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6年6月2日15：00-17：00；
6月3日9:00-11:30,13:30-17:00
地点：上海音乐学院学术厅
主讲：刘湘晨教授
主持：萧梅教授
综述人：左明月、尹翔、孔崇景
2016年6月2日下午，集纪录片导演、作家、探险家多种身份于一身的新疆师范大学影视人类学教授刘湘晨带来的《音乐影像民族志系列讲座》（分三场，共五讲）在上海音乐学院学术厅拉开了帷幕。这个讲座是“全球视野下本土音乐资源再诠释”学术周的第一场活动，也是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部2015——2016第二学期研究生课程选修课《音乐文化研究的视觉方法及民族志电影》（课程主持：萧梅教授）的系列讲座。
2016年6月2日下午，集纪录片导演、作家、探险家多种身份于一身的新疆师范大学影视人类学教授刘湘晨带来的《音乐影像民族志系列讲座》（分三场，共五讲）在上海音乐学院学术厅拉开了帷幕。这个讲座是“全球视野下本土音乐资源再诠释”学术周的第一场活动，也是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部2015——2016第二学期研究生课程选修课《音乐文化研究的视觉方法及民族志电影》（课程主持：萧梅教授）的系列讲座。
讲座开始，萧梅教授对刘湘晨教授以及此次活动进行了简要介绍。之后，讲座以刘老师于2015年3月至2015年5月间拍摄的影片《巴音布鲁克》（片花）为开场，并由此展开了第一讲的主题——“影像——作为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的意义”。
《巴音布鲁克》是刘老师正在进行的拍摄项目——新疆系列纪录片的一部分，这个项目已持续15年，其目的是表现一个“立体”的新疆。这一系列记录片，沿着海拔带由高至低排列，包括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哈萨克族、巴音布鲁克的蒙古族，最后是还未拍摄的沙漠绿洲中的民族。刘老师希望在拍摄完成后，用1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剪辑并制作成片，刘老师强调“我们需要拿出足够的耐心，留下从容的时间去思考，去呈现，去记忆。”
刘老师详细地阐释了选择巴音布鲁克作为拍摄点的原因，以及在拍摄中人类学、民族学的关注点。作为一部影像民族志，需要有人类学的基本理论作为支撑，在人类学中，要求至少1年的田野作业，这也是拍摄影像民族志的基本要求。巴音布鲁克的蒙古族文化对整个蒙古族文化具有重要影响，但与其他地区的蒙古族又存在着差异，关注巴音布鲁克蒙古族的个性与差异，对于整个蒙古族文化乃至世界文化有着多重参照意义。拍摄巴音布鲁克蒙古人的影像民族志，是用影像的方式建构其当地人生存的文化空间。所以，在拍摄中需要运用不同的拍摄方式以拍摄不同的内容，包括节日志、史诗、传统技艺、演唱形式等。除此之外，还需要花大量的时间来做口述史。口述史的重要意义在于对文化持有者的尊重，我们所有的表达都没有文化创造和持有者的表达更具权威性。
第二讲的主题是“镜头的推进与连接”。首先，刘老师播放了《大河沿》片段，其目的是为了探讨镜头的构成以及其所包含的内容。镜头不是仅仅记录行为过程，更重要的是记录隐藏在背后的文化信息，这之中蕴含了人类学家开机的理由。这一片段镜头描述的是塔克拉巴干沙漠的克里雅人用黄沙制作“尿不湿”的过程。这个镜头下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包括人和沙漠数千年来的契约关系以及新生儿所代表着的生命欢歌。刘老师说：“捕捉这样的镜头就是开机的理由，人类学家在场的意义在于要洞悉所拍摄的每一个镜头，以及镜头背后深刻的文化。”
接下来，观看了《新藏线上》片段，尽管这部影片不是民族志电影，但是在影像传达方式上，可以提供很多技术，观看这一片段的目的在于探讨如何连接镜头。镜头的连接，蕴含着以镜头为核心的思维方式。作为导演，需要看到镜头背后无数的事项，这些事项决定了镜头的穿插，这就是镜头的思维。影像的思维是一种形象思维，但不同于展开联想塑造形象的思维模式，而是以鲜活的镜头画面为基础的形象思维模式。蒙太奇的出现使镜头有着无限延伸的可能性，镜头的连接可以产生千差万别的内涵、意义。但是镜头之间的连接，需要有一个“动机”，动机的选择，来源于镜头本身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
