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点：上海音乐学院中217
主讲：韩锺恩教授
主持：萧梅教授
综述人：左明月
韩锺恩教授《艺术—文化的美学边界与相应的听感官事实》为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部2015——2016（第一学期）选修课程《身体、声音和人类认知》跨学科系列讲座的第三讲。
韩锺恩教授开始“有感于梅里亚姆理念”，进而以三个实例讨论音乐的边界问题，接下来讨论了音乐与艺术、文化、自然、音乐学等的多重关系。最后，韩锺恩教授进一步就学术研究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思考并提出了音乐学研究的目标。
锲子·有感于梅里亚姆理念
梅里亚姆在三个不同时期所表述的音乐与文化的关系，即文化中的音乐（in）→作为文化的音乐（as）→文化即音乐（is）。2007年，韩锺恩教授提出，我们有没有可能由梅里亚姆给出的路径折返，即通过音乐是文化→音乐是艺术→音乐是音乐的路径逆行？在寻找音乐先验形式的过程中进行理论逻辑的还原？那么，时隔多年，今天是不是已然可以回到这个问题中去讨论。如果有边界的话，音乐的边界在哪里？其中，至少应该包括三条边界：音乐的文化边界，音乐的艺术边界，音乐的美学边界。
实例一：中国音乐文化史学术研讨会
2015年8月有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了“中国音乐文化史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的主题设问是：音乐是什么？艺术史什么？文化是什么？并以“音乐史+？”作为切入进行讨论。这次讨论的内容涉及到：超越音乐的音乐史，作为艺术与作为文化的音乐，解除尴尬为学科证明，回到艺术语境，认为的人本的音乐史。但是，讨论的结果：依然是“音乐+？”。因为音乐、艺术、文化三者之间是不可复合的。所以韩锺恩教授对这次会议的思考是，如何定位音乐文化史中的文化？这里的文化有没有被偷换了概念？
实例二：超感官空间——从听觉出发的非典型跨媒介艺术展演
2015年8月，韩锺恩教授应邀在上海二十一世纪民生美术馆观看“声立方——超感官空间”展演后，感慨道：“世道变了！”。他认为，此事呈现两个极端，即音乐不断远离自然的外化，不断拒绝文化的内化，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回应全息文化与纯粹声音这两端？于是，人类社会最初的一个关系裸露出来，这永远不对称的两者借着声音再次相遇。他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实例三：再听《黄河大合唱》
《黄河大合唱》中的《黄河船夫曲》曲调原型是民间船工号子。那么，此《黄河船夫曲》与彼《黄河船夫曲》有什么不同？我们在音乐的声音中究竟能够听出什么？读史料读不出激情，看乐谱也看不出感动，唯有声音才能听得出激情和感动。这里有一个本体，即一种本有的存在，艺术的自在，一种美学自觉。如同海德格尔所言：是其所并且如其所是。唯有用合乎音乐的耳朵去听其中的声音，才能听出与其合式的声音。
多重关系
古今中外，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总是离不开自然与文化的关系、文化与艺术的关系，艺术与音乐的关系，音乐与音乐学的关系，音乐学与音乐学美学或音乐人类学以及音乐史的关系。
1. 文化与艺术的关系
在这一些的多重关系之中，最容易忽略也是最容易出现乱局的当属文化与艺术的关系，在此讨论两者关系，不能把他们混淆成上下位类别划分的归属感文化，应该视为针对并围绕特殊问题呈现的并行范畴问题。
杨燕迪的文章《音乐与文化的关系解读：方法论范式再议》分别以海顿身份考察、德国社会批评理论与英美新音乐学和李皖解读新疆民间音乐三个例子说明音乐在文化中（in）、音乐作为文化（as）和音乐即是文化（is）的不同。韩锺恩老师认为这样的理论除了置于不同层面的逻辑指向之外，难道仅只是一种可以随意肢解的局部方法？
