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梅老师致欢迎辞）
上午场
主持：潘天舒（9:00——10:00）
复旦大学民族研究中心的博士后丁玫做了题为《最熟悉的陌生人：回族与维吾尔族的民族边界》的报告。她首先介绍了穆斯林少数民族的背景，并从两个故事引入，指出目前官方对于维吾尔族和回族的研究通常界限明确，相互独立，但现实并不如此。其次，讲者指出在我国现有的穆斯林少数民族中，回族和维吾尔族人口最多，她进一步从比较的视野讨论这两个少数民族：维吾尔族文化符号丰富，相比较而言，回族的文化符号较少；维吾尔族的边界明确，而回族分布广泛，难以确定边界。她将回族和维吾尔族的研究链接起来，提出回族是一个内涵广泛的范畴。最后，讲者总结：研究边界与认同的变动应将其视为历史过程，同时注重少数民族内部的多样性，将历史与现实情况相结合。
（丁玫发言）
复旦大学民族研究中心的博士后赵颖做了题为《新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以犍陀罗文化在古代鄯善的传播为例》的报告。讲者以犍陀罗文化在古代鄯善的传播展开了叙述，她指出该文化的载体�衣�文书的使用就是多文化交融的最好证明。鄯善佛教艺术也是民族融合的产物，米兰寺庙壁画中的天使是有翼天使，服饰为汉地风格，但有翼天使是西方的宗教文化，这正是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根据以上实例，讲者提出异质文化间的传播会带来交流与融合，这种交流与融合也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当地文化。
(赵颖发言）
上海音乐学院的博士研究生朱腾蛟做了题为《南侗嘎琵琶中的假声歌唱与两性想与》的报告。报告中提到嘎琵琶是广泛流行于南侗地区的歌唱形式。讲者以田野考察和歌唱实践为基础，通过比较与分析南侗三种类型的嘎琵琶，指出假声是南侗地区不同嘎琵琶的共同特征。讲者通过在鸟翁两性歌唱场域下的观察，发现老人歌最早演出，在老人散去以后才开始情歌对唱，紧接着在时间、场合和禁忌以及展演等方面的详细描述下，分析南侗假声的“遮蔽”与“迷惑”等功能及其私密性特征。为进一步解释私密性特征，讲者将研究关注点落到南侗婚恋习俗中，指出嘎琵琶流行地区的侗民通过有意识地选择假声这一歌唱方法是为处理、缓解南侗社会“禁锢婚姻”与“自由恋爱”的矛盾。
（朱腾蛟发言）
评议人：黄剑波、纳日碧力戈、萧梅
黄老师：三篇文章内容丰富。丁枚对维吾尔族和回族的讨论非常有趣，建议从土地制度的概念和关系切入，可能可以更为深入，更能超越现有的原生论和构建论的思路，注意边界相对清晰的维族内部的差异性。赵颖谈犍陀罗文化的文章则可以在标题上进行调整，考虑如何用最简洁的语言把文章最核心的观点在短短的标题内呈现出来，并可以进一步关注文化如何在传播过程中被不同地方的人所接受和创造。朱腾蛟的文章呈现了非常丰富的田野材料，但把假声对唱置于文化背景中来分析其“遮蔽”功能，给我的感觉功能主义的意味太浓。
（黄剑波老师点评）
纳日老师：丁玫的发言反映了几个问题，现代性出现后地理边界和民族身份呈现的“过渡地带”，恰恰是当今每个人的生存状态。回溯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汉语语言，可以发现词汇是行走的，有记忆的，比如“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中的“中华”一词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含义。同时，在分析少数民族边界问题时，还要注意到权力关系和临场政治。赵颖所谈的文化交流和交融非常重要，很久之前中国土地上就有基督教活动的痕迹，研究中国不能简单化为一个儒家的问题。朱腾蛟的研究则有语言相对论的意思，从语言的语法、语义反观社会结构的思路很有创意，运用局内人的表述也非常重要，看少数民族的语言和词汇时，就会发现指向社会组织和文化的方方面面。
（纳日老师点评）
萧老师：丁玫的发言为从不同民族对花儿的不同唱法方面去研究民歌提供了一个新角度，之前做的内蒙古音乐、维吾尔族的乐器研究等也体现了黄剑波老师点评中文化的创造性。
主持：纳日碧力戈（10:40——12:00）