主讲内容结束后是提问环节，刘老师对拍摄纪录片时使用机位情况以及镜头记录的内容是否为自然发生等问题一一作出了解答。 
6月3日上午，刘湘晨老师继续为我们介绍了“影片的前期和拍摄过程”。
首先，观看《阿希克：最后的游吟》的“学术版”，这是维吾尔族阿希克游吟人生的第一部影像史诗。刘老师具体介绍了影片的前期调研，包括确定地域空间、文化事项等，并写作报告，以作为项目投资依据。之后，他进一步介绍了开机前的必备常识，譬如：白平衡（色彩平衡）、斑马纹（黑白平衡）的设置，上架与持机、视点与重心等。与此同时，刘老师还重点讨论了摄影中的学术伦理问题，包括两点：1.重心下沉，视点前移。我们要合适、准确的呈现自己的研究对象，以最佳的距离、角度拍摄研究对象。在拍摄的前三个月时，摄像机与对象是有隔阂的，因此要注意技巧，由远至近，让拍摄对象熟悉镜头。而当拍摄大型场合时，拍摄对象往往会转移注意力，并不关注摄影机，这时两者的隔阂问题可以得到缓解。2.拍摄对象是第一位的，我们要尊重拍摄对象的话语权。拍摄对象有权删掉影像中的任一片段。刘老师还提到，“作为拍摄者，我们应该以当地人的宗教为宗教，以当地人的文化为文化，以当地人的饮食为饮食，从情感、认知上习惯当地。”
之后，刘老师介绍了影像的“可呈现性”特点，认为我们需要坚持影像的可呈现性原则，字幕始终作为辅助方式；拍摄时要发现可呈现的文化事项；拍摄的时态永远是正在进行时，正在发生时。刘老师还对影视人类学的两个流派（20世纪50、60年代的法国“真实电影”流派与美国“直接电影”流派）进行了介绍。前者认为“摄像机前所有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因为它表现的是此时此刻”，后者则要求“隐藏摄像机，不干预现场，摄像师要做‘墙上的苍蝇’”，而存在一个悖论是：“摄像机永远无法抹去，因此直接电影不直接”。在《阿希克：最后的游吟》中采用的即是“真实电影“的方式，由“我”的出镜，来串联起整部影片。与此同时，刘老师提出，“学者的在场是事实，因此，此影片中学者的参与是作为文化行为的一部分”。
在继续观看《阿希克：最后的游吟》的片段后，刘老师说到，“要以事件的连接推动整个影片的发展。在拍摄中要关注行为，包括动作行为与对话行为。”继而，他提出了自己对音乐影像民族志的看法，并认为现在看到的大多数的此类影片中最主要的问题是直奔音乐，而忽视了音乐的场合、组织等等。在拍摄中，要为音乐行为提供自然的动机。如他在《阿希克：最后的游吟》中始终赋予“寻找”的动机，使影片中的演唱合理。此外，音乐影像民族志展现的不仅是音乐本身，还有音乐背后的地理原因与人文传统。
之后，刘老师对“镜头本身的价值与审美取向”进行了讲述，包括拍摄使用的光与镜头的纵深感等等。他认为镜头的表达最终落实在构图，构图体现了摄影师的情感表达、文化积累与审美。而在人员配备上，要求至少2人，3人最好，分别担任导演、摄像师、录音师。而挑杆话筒与随机话筒都需使用。在影片中，影像和声音同等重要。
提问环节中涉及到“学术田野中人员有限”的问题与拍摄中具体的技术问题。刘老师对此一一进行了回答，并强调 “拍片做到最后，是要回到常识。”
下午的讲座由纪录片《新藏线上》的完整放映开场，影片总时长近一个小时。刘老师首先解释了选择此影片给大家观看的缘由，并结合该片讲解了音乐民族志的后期剪辑与影像的思维方式与构成。
刘老师强调做场记的重要性。场记内容包括镜头序例、带（或文件夹）号、镜头起始与终止码、镜头实有长度、内容、景别、拍摄方式、备注等。这个过程比较漫长、琐碎。而场记的时效性也需要注意，时间过得越久，对还原“现场”就越不利，这样资料的价值会大大降低。另外必须在田野中写日志和田野笔记。
刘老师总结，人类学的影像资料积累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作为影片，表达学者个人的学术观点，阐述学术思想和判断，进行学术交流；另一部分作为图书馆、研究中心等相关部门的资料素材。
