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6年6月6日10：00—11:30
地点：上海音乐学院北601
主讲：张振涛教授
主持：萧梅教授
综述：孔崇景
2016年6月6日上午10点，在上海音乐学院北601举行了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张振涛教授的名为《工尺谱字原始》的讲座。
张老师首先从乐谱被创造的意义出发，阐释了中西方乐谱背后隐藏的数理逻辑思维及结构。以中国减字谱为例，顺序数字表示出弦序、徽位、用指，用减笔表示一种演奏法。音乐中数学的运用规则体现在乐器的“编列思维”，例如排箫和笙竽的编列。继而讲者进一步寻思：“工尺谱”的谱字是否也贯穿数字？其串联的逻辑是否也离不开数字？这曲折幽隐的符号到底源于何方？工尺谱字中一、四、五、六及其它符号，是否同质结构？
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探寻工尺谱字就需要去寻找这些谱字最初指代物，还原其本来面目。张老师提出工尺谱字源于中国最古老的乐器——笙竽的观点，并从笙苗的制作过程与命名去论证。古代工匠为区分外表相似、长短一致的竹管，创造了一些符号，方便排序。工序号的“一二三”到了笙管上，就变成了音高，对于兼具工匠和音乐家双重身份的人，管名的意义便超脱了顺序、数字概念，转为音高概念。在这个过程中，管苗顺序变为笙苗名称，笙苗名称变为音高名称；音高名称最后成为谱字概念。
张老师通过相关文献检验证明了谱字与笙苗的名称关系，以方笙和圆笙相互参照解释。工尺谱之名以“工”字名列首位，而不是按照音高、音阶顺序称作“合四谱”、“上尺谱”，工序上的先来后到提供了笙竽排列的证据。“工”字是裁截方笙管苗的第一道工序，圆笙第一根管称“一、乙”，谱字“一”，并不是工序第一，而是最后。由此可见，管苗名称和符号的确立，方笙早于圆笙。通过对各地笙匠实践考察，以尺为度，“尺”字是调律法起点。之后演变为方笙管苗最长的“尺度”，进而演变为固定音高的谱字“尺”。“工”字是整套管苗的第一管，“尺”字是整套管苗的最低音。前者为制作工序的第一，后者为定律工序的第一。两两相对，竖立坐标。“合”的音乐实践中以“和笙”为常规，19簧“和笙”第十五、十六管，谱字配“合”与高八度的“六”。笙的“合笙法”，一般谱字多用两管、三管相合，合管最多的是“合”“尺”两字，四管同按。“合”字的本意“闭口”可见一斑，以“和”称呼笙，在演奏法上提供了最有利的证据。谱字“四”、“五”音高互为八度，在调音工序中，互为八度的两苗，放在一起铲簧片，一对笙苗，一起铲簧，次序排在一起，这命名是工序上的排序，第四管、第五管是谱字“四”、“五”的命名根据。谱字“凡”主要从文字学的研究思路上体现，《说文》：“凡，从二，竹声”。管苗和谱字中，没有意味着排序第二的名称和符号。方笙、圆笙、不同管数的笙竽，无从判断第“二”到底源自哪个坐标。张老师认为谱字写法，与某种乐器形制相关联，在某种笙竽上，这根管苗的排序是第二，发音是“凡”。谱字“一”、“乙”，圆笙第三管，谱字配“乙”，与第一管八度相应，按排列顺序命名。谱字“上”，把音域最高音称为“上”，19簧笙的第二、第九苗恰是“中声”所在之位，“中声”是“立均出度”之始发点，笙管命名法的“中音”，以实践为准，笙的最高音，尊之为“上”。
另外，张老师梳理了俗字谱与工尺谱是否属于同一系统的问题。通过梳理汉字的发展经历，俗字发展成为民间社会各种文学体裁的书写温床，俗字谱成为流行于某些特定阶层的记谱方式，是正规写法的旁支，其关系如同草书与规范正字一般。这里张老师例举了大量民间抄本曲名音字讹化的实例。而俗字的泛滥最终被统治者禁锢。在音乐实践上，俗字谱的写法虽然难懂，但唱读发音依然保持了工尺字的唱法，只要艺人张口唱出来，大部分就能懂了，这些体现了俗字书写与正字书写之间的断裂，也体现了俗字谱与工尺谱之间的关系。
最后讲者总结，谱字就是数字。学者不能止步于文献，音乐无法记录在典册上，而要立足实践，根据工匠经验，从制作工序寻找答案，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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