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点：上海音乐学院教学楼北601
综述人：钟隽迪、熊玉媛、李亚、朱腾蛟
“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后简称“中心”）第六届“全国硕博田野论坛”于2015年4月30日在上海音乐学院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中心与四川音乐学院联合申请的课题项目《非遗之后：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研究》的田野考察与研究成果汇报，旨在探究非遗政策与中国传统音乐当代变迁之间的关系，以及其间呈现出的传统音乐之当代生命轨迹。本次论坛包括课题组成员汇报与圆桌讨论两个部分，并特别邀请了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中心副主任郑长铃博士(民族音乐学)和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罗杨博士（人类学）进行现场评议。同时，有来自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四川师范大学等学校的五十余名师生参加了本次论坛。
一、课题组成员汇报
十位课题组成员就自己的田野考察与研究情况进行了汇报，其中六位成员来自四川音乐学院、三位成员来自上海音乐学院、一位成员来自四川师范大学。报告分三场进行，每一位汇报人发言15分钟，郑、罗二位评议人就每一个报告分别评议5分钟。
第一场包含三个报告，由刘红教授主持（上海音乐学院）。
杨晓（四川音乐学院副教授）首先对来自四川的六个子课题之间形成的学术呼应和它们与“非遗”的关系进行了总体陈述，此后在汇报自己的研究成果《以非遗之名——侗族大歌的三重宏观叙事》。杨的研究探讨了“非遗”语境之下侗族大歌的“存活”情况、“非遗”保护策略目前遭遇的困境、学者们对田野的共同观察、以及她个人对进一步写作方向的思考。
卢婷（四川音乐学院教师）的《非遗之后：“觉囊梵音”田野的观察与思考》，对“觉囊梵音”为何申遗？从寺院走向舞台如何演？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吴双（中国音乐学院在读本科生）的《非遗之后——嘉禾伴嫁歌现状的调查研究》探讨了在非遗政策之下官方、媒体、学者、民间对嘉禾伴嫁歌的当代传承传播方式的影响，并且从仪式、舞台表演、民间传承人等方面分析了伴嫁歌在“非遗”之后的具体变化。期间，评议人郑长铃对“非遗”传承人制度的双刃剑效应以及政府在“非遗”工作当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解读；罗杨博士则就“非遗”保护应重视保护乡村原有的生态系统和传统制度、知识分子应该充当乡村和国家之间的中介或桥梁、尽量使宗教和艺术二者成为对等的关系、从家庭结构的变化考察伴嫁歌和生存土壤体系之间的互动关系等方面进行了评议。
（评议人：郑长铃）
（评议人：罗杨）
第二场包括三位报告，主持人为萧梅教授。
李伟（四川音乐学院本科毕业生）的《非遗之后——四川扬琴的个案调查报告》，就非遗之前四川扬琴的历史传统概况、申遗成功后政府官员的介入、以及践行非遗过程中的展演与经济运等问题作进行了探讨，并呈现了传承人、非遗机构、观众等不同文化身份人群对“非遗”的叙述与评价。
孙梦琪（四川音乐学院的2011级本科生）汇报的《非遗介入与西岭山歌当代化》，论述了非遗历程中在个人、团体、政府等多方合力的推动下，西岭山歌是如何被抢救、如何形成了现在的“现代化”的西岭山歌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周翔（四川师范大学讲师）的《马边非遗活态保护体系的分析——以“列目丛毕”仪式为例》，对马边彝族自治县列目丛毕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之下传承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等方面进行了阐释。期间郑、罗二为评议人将目光投向了报告所涉及的传承人问题，就观众是不是传承人、传承人自身的能动性等问题给予了回应，同时建议面对“列目丛毕”这样的仪式性文化表现形式而言，“非遗”也许是一种权宜之计，深入进行下去会很有价值。