对创作来说，做完场记需要重新回到现场，熟悉素材。在此基础上，主创人员必须完成一个前期的剪辑台本。在剪辑台本阶段，对拍摄的文化事项，文化事项的过程，经过了几个阶段，内容等都要非常清楚。除了镜头本身的内容，对内容连接起来之后的效果、镜头连接方案，都要有计划和印象。剪辑台本之后，就进入剪辑阶段。剪辑需要考虑影片的结构分布，如内容的平衡，如何分布更有利节奏的推进，文化蕴涵的阐释等因素。镜头内在的逻辑关系，它的排列秩序，称作编辑时间，或叫逻辑时间，这与自然时间不同，是由另一个时间概念串联在一起展示影片结构内容。影像本身的表达不是线性的，镜头和镜头之间连接方式不一样，就有不同的语义组接。在编辑的时候，它的构图方式和文字的构图方式是不一样的。刘老师接下来分享了在拍摄《新藏线上》对镜头的权衡取舍定位经验，通过对片中库尔干、吴畏两个关键人物，及小唐、副团长的锁定，以人物为线索，用一条线性的发展叙述方式，形成多条线索，齐头并进的网状结构。
网状结构符合影像本身的规律，多质点，多方向延伸，构成影像多种存在方式。刘老师讲解在《新藏线上》中，吴畏离开妻子与军官少校科尔干讲述儿子的情节在连接点具有内在逻辑联系，两者之间相互引申、参照、拓展，每条线索的文化蕴涵，给人视觉的内在冲击力。这种多条线索发展方式，是由镜像语言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多个线索齐头并进，这种质点相互之间在镜头、镜面中呈现出来，从感觉、色调、蕴意及内在的逻辑联系上，形成相互比较、参照。
影片的节奏通过镜头内容的布局来体现，深层结构层面决定影片起伏的状态、韵律。在细部处理上尽量避免同种景别、视角的元素一起出现，内容要动静结合，呈现出一种错位的镜头感。如片头中的士兵开始打电话，相对缓慢的节奏马上接着战士动作的快速切换，这样就打破了观众稳定的视听性。
刘老师介绍到：导演、剪辑师经常通过不同的结构方式、节奏推进方式来表达影像语言特殊的用意和蕴涵。片头大致有概括性、主题性、象征性几种类型。正片的剪辑可以以内容为基础把片子分为若干单元，一个个单元来剪。借助数学“合并同类项”的理论，把相关镜头放到同一个单元，在这些镜头中进行反复比较找出最好的镜头。剪辑单元的时候，把音频、视频同时放到幕板上，而不要分开，当场判断是否需要这种声音。镜头长度不用很准确，只保证基本内容正确即可。然后每一单元采用这种方式完成，排列好这些单元后再平衡声音。至于镜头的连接方式，动作是最好的衔接点，其他还有音乐、动效、视点等方式。最后刘老师介绍了《新疆线上》中的音乐创作情况，强调音乐、音效一定要跟现场有关，必须在原生环境中完成。
主讲内容结束后，听众提问。刘老师就大家对拍摄过程中的设备选择与配置、纪录片艺术效果与真实之间的衡量、影片的受众、构思、拍摄内容取舍、拍摄者与拍摄对象两者的意识平衡、拍摄技术等问题分享了自己的见解与思考。刘老师的回答一再肯定田野笔记的重要性。并认为作品重在表达学者自己的个人观点、审美价值等，镜头里的真实带有学者的观察，是“我”看到的真实。镜头发生的一切都是真实，如真实电影需把一切还原给观众。影视人类学最终的目的是在原生环境中呈现自己的认识，用镜头去接近、表达在田野、原生状态中感觉、判断到的文化价值与内涵。
在热烈的讨论后，萧梅教授对刘老师所分享的丰富经验、理论与思考再次表示感谢。在这短暂的1天半的时间内，观众们享受了一场盛大的视觉盛宴与头脑风暴。在刘老师对影片的层层剥离与细致分析中，大家收获的不仅是具体技术操作手段与方法，更是对“镜头思维”、对影像民族志的更深的理解。此场讲座结束后，《音乐影像民族志系列讲座》正式落下帷幕。
主办：上海市高峰高原学科建设项目·艺术学理论·中国音乐生态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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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
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部
协办：上海音乐学院数字媒体艺术学院（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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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蓬瀛道教音乐研究基金
（摄影：刘桂腾、龚道远）
（摄影：刘桂腾、龚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