南京大学的人类学博士研究生翟思缘以《人类学视角下的网络自媒体与网络电影研究》为题分享了她在横店三个月以来的田野发现和思考。讲者将视线聚焦于常常遭到媒体误读的群众演员群体，分析他们的生存现状及未来发展，以及职业的选择和流动。她指出，横店群众演员有着明确的等级分类，时间越久，等级越高，与演技无关。科层制给了人们明确的方向和一步步向上爬的台阶，是被“横漂”们所认同的出路所在。此外，她还发现群众演员获得工作机会的方式已越来越依赖互联网社交媒介，整个群体的组织方式和管理模式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互联网的思维方式深刻影响了这一群体，同时也可能成为其发展的新出路。
（翟思缘发言）
复旦大学社政学院的张梅胤博士做了题为《医学生的“去”与“留”——动机与影响》的报告。她指出，在中国，医生的后代倾向于不做医生，大量医学学生选择转专业；而在美国这却是一个趋之若鹜的职业。讲者在深度访谈了复旦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包括之后转到其他院系的学生）后并结合自己在复旦招生和工作的经验，认为高考招生制度、高中时缺乏对学生对自己之后人生方式的引导以及医学培养时间长、压力大是促使学生选择转专业的重要原因；但同时也发现精英医学还是可以吸引非常优秀的学生，使学霸留守医学阵地。除此之外，讲者还探讨了医患纠纷对同学选择转出医学专业的影响不是很大，仅会在他们选择具体科室时产生影响，学生们在进行科室实习，所谓的医学“成人礼”后会更加成熟地考虑问题。
（张梅胤发言）
德国马普学会人类学的博士候选人何潇做了题为《“金钱社会”：金钱，道德与人类学观察》的报告。何潇博士参加过第一届的新锐论坛，这次他主要是对他博士论文做的田野的一些反思。他的论文想引入生物学的思路做一个控制组，所以他的田野既做了上海打工群体，又做了那些成功转型为生意人的群体。但是在用人类学惯常的模式，批判和文化的角度，去分析他们口中的“金钱社会”时，讲者觉得自己遇到了障碍。他用了几个例子来说明他们用“金钱社会”这个概念去解释各种现象，太万能了以至于让人觉得他们口中的这个“金钱社会”既是金钱社会，又不是金钱社会，就好像是他们的一种修辞，用“金钱社会”作为一个最容易找的理由来解释这背后的各种现象。讲者指出，近年来，人类学的写作往往批评新自由主义市场社会的形成，但是民众却在策略性地去拥抱这种市场经济，而我们的诸多人类学描述忽略我们田野对话人对社会的描述。从对莫斯和波兰尼对经济嵌入性的探讨入手，认为我们社会科学家都站在某一位置来描述社会，同样我们的田野报告人也站在某一位置来描述社会。
（何潇发言）
南京大学的博士后詹虚致以在512汶川地震重灾区之一的四川省南坝镇的田野调查为基础，以《重灾之后的文化重建》为题做了精彩的发言。她将关注点放在当地人的能动性，以及小灾区与大社会的互动中，探讨灾后重建地区进入日常恢复阶段后，当地文化系统重新运作的过程。她尤以当地婚姻家庭的重建为例，指出当地正处于都市文明和乡村文明的交织杂糅的状态，并具有明显的灾难特色。她强调了灾后重建不应只有物质重建的部分，与之对应的文化重建同样值得关注和追踪调查，认为研究灾后重建的都市化倾向，应当从“人的都市化”和“政府的都市化”两个层面去阐释。
（詹虚致发言）
评议人：潘天舒、杨德瑞
潘老师：翟思源同学的田野调查具有鲜明的参与式观察的特色，并且吸纳了数字人类学领域的相关研究。推荐《China Urban》和Powermaker在1950年关于好莱坞的民族志著作，建议你从经典的民族志中参考其理论框架和研究视角，从而开启和拓展自己的研究思路；詹虚致同学的报告，对家庭生活的关注是一大亮点，话语的变化和观念的变化值得深入挖掘，同时精神卫生领域的灾后心理干预有可能提供一个跨学科的解读方向。灾后的国家干预和文化重建是灾难人类学的重点关注话题，在这一领域，美国飓风之后涌现出的一批优秀的灾难人类学成果值得借鉴和参考。
（潘天舒老师点评）
杨老师：张梅胤博士的论文，题目不够大，发现了医学生“去”与“留”的动机后，可以更多关注对医学学生的培养上，这其中方方面面可值得关注的事情还非常多。我对文章中“成人礼”的概念很感兴趣，我推荐一篇文章。他毕业于南京大学，现执教于东南大学社会系的聂春雷老师，之前他做过关于护士的“成人礼”的文章。对于何潇博士的论文，和对张博士的相反，建议可以试着往小里做。如果硬要分析“金钱社会”这贴民众回答解释任何问题的万能药，再往下可能会出现很多箭头，在努力把这些都分析清楚之后也非常可能不具有结论。这其实是discourse，按照话语分析的方式可能会做出结果，但是人类学不能这样做，所以对于博士论文，我建议还是先抓好容易把握的。
