特色。同时,由于塔吉克斯坦与我国新疆接壤,我们亦可从中品出几分新疆味道。
美国民族音乐学家Scott Marcus和Anne Rasmussen的表演相对“学院派”,看似习惯性的视谱演奏。且表演节目的选定,显然废了很多心思,远距离并未对二人的合作造成太大障碍,他们通过电话和e-mail商定,最终为观众呈现了两个主题的乌德琴弹唱,音乐内容所涉区域为阿拉伯世界及其离散人群。第一个主题为“音乐是哈拉姆吗?”,二人演唱了流传于穆斯林中间的歌曲《迎接先知默罕默德Tala>a l-Badru>Alayna(满月照常升起)》,进而说明了在存有音乐禁忌的穆斯林世界,这首歌的价值及其之于民族音乐的意义;第二个主题是“曲调和歌词的迁移”,通过对阿拉伯世界中“同词不同曲”和“同曲不同词”现象的分析,从案例中选取了四首歌进行表演,以展现曲调和歌词在丝绸之路上的流传与变迁。它们是Mashriqi和伊拉克版本的muwashsha诗“Ya Man La ‘ibat Bihi Shamulu”(《啊!葡萄酒的香气缠绕着的你》)、10世纪犹太安息日的诗 “Dror Yikra”(《他将宣告自由》)、印尼sholowat歌 “Subhan Allah”(《赞美安啦!》)和“Ya Rasul Allah”(《哦,上帝的使者》)。 需要指出的是,与Abdurashidov不同,Scott和Anne详细地介绍了他们选择这两组歌曲的意图,介绍了自己在田野中学习的经历,不仅分享了他们“在田野中的表演”的研究思路,并在音乐会现场表演的过程中展示出各自的田野。
第三位表演者是来自UCLA的民族音乐学家、演奏家及作曲家A. J. Racy。出生于黎巴嫩的Racy具有近60年的阿拉伯世界及其它区域传统乐器的演奏经验,曾根据地区音乐风格和乐人的演奏需要对乐器进行改良。Racy的气质很特别,像极了音乐“老顽童”,行为举止亲切得只想让人叫他爷爷,而非教授。舞台上,他慢慢地打开乐器箱子,拿出脚踏架,将他心爱的“玩具”逐一把玩。Racy用自己改良的Buzuq表演了不同木卡姆中的即兴片段、音调模式、以及他自己创作的两首乐曲。他的手指在一个八度内的29个品位间细致而自由地游走,将土耳其音乐的特征展现得淋漓尽致。除了Buzuq演奏,Racy还展示了斯坡细(Sipsi)、自己改造的双管Sipsi以及阿拉伯奈伊(Ney)的演奏技巧。所有的乐器表演都令人叫绝,有观众低声惊呼“天哪,都听不出、看不到他是什么时候换气的!”,表演将音乐会推向了一个高潮。Racy的演奏不是“学院派”的范儿,俨然保持着“民间”表演艺术家的格调,没有任何矫揉造作,看不出“演”的痕迹,也看不出他想要表达什么观念,就只是“演奏着”,仿若他自己和乐器本为一体,整个演奏过程就像是一件乐器的自鸣。演奏结束,他像是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直直地走下台去,直到工作人员开始重新布置舞台,他才回过神来焦急地寻回自己的宝贝箱子。
音乐会的最后一个节目原为上海大地之歌室内交响乐团演奏UCLA民族音乐学家、作曲家Munir Nurettin Beken教授创作的作品《土耳其乌德琴与管弦乐队》,但因长笛演奏者突发疾病,因此临时决定取消乐队,代之以Beken教授表演该作品中的乌德琴独奏部分,而这一调整却给观众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惊喜。Beken的乌德演奏绝非玩票儿,演奏技法相当娴熟,“太专业了!”有观众感叹。听Beken教授的会议发言得知,他在乌德琴演奏技法的基础上,考虑到与西方古典音乐的融合问题,避免使用土耳其传统音乐中的微分音等现象,并借鉴了古典吉他的演奏特征,因此与传统有所差异,但却不难发现他尽力地保持了土耳其音乐的风格,且身体力行地实践着乌德琴与西方音乐结合的观念。Beken表演时,朋友圈出现了一个刷屏高峰,“圈”内朋友发表评论:“作曲家、民族音乐学家,乌德琴还演奏的这么好!太有才了!”,“新近男神出现了!” ……

此时,也正是因为Beken展现出的优秀的乌德演奏水准,有些观众开始将他与Scott和Anne的表演进行对比,就两组表演水平的悬殊差距,我们听到了不同的声音。有学者认为Soctt和Anne表现较“业余”,Beken非常“专业”;也有学者则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Beken的表演专业化程度很高,且受到学院训练的影响,而Scott和Anne却恰恰很好的承袭了民间风格。这一有趣讨论,进一步引发了我们关于民族音乐学者和双重音乐能力培养目的的诸多思考。回归到民族音乐学者的身份,我们是该崇拜技术?还是尊重态度?记得在会议之前,主办方上海音乐学院萧梅教授即已对这场音乐会发表过感慨:“最棒的是,他(她)们都是学术、演奏、作曲、指挥多栖的民族音乐学家”,并针对来自其它学科学者对民族音乐学这门学科的质疑给出回应,“我们也许可以说,民族音乐学者还是有一个区别其他学科的、为音乐学所独有的‘参与性研究的工具和方法’:那就是M.胡德所谓的Bi-musicality。尽管这个方法亦曾经被诟病为天真,但它却从未被离弃。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是一种态度。”这不仅仅关乎于与Scott和Anne一样“半路出家”追随传统的民族音乐学者,同时也关乎与Beken一样曾经将西方音乐实践经验与传统音乐技能相结合的学者。

音乐会后有中国学者发出感叹:
 
“看了他们的表演,我好想去学一门乐器呀!”
 
“为什么我们的学者很少有精通研究对象的语言和音乐表演的呢?”
 
……

反思我们的田野和研究,相较西方民族音乐学者对于“双重语言”和“双重音乐”能力的重视程度与践行能力,我们似乎的确做不到理直气壮。尽管我们知道,无论如何,我们或许永远都不可能成为完全的局内人,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可以尽力朝着那个方向努力。或许研究对象之间存在差异,但仅就面对“表演研究”这一课题,我们究竟要苟且于非身体力行的观察,还是开始迈步走向那个真实存在的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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