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民教授《艺术人类学与情绪情感民族志》讲座综述

 2016年4月5日上午10点，来自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王建民教授带来了名为《艺术人类学与情绪情感民族志》的讲座。

首先，王建民教授介绍了为何艺术人类学要关注情绪/情感（emotion）。艺术人类学的研究，通过关注艺术活动中人们浸入其中的情感、激情和欢乐愉悦，把握人类更多的感觉方式，有可能弥补以往人类学研究中仅仅关注理性、重视听觉式的访谈言说，以及视觉式的“眼见为实”的行动。关注情绪情感和多种感觉方式，作为一项具有深刻意义的人类学理论实践，应当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和重视。

接下来，王建民教授讲述如何关注情绪/情感。情绪/情感不仅是生理现象，更是文化现象。第一，人类学家将情绪放置于社会背景中，认为情绪情感是人通过文化的濡化过程，人们的情绪情感表达和感知世界方式不仅约定俗成，且因文化而异，即使在同一文化系统内也有所不同。第二，人类学家将身体研究整合到情绪情感和表达的探讨中，“身体”或体现（embodiment）概念相关人类认知与表达的生物及文化的双重维度，所以在情绪（情感）民族志中受到特别重视。第三，每一个情绪情感词汇，每一种感知和表达方式及模式所蕴含的复杂、细微的意义都是身处某种文化中，人们对于文化价值、社会关系、信仰体系乃至经济环境的全跨度表达。第四，情绪情感民族志强调文化实践者主体体验及其表现，也可以采用认知人类学与民族科学（ethnoscience）视角和方法，聚焦于当地人的情绪情感分类体系，从相关概念入手，通过对于这些词汇分类的考察，发现词汇彼此间的意义差异，情绪情感民族志关注人们对于情绪情感的分类及其界定，才能够发现情绪情感与社会场景、文化意义之间的关系。第五，一个社会的情绪情感模式表达了个体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昭示着社会组织与结构的某些重要特征。第六，情绪情感与政治、性别联系在一起，与各种权利关系相伴随，这体现在日常生活实践之中。

但是，情绪情感民族志研究也面临着作为一个整体学科的方法问题，还需要从方法论的高度进行认知和讨论。问题集中在人类学家再现“他者”时的立场、研究方法的选择、群体间的变动性、资料发展途径以及媒介等四个方面。

                      

讲座的最后，是提问环节。

Q：如何通过情绪/情感（emotion）的研究，进一步了解一个社群的社会关系？

A:从田野调查的经验中可以看到，一个群体中经常表现的是某一个人对其他人的情感程度不同，社会关系的复杂性，恰恰可以通过情感能够呈现的更多。通常，人类学的描述中，人与人的关系是比较均等的，但是如果对这个社群深入的调查，会发现他们之间的关系绝非均等化。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就像一个人心理稳态的同心圆，即把不同的人安排在同心圆的不同位置，与自我的距离是有差异的。如果把这个同心圆的说法具象化，就会发现交往的每一个人，在特定的时间、场景中都与个人都在精确的坐标上。情感投入程度能够帮助我们对社会关系进行更深层次的调查，如葬礼的时候，不同人哭的程度可以反映出与死者关系的亲疏远近。

Q：从物质文化如何反映出不同文化族群的感官（sences）？

A：物的人类学研究越来越细致，把物作为观察分析的媒介，可以呈现出更丰富的内容。人会对物投入情感，尤其是对自己有意义的物。特别是在当代社会，有各种各样的收藏嗜好，比如音乐家对于乐器的收藏爱好。

    Q：如何处理个体和个体性的差异与作为局外人的情绪/情感矛盾，以及不同的个体的体验与群体之间关系？

A：主观的体验能不能被描述？我认为是田野民族志的深入程度问题，如果是体验式田野做的比较深入的话，我们对个体的把握多多少少能够接近。我们永远不可能是体验者本身，就算是发出情感的人，他在发出情感时和之后的感官也不一样，所以主观体验的把握本身是非常难的，我们为什么要加入体验式，这样的民族志描述方式至少不是离那个文化特别远的描述。另外一个问题是关于个体和群体的，尽管我们描写的是个体，但是他必然表现的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本尼克特在写《菊与刀》的时候，分析的许多人的个案，但是他讨论的是日本的文化模式。可能我们把个人和群体想的比较对立，今天我们看来，每个个体的行为是群体中的一个个案而已，一个群体是有一个大致的行为范畴的的，情绪情感模式也是如此，它有一个限度，超出这个范围，可能是这个文化的异常。个体固然有差异性，但是我们把若干的个体放在一起，还是有部分的共同性，这个部分的共同性，就是我们解释个体与群体关系的一部分，个体的差异性跟群体性也不是矛盾的，只不过是每个个体的尺度不同，而这个不同是与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