（杨德瑞老师点评）
复旦大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 冯博雅 陈若云 柴茜 李兴华记录
下午场
主持：萧梅（14:00——15:20）
上海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做了凌嘉穗《关于少数民族“非遗”保护与传承的思考——以台湾原住民音乐为例》的发言。讲者针对四个“国家级”、音乐类的项目——布农族的“pasibutbut”、泰雅族的口唱诗史“lmuhuw”、排湾族的双管鼻笛和阿美族的ilisin丰年祭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这些不同的的案例与分析，结合相关领域的阅读和思考了在“非遗”传承过程中各个少数民族出现的问题。提出面对台湾带有“后殖民主义”烙印的族群，这些在“夹缝”中建构生存的族群，我们应该把自己放在哪里？进而表达了自己对近期少数民族“非遗”保护与传承的所观、所思和所想。
（凌嘉穗发言）
复旦大学民族研究中心博士后卢芳芳的发言为《一路风尘一路歌——试论少数民族民间音乐活态传承》。讲者以自己多次对中国多地的多个少数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的丰富经验，提出各类不同传承方式的个案，认为每个乡每个镇的非遗传承具体情况都不同，不相信有任何理论可以覆盖这一现象，并提出“在当下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一线在民族村寨，呈鲜活自在、日新月异、动态流变的趋势，非任何现成理论可囊括，其具体问题与经验千差万别，世界罕见”。
（卢芳芳发言）
华东师范大学李静的发言题目是：《非遗语境下贵池傩的多重表达》。讲者的发言建立在三个月的田野考察基础之上，展现了贵池傩在“非遗”语境下的生存状态。首先，讲者梳理了“傩”这一概念。针对学界研究更多的是对傩仪、傩的宗教含义及傩史等社会结构功能和溯源的一种静止的分析视角，提出在当今非遗背景下，傩文化是混杂及动态的。在历时性上，介绍傩戏的表演时间、剧目、时长，傩戏的选择与变化；在共时性上，讲者试图通过呈现不同的表达主体，如政府、媒体、学者、本地人等差异性的认识傩、实践傩，及他们之间互相角力所构建出动态、混杂的傩。反思了这些不同的身份在共同建构“非遗”时，“非遗”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需要保护的对象是什么等问题。
（李静发言）
上海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李亚《“墙”内外的田野体验：当“江南丝竹”遭遇“非遗”》的发言介绍了2006年“江南丝竹”成为“非遗”之后所产生的变化与问题。讲者对比和分析了上海地区江南丝竹民间乐社与民间舞台两种不同的音乐存在方式及表述方式。在乐社中，丝竹表现的是乐友之间的亲疏关系，而在民间舞台上，呈现的仅仅是一部音乐作品。讲者列举了上海非遗保护中心协同其它政府部门策划和实施的诸多保护措施，比如展演交流会、研讨会、比赛、新作品创作等，发现在这些措施中，江南丝竹新作品常在各类江南丝竹比赛中被演奏，但却很少在民间乐社中被演奏。讲者也从学习江南丝竹的体验出发，提出目前“非遗传承人”制度存在的问题，并分析乐社为什么不能作为江南丝竹的合法传承单位等问题，认为其中有政策原因，还有文化主体的个人选择、社会能力等方面因素。最后，作者总结“非遗”的保护案例显示了不同职业、社会阶层以及不同文化身份对于“江南丝竹”传统的不同认知，当“江南丝竹”成为一项“遗产”，在获得广泛社会关注的同时，也卷入了不同个体与群体的复杂关系中。
（李亚发言）
评议人：萧梅、刘琪、杨德睿
萧老师：四位发言人都基于丰富的田野，包括了具体的过程、保护、重构及个人感受。芳芳去过很多地方，有特别丰富、感性的案例。其实我们不是找某一种同一模式去解决各种案例问题，这是很明显的。我们说保护的时候，已经把对象割裂了，但文化是综合的。这给我一个思考：分工所导致的体裁化和现代性问题，以及观看、表演的分离。从口耳相传到典籍化的这个过程，我们没有去关注作品是如何产生出来的。李静的发言提到傩戏是否迷信，这也说明历史上不断有力量介入典籍化的问题。作为传承的人其本身也是活的，我们想通过“非遗”达到什么目的？在“非遗”传承的链条过程中，很多与当地的原生态无关，其中是否存有“新生态”？生态本身不是封闭的体系。“去语境化”的保护也是一种形态。这中间很难说应该要怎么做，对于所发生的现象，我们需要更多的观察、记录。
