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点：上海音乐学院中217
主讲：潘天舒
主持：萧梅教授
综述：刘泓池
2015年11月04日下午，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部2015——2016（第一学期）选修课程《声音、身体与人类认知》跨学科系列讲座第七讲请来了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文化人类学专业的潘天舒教授，他与他的助手张梅胤博士跟大家一同分享了他们对医学社会化语境中被权威诊断并归入非正常范畴的两类“特殊”人群及其所处生活世界的田野探究。
（潘天舒教授讲座中）
该讲座涉及到两个研究，一为”看见声音：探索聋人——于无声处的田野体验：文化人类学视角中的上海聋人实践（2011）”， 另一为”精神障碍者污名化和病耻感（2011-）”。第一个研究是关于聋人手语所表达的声音是“看见的声音”；第二个研究则涉及与精障患者及其护理者在封闭环境中交流的“倾听的声音”。
讲座通过讲述这两个研究的田野过程与大家分享了”如何设身处地去看见和倾听’异声’ ”，“怎样重新思考正常-异常的边界”，“根据调查，提出何种接地气的政策建议”这三方面的工作及经验，最终目的是立足于中国实际的情况，重新思考西方后现代人类学对”民族志权威”的质疑。
第一个研究缘起于张梅胤博士的志愿者经历——标准手语无法与聋人沟通。潘教授首先从宏观的角度介绍了建立多重路径进入聋人生活世界收集数据的方法——参与式观察方法的变通使用。
潘天舒教授与张梅胤博士跟大家分享了田野中的一些具体问题。首先是手语的方言问题。不同手势在不同地区表达不同的意思，标准手语在实际使用中会带来误解。其次是“变换语码”的问题。聋人在实际生活中，会根据不同的需要灵活切换或混合使用标准手语和方言手语。第三是手语传递的声音。大幅度的肢体动作与面部表情表达激烈情绪时仿佛让人能听见声音。
第二个研究发源于几个针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政府项目。潘教授介绍了包括“焦点小组”、“工作坊”、“深访”几种采集数据调研方法的利弊。重点讨论了“污名化”的概念运用和现实状况，具体到精障患者及其护理者里自身的“病耻感”和社会层面的歧视、区隔正常异常的边界问题。潘教授推荐了戈夫曼（Erving Goffman 1963）关于“Stigma”的相关理论著作；也跟大家分享了“戴帽子”之类与“污名化”相关的田野口头表达。普及了把抑郁症概念带到中国的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教授用于诱导病人构建自身疾病解释模式（Explanatory Models）的八个问题，以及这八个问题在实际田野中的运用。
这八个问题分别是：
1. 你管这个问题（病）叫什么？
2. 你认为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3. 是什么原因使你认为开始发病了？
4. 你认为这个病有哪些症状？是如何发作的?
5. 病友多严重？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病痛？
6. 你认为病者该得到什么治疗？你希望病者从这一治疗中得到最重要的效果是什么？
7. 这一病痛引起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8. 你对这个病最大的恐惧是什么？
接下来潘教授介绍了他在2014年参与精障患者及其亲友的8周工作坊的田野经历与现有的精神疾病防治工作的制度，提出了以下的问题。
1. 病耻感/污名化的制度化因素
1) 《精神卫生法》（2013年5月1日）
2) 机构与疾病名称
3) “服药“话语与实践
2. 如何面对护理时间的挑战和困难
1) 特殊的护理体验（家长/伴侣/专业人员）
2) 金钱、时间、经历和感情成本
3. 如何“回归社会”（加强人际互动）？护理者的策略分享
4. 如何对现状进行解释，使之“去污名化”。
在当今社会高度医学化的语境中，被划归特殊的人群越来越多，聋人与精障患者都是受到这种结构性力量冲击的人群。单纯以科学标准来确诊和用医学术语来表述的针对所谓“疾症”和诊疗意见，对理解聋人和精障患者个体的疾病经历和体验，意义有限。人类学学者理应重视来自遭受疾痛困扰的个体的心声仔细分辨，设身处地倾听（empathetic listening）。在此也应重视应用人类学，重新思考“顶层设计”的问题，尤其是官方认定某一类“身份”的后果；尤其是对一些未曾预料到的结果要进行文化自觉和反思，特别是应该关注生物医学模式与文化模式之间的争论。在此，潘教授强调二者之间不是非黑即白的关系，以及两个模式对于不同人群的应用。如在聋人世界中，聋人更多处于中间地带，医学模式赋予他们选择的权力。而在精障患者的世界中，则二者皆是有限的，但运用两种模式的结合建立舒适区域有助于精障患者的康复。
在提问环节中同学们对精障患者比较好奇。在“污名化”方面，潘教授回答了文化对其的影响。在“去污名化”的方面，同学们提出社会性的问题，潘教授介绍了凯博文将在明年4月发起的全球性运动。同学们也关注到民族地区的精神卫生状况比城市更好，以及萨满对精障患者的帮助。潘教授则强调了在这类地区对舒适领域更容易的建立，社会关系的影响等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