项阳的文章《音乐文化研究的音乐学人才培养之我见》中认为：在以音乐艺术为视角的相关研究中，常常将音乐形态单独抽取出来加以辨析，注入研究者在实地考察是更多将音乐艺人所承载的音乐记录下来做相关的音乐分析，却不去考量这些音乐形态何以会在民族、礼俗、社会、宗教等场合存在。如果不在这些场合中为用，失去了文化认同，艺人们失去了民间礼俗、生活来源等多种支撑的意义，这些音乐形态是否还能够活态承载与延续都值得考量。换言之，这也就是从这些学术视角把握音乐形态存在的意义。韩锺恩教授认为如果按照项阳的思路与理念以及视角去认知音乐，并将文化的意义非学理地取代并替换艺术的事实的话，则问题就呈现为：当音乐文化不断凸显进而取代甚至替换音乐作品成为研究重心之后，音乐之所以是的声音将置于何处？进一步，足以驱动所有人艺术-审美经验的声音存在究竟在哪里？在音乐存在自身还是声音存在之外？
2. 艺术音乐与文化音声的关系
当音乐艺术与音乐文化这样两个一般的概念演变成艺术（art music）与文化音声（cultural soundscape）这样两个具体范畴的时候，尤其当艺术实体被泛扩到文化论域中去以至于出现概念转换的时候，该如何应对？
音乐的存在方式是一个抽象的观念，其具体则有赖于艺术存在、历史存在、文化存在、生命存在而成型。2013年，在广西师范大学召开的“音乐学跨界问题研讨会”上于润洋先生提出“音乐是抽象的纯粹的形式语言”。如何有效区别并充分诠释作为文化产物的音乐、作为艺术作品的音乐、作为审美对象的音乐、作为纯粹形式的音乐？音乐文化史写作的底线，是否能够以消除音乐的艺术特性与审美特性作为条件或是代价？美学问题与社会历史问题发生冲突怎么办？
3. 美学问题与社会历史问题
关于美学与社会历史的问题，韩锺恩教授以钢琴协奏曲《黄河》以及《红色娘子军》为例进行讨论。钢琴协奏曲《黄河》第四乐章的高潮处出现《东方红》曲调，但是在文革之后，引起了批判，并出现了黄河船夫曲曲调替换的版本。《红色娘子军》中出现《国际歌》曲调，同样在文革之后受到了批判，并出现了类尾声曲调替换的版本。由此，审美之外的问题解决了，审美问题却产生了。于是，在音乐的文化边界、艺术边界、美学边界之后，似乎又多了一条政治边界。
进一步引发的问题
1. 艺术是什么？美学研究什么？
杨立青认为，艺术是对现代人思维方式的提问。现代人思考问题的方式是理性，一切自由规则。艺术自有规则，即符合艺术本身。就艺术音乐的美学问题而言，作品是工艺结构，之于工艺结构的作品是技术问题、艺术问题、美术问题。就传统音乐问题而言，韩锺恩教授认为：就传统音乐（如十番锣鼓、江南丝竹）而言，如果不置入到高文化论域之中，就不可能有美学问题的呈现 ，那么审美意象如果不设入艺术音乐之中，就不可能有听感官事实的呈现，更进一步来说，听感官事实如果不纳入到特定的归属，就不可能有临响本体的呈现。
2. 现象与本体问题
讨论边界问题时，究竟是现象命名还是本体指认？康德认为，只有现象没有本体，本体理论，不可表述。在这里，韩锺恩教授提及两个中国先秦时期的著作《公孙龙子》中的《指物论》和《旧约全书》中的《出埃及记》。
《公孙龙子》的第十四篇《指物论》中，认为“指非指，指即指，是，不成其为是，是，成其为是”。在《旧约全书》的《出埃及记》中，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和永有的。”这里所谓的自有与永有，应该就是本有。由此可见，本体与命名之间存在着的裂缝与间隙，必然导致认识的误解与语言的歧义。
3. 关于学术研究
（1） 摆事实讲道理 以及分岔独立之后的叙事与推论
韩锺恩教授的博士后合作者王晓俊问，如何强化思辨写作能力？引发了韩锺恩教授的思考，即叙事通过史料和归纳的方式呈现一个事实，思辨通过推论与演绎的方式陈述一个事情。就逻辑思辨（运用理论方法浮现一个众所不知的实事）而言，通过提出问题、辨析材料（包括历史材料与理论材料）、引经据典、逻辑推导诸环节。常见依托别种理论进行思辨作业可能出现的问题是，该理论是否合适你将要阐释的事实？你所理解的理论是否既有排他性？如何处理好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关系？
（2） 2条路径