（萧梅老师点评）
刘老师：我很赞同萧老师所说，四位发言有许多相似之处，怎么从人类学角度理解“非遗”：1.去情景化。从原来社会生活中抽离出来，变成标签化、神圣化，离原来社会意涵很远。抽出来后，无法回归原来的社会生活中去。在音乐中存在许多无形（intangible）与有形（tangible）东西，例如江南丝竹，人和谐了，曲子就和谐了，这里面有许多难以言说的美。2.当地人的角色理解。不同的案例情景不同，当地人跟官方话语之间的角力过程中，有的表现消极，有的积极回应，有可能再生传统。前两位（凌嘉穗、卢芳芳）呈现了不同个案，这些个案之间一些比较的东西缺少。李静说的“动态性”，如其中是如何角力的，现代性语境下面对的问题，所谓的现代性是什么，怎么界定等。人类学在现代、非遗语境下怎么把动态展现出来？这些探讨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呈现。
（刘琪老师点评）
杨老师：台湾的小米丰收歌个例和贵池傩个例形成鲜明对比，一个不断的营造神秘成分，一个是迷信色彩的去除。因着政府立场不同，导致不同的结果。被神秘化，不一定是去语境化。
提问：1.“非遗”作为一种话语，为什么会这样热？
2.“非遗”让我们得到什么？失去什么？（提问人希望发言人用一句话概括）
凌嘉穗：非遗是国家权力对现代化的回应。让我们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性，在寻找自己的文化。在“非遗”中，我们更多地思考那些失去了传统语境中的多样性。
卢芳芳：我们国家的“非遗”是在经济高速发展，农民工进城这个大背景下，出现各种千差万别的现象。“非遗”是举头三尺有神明，无所谓得到与失去，还是要有一种敬畏。
李静：在《非遗公约》中，主要参加国是亚洲，就像纳日老师说的，在“非遗”中我们得到不想要的，失去了真正想要的。
李亚：“非遗”是国家自上而下的制度，“非遗”是一份工作。我得到的是，研究不再是学院内的一份报告，从应用的角度想真正为江南丝竹做一些事，多了一份超出音乐认知观念上的关注，如“丝竹”与民乐相比的话语权。
主持：潘天舒（15:40——17:15）
上海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张露丹《诵持万遍 妙理自明——我的学习感知与觉悟》的发言围绕自己的硕士期间的学习经历展开：首先，本科期间学习器乐演奏的经历使她对中国传统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硕士的学习期间以中国传统音乐作为研究方向，并开始学习了民族音乐学、宗教人类学研究。之后，作为阶段性的学习训练，选择了西安八仙宫作为研究对象，撰写了文章并发表。文章基于2013年8月在八仙宫的三场早课仪式进行实地考察，其中很重要的两点是仪式音乐民族志的写作和音乐在仪式中扮演的角色，尤其是个体差异对仪式音乐的不同：三天的早课仪式用时不同，不相同的人做相同的仪式用时不同，相同的人做相同的仪式用时也不同。通过这篇文章的写作学会了如何踏踏实实的民族志写作。分享了“道可道、非常道”的学习过程。
（张露丹发言）
华东师大人类学博士胡梦茵《云南藏区“地方”基督教的生成：秩序的重构与社会分类的实践》的发言以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茨中村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天主教进入村落与地方文化融合后形成了“地方”基督教的现象。基督教“地方性”表现在：社会组织、思想背景、历史渊源三个层面。地方基督教生成从认知和实践两方面来理解，认知指秩序的合理性，而实践指社会分类的可行性，地方基督教的生成过程正是认知和实践相贯通和循环往复的过程。“地方”基督教的生成不等于基督教进入的地方，地方性基督教的生成并非基督教也并非是基督教信仰归信、传习，而是一种观念层面的重构和实践层面的再生产。接下来，介绍了茨中村的基本情况，以及由基督教传入后所带来的当地人宇宙观、信仰、社会秩序的重构，尤其表现在地方性天主教的实践表现与藏传佛教这两套系统在重构“秩序”上的调试，并且这种调试所来带的状态随之处于变动之中。
