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杨德瑞
杨德瑞教授，是英国伦敦政经学院人类学博士，任职于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此次杨老师来到上海音乐学院，针对主要以专业音乐教育为背景的师生们，展开了一期题为“道教音乐研究的新可能”的讲座，主要是从宗教经验和认知人类学的视角出发的。
（杨德瑞教授讲座中）
杨老师此次讲座的核心，主要是讨论了人类学的视角，如何有助于进一步推进道教音乐的研究。讲座分为三大板块：一、道教音乐研究的过去与现状；二、人类学式的音乐研究概观；三、展望人类学式的道教音乐研究。
在第一部分中，杨老师主要以上海音乐学院的刘红教授2010年发表于《音乐研究》的“当代道教音乐研究之定量分析（1957-2008）”一文为切入口，从统计分析的角度，详尽地介绍了道教音乐研究在当代的现状，并引出刘红老师提倡发展针对道教音乐的人类学研究，这涉及两方面的特征：其一，是采用田野考察的方法；其二，是能兼顾局内人与局外人的观点。
在第二部分，杨老师先就音乐的人类学研究进行了一个概述，讨论了音乐人类学的外形与内核，讲到了以下三个原则：一、音乐究竟是什么？它的指涉范畴是特定文化的产物，而非普世性的；二、音乐可以是抽象的“文本”、“传统”，但更是具体的行动和社会现象；三、人类学所追求的知识，不是音乐本身自在的意义，而是它对其周遭的社会文化有什么意义，进而对我们理解全人类的音乐文化提供启示。
在描述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与音乐人类学的根本不同时，他个人的观点认为：民族音乐学强调“民族传统”，喜欢“非物质文化遗产”，而音乐人类学更重视共时性的分析，完全不排斥对外来流行音乐进行研究。
随后，杨教授总结了音乐人类学的几种经典性的理论视角，主要包括强调阶级性的泛马克思主义传统、聚焦于社会集体的身份认同等方面的泛涂尔干传统、用于阐释音乐美感成立的文化条件的格尔兹理论、认为音乐与神话是人类心智逻辑的最自由的表现形式的列维施特劳斯结构主义、以及与肉体经验感受或宗教类事物相关的各种新兴探索的方向。杨老师针对每一个理论体系，都做了详细的介绍。
在上述两个部分的分析与铺垫之后，杨老师进入了第三部分，即对于人类学式的道教音乐研究的展望。他主要提出了三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探讨特定地方道教音乐的传承、变迁和传播与道教、与整个社会的关系。他举出了丁荷生所作的关于闽南走江湖的“阵头”对闽南道教影响的研究的例子，提出这类研究比较类似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研究，相对偏重社会和文化背景与环境，而非音乐本身。
第二种可能，是探讨当地人表演和聆听道教音乐时的经验、感受，并分析它们的文化意义。他认为这是经验与感受的人类学，加上诠释人类学，接近于音乐美学的研究，但是重点在阐释出他人的音乐美学、哲学和政治学。他认为这类研究目前比较欠缺。
第三种可能，是要探讨习练道教音乐，在培养道士的过程中法会了什么认知与学习功效，这是直接来自于认知和学习的人类学。焦点在于道教音乐的演奏者，而不是观众。杨老师提到，道教对于想象力、共鸣能力的要求特别高，同时音乐、语言、想象力、共鸣能力这些心智能力是错综交叠的，而学习音乐正是活络这个脑皮层区域的有效手段。
最后是同学们的提问。
第一位同学的提问是关于音乐人类学与音乐社会学的区别。杨老师认为这二者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人类学家能够胜任社会学家的工作，但是社会学家不一定能够完成人类学家的研究，这主要是由于近来的社会学比较缺乏长期的参与观察的工作。
第二个问题，同学提出，我们对于道教音乐的研究，是否也是对于他们原生的生态系统的破坏呢？杨老师认为这个问题是一定存在的，只要我们开始参与局内人的活动，我们就在影响他们。但是杨老师认为我们并不需要太困扰这个问题，这种交互是一定会存在的。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历史人类学的研究的，同学提出如果我们无法参与当时的历史活动，该如何去研究。杨老师认为这类研究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资料相对有限，并举出了明朝的道教音乐研究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道教音乐的象征性的问题。同学针对杨老师讲座中提到的“想象力”的问题，提出这是否是学者“先入为主”的观念呢？同时这种“想象力”可否称之为“象征性”呢？杨老师就此对他所提出的“想象力”进行了进一步解释，例如某一段音乐是要表现法师上天的过程，而我们对于这类“看不见”的场景，就只能依靠“想象力”。萧梅教授也就此问题提出了“萨满”世界中的例子，同时提出，这种“想象力”对于成为一个道士的作用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