韩锺恩教授进一步提问：在特定学术范畴与既定学科论域中，有没有不证自明的问题？作为学术基础或者学科前提，这样的问题究竟是学术默认问题或者学科确认问题？还是完全不可实证或者根本无需认证，进而，也彻底没法论证的无序论证？一条路径是：科学实证、史学考证、美学释证、哲学论证；另一条路径是：经验依托、感性记忆、直觉驱动，而且，往往是3个部分的完整呈现。于此相关，感官记忆→直觉意识→感性认知，不乏形成一个可进行逻辑衔接的规模结构，并与上述路径并行研究、整合结构、以突显新的学科增长点。
（3） 研究的二重性
研究最初的目的，无疑是把原来不甚清楚的事情说清楚，然而当研究到了一定深度的时候，除了讲清楚听明白的最低标准之外，是否也可以把原来已经讲清楚了的事情不说清楚？这是为什么？一来问题变复杂了（不可能只用简单方法去解决）；二来研究本身已然成为一个独立的事项（即将研究本身作为了目的）。
（3） 科学和实证的绝对依赖
吴国盛的文章《中国人对科学的误读》中认为：把科学等同于技术，把技术、知识甚至于知识分子视为工具，把原本分科是学的意思蜕变为于意见相对的具有确定性的知识。在理性至上、科学唯一、知识仲裁的现代性语境当中，要时刻警惕科学本身的杀伤力，尤其是对艺术甚至于哲学的扼杀。
（4） 实证与感性体验并及学科语言
实证中该不该包括感性体验？如何过排除的话，凭什么取消这一个的个别性雨这一次的有效性？如果容纳的话，要不要进行具针对性的描写雨表述？如果要的话，去不去寻找合适的语言？难道由人的感性体验所呈现的音响经验，就不能作为同样确凿可靠的证实依据吗？
（5） 讲清楚听明白
讲清楚听明白有五种可能，分别为：
第一种可能：讲清楚了，也听明白了，简单的正能量结果。
第二种可能：讲不清楚，也听不明白，简单的负能量结果。
第三种可能：讲清楚了，却听不明白，讲与听的错位（对牛弹琴）。
第四种可能：讲不清楚，却听明白了，讲与听的错位（小孩儿因饥饿啼哭）。
第五种可能：讲不清楚就是一种清楚，或者听不明白也是一种明白，讲与听的本体存在（无关他者总是这样讲与总是这样听）。
最后，韩锺恩教授提出了音乐学的目标是：让我们共同努力，在引领学生潜入学术水深火热的同时，坚定不移地依靠他们去打造学术梦之队！
学生提问：
Q：您讲到了高文化—低文化，这两者之间是否有转化的可能性？当低文化有了系统性并经过系统整理，能否说它已经脱胎于低文化成为高文化？
A：有这种可能性，但是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如果不是高文化的规则生成的东西，经过整理后已经不是原来的文化。高文化一般来说高文化的规训也是在一直变化的，有些西方人一直在研究原始文化，但是原始文化这个词已经不常用了，因为“原始”好像是低级的，就像“高—低”，在使用时也会带来误解，因为这之中有价值判断，但实际上是一种方式和另一种方式的问题，我们不应该被“高—低”误导。
Q：传统音乐的实地考察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是传统音乐是用文化的角度看还是艺术的角度看，我们是否可以回到“关系场景”这一层面来看？
A：目前的研究特征是多维的或是多重的，即尽可能将各个方面都考虑到。方法提供的是参照系，一定会产生误读。但是一定要清楚的以方法的结果与本身的结果是两个方向的问题。如中国视野下的西方音乐研究问题，即中国人看西方音乐与西方人看西方音乐，我认为中国人眼中西方音乐是事实，但是不能也没有必要提出一种所有中国人看西方音乐的标准要求。中国人视野下的西方音乐还是原本的西方音乐吗？当然西方人也是有偏差的。
萧老师：音乐人类学和音乐美学的对话应该持续下去。关于怎样界定文化也存在着很大的歧义和争论。但是，我们应该尽量避免在不同界定之下的争论。所以应该理解韩老师在一种什么样的界定前提下去阐述、引发问题，他的脉络和对每一个词的理解是什么。否则，引发的争论就会在不同的层面滑过，而没有聚焦。永远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即所谓一个说不清楚，一个听不明白。我相信每个同学对每一次讲座的理解都不相同，但是正如韩老师所说，也许某个理论并不适用你，但在误读的情况下也可能会引发很多思考。这其实是一个很真实的状态，是我们在世存有的“我是我”的问题。希望这个讲座可以很大家带来更多的思考和碰撞。
（讲座现场）
（本综述未经讲者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