（胡梦茵发言）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钱霖亮《国家领域中的日常宗教性：一家中国国营孤儿院中的民间信仰和实践》以稠江国营的一家儿童福利院为研究对象，通过2011年3月至八月以及2012年6月至八月的实地考察工作对“国家-宗教二元论”进行了反思。钱霖亮认为，晚清以来的中国，宗教一直在国家权力的压迫下生存，包括民间宗教和信仰在内的事例都被视为民间反抗国家的力量，这篇文章的目的在于以宗教信仰和实践进入国家领域的例子来反驳宗教力量必然被动的形象。在福利院中，慈善人士和工作人员都有着民间信仰。献爱心的慈善人士认为献爱心可以为自己和家人积阴德，工作人员默许了这种慈善活动，说明国家空间对民间信仰实践打开了方便的大门。福利院工作人员的民间信仰体现在以缘分来解释他们和弃婴之间的关系，认为有疾病和残疾的弃婴会对自己产生负面影响，过世的孩子成了“婴灵”等现象。最后，他提出，福利院的领导作为“国家代理人”是有自己的宗教信仰的，并且在国家公职上实践了信仰，国家宗教二元论如何解释这种悖论？
（钱霖亮发言）
评议人：黄剑波、邵京、杨德睿
黄老师：张露丹同学给我们做了一个优秀的学习报告，但是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田野观察和参与不够，同时，在研究中应该注意仪式是怎样在非仪式的环境中呈现的。她也将自己作为一个被观察对象，呈现了自己的学习过程，这是一个自觉的反思。另外一个重要的是“感觉”对于研究的重要性。钱霖亮的文章对于文献的梳理做的非常全面，问题意识和要讨论的话题也很清楚，这篇文章面对的读者也是海外学者。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应该对中文相关研究也进行梳理。但是摘要中的“本文意图扭转中国宗教在学界的被动形象”这句话可能会产生一些歧义，尽管要“反思国家-宗教二元论”，但是我听下来的感受还是在“框架中反框架”。
邵老师：我听下来的感受是都是在将理论套用田野，我们应该先不提理论，胡梦茵提到的理论是cosmology，结构主义理论家最喜欢提cosmology，在研究中提时间的轮回和永恒，实际是宗教人类学常谈论的问题，也是描述的问题，如果深入的进行了描述，就不仅仅是普适性和地方性的讨论的，因为天主教就是普适性的例子，如果找到了与普适性不同的例子，研究就很有意思了。地方性的解释，是解释教义的不同还是当地人对教义的理解、解释、体验是非常重要的。张露丹的发言让我想到了“造假”，造假不是不对的，造假的时候有犯罪感，更高一个层次的造假就像喝醉了，通过练习，去除自觉的约束，去观察早课的几分钟的差距，要去问他们觉得一样还是不一样，偷工减料和足本对在场的人的意义是什么。钱霖亮的“国家代理人”应该是虚假的命题，这个问题应该是社会的延续性在社会生活的不同场景中如何体现？民间宗教即使在国家的庙中也存在，这其实是场所与角色的问题。在这么丰富的田野材料下可以把二元论去掉。
（邵京老师点评）
杨老师：我的想法跟邵老师一样，二元论不用去说。我觉得可以反过来讨论，为什么会有二元论这种想象，这想象比我们的生活真实得多，对海外学者来说这样讲挺冒犯的。我觉得在里面好玩的事情很多，如“婴灵”。胡梦茵可以直接进入地方上的人怎么理解。“持诵万遍，妙理自明”这个需要更多的时间做田野，有些东西需要时间才能展现出来。
最后，纳日碧力戈教授对这次会议涉及到的内容与问题进行了总结：1.民族文化多样性和认同的复杂性。2.声音感知与社会组织。如何把物感物觉与物质层面结合。3.感悟反思局内观察。4.典籍化、神圣化、仪式化、都市化的问题。例如藏族通神，费孝通先生用了一个词“感愧”。国家在场，如灾后重建的问题。5.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反思“非遗”。6.地方基督教、民间信仰。民族志的理论研究，恰恰是不值钱的东西是最重要的，做整体的民族志。现在讲回归，不仅是身体的回归。 7.田野工作。大家做了大量的田野。 8.理论的定位。理论是需要的，但理论是做出来，而不是想出来的。比较民族志要尊重别人的田野经验。9.互相学习。交流发言人有着不同学科背景，需要互相学习。
会议临近结束，萧梅教授认为此次会议非常有意义，人类学的学生较强调与理论对话，我们的学生则多面向资料，彼此间要相互学习，并再次强调了田野的重要性。
上海音乐学院 孔崇景 左明月 尹翔 记录
（参会人员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