第三场包括四个汇报，主持人为杨晓副教授。其中，与前几位报告者不同，曾河（四川音乐学院教师）既是一名调查者，也是一位蜀中琴人，他的报告《“非遗之后——成都蜀派古琴调查”写作报告》围绕2003年古琴入选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成都古琴传承人的艺术生活状态、古琴传承、琴人群体活动等方面进行考察，对政府、媒介和学术界思考古琴艺术的趋势和成果进行了展示，并对非遗保护运动和商业化浪潮中琴人群体自身的调适性给予了关照。
钟隽迪（上海音乐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的《“歌声中的记忆与认同”——上海码头工人号子传承现状的调查报告》，呈现了在当代生活和劳动中已然完全消逝了的传统上海码头工人号子在“非遗”语境之下的“存活”状态、及其其在传承中所面临着的“原生态”展演方式与“通俗化”商业模式取舍间的两难境地进行了分析。
秦思博士（上海音乐学院教师）《谁的非遗？——滇剧申遗前后》以云南戏曲剧种滇剧为对象，通过对专业演员、研究者、民间艺人、政府机构（非遗中心）、观众等不同群体的调查，分析对比了滇剧“非遗”前后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并引发了“非遗”归属问题——“谁的非遗？”的思考。
李亚（上海音乐学院2013级博士研究生）《社区重建？——“非遗”后的上海“江南丝竹”》观察和描述了丝竹文化当事人面对“非遗”保护工作的态度和看法，进而思考在非遗、社区和民间乐社三重视角下“江南丝竹”这一传统文化概念内在的复杂性，并提出“‘非遗’江南丝竹需要保护的是什么”这个问题需要深思。
二位评议人一致认为这四个报告对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的制定具有参考价值。郑长铃博士认为曾河的“局内人”的身份对于探讨这个问题有很大的优势；同时，面对码头号子这种完全脱离了原来生存空间的项目，也许最好的方式将是放入博物馆、档案馆保存，而面对江南丝竹和南音这样性质的项目，可以更多的关注和探讨局内人本身的应变和调适性。罗杨博士提及，政府的科层制逻辑对于运转江南丝竹这个“非遗”项目本身是否适用，需要我们深入思考。
二、圆桌讨论
圆桌会议种，萧梅教授、刘红教授、孙文研教授（上海音乐学院古筝教授，江南丝竹市级传承人）、杨晓副教授、郑长铃博士、罗杨博士、徐欣博士（中国音乐学院教师）、王先艳博士（中国音乐学院教师）以及“非遗之后”课题组成员与多位硕博研究生，就前三场课题各成员所汇报内容中延伸的问题以及“非遗”之热点话题等进行了互动交流。
主持人刘红教授首先对三场课题汇报作简要总结与回应。他指出多个报告中均所体现出，由于部分人对“非遗”保护的概念、内容和措施有一些不尽完善、不太正确的理解，因而导致了保护方法与保护状况的不尽人意。传承人孙文研教授（由上海音乐学院博士后宁颖代发言）从局内人的视角也就“非遗”保护什么、怎样进行保护以及“非遗”保护中的困惑等方面进行了阐述，以其自身实践经验呈现了上海市江南丝竹的“非遗”保护现状与问题。
徐欣博士通过指导其学生吴双进行嘉禾伴嫁歌的“非遗”保护研究过程中对“非遗”政策的思考，指出本次论坛的报告中体现出“非遗”保护工作中存在着诸多距离，如官方的文化诉求与民间的文化实践间的距离、学术规范与乡土知识体系间的距离等。她认为这些距离都体现出了学界对“非遗”政策的诸多反思，并指出“非遗之后”的种种变化实际上都是在现代性变迁之后出现的。因此，不应该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非遗”政策单方面，也应该认识到它的积极面。杨晓副教授从郑长铃和罗杨评议过程中提及的“生活”、“艺术”以及“宗教”等关键词，思考如何在研究中切入个案本质的问题；同时，她还提出面对音乐类的“非遗”，如何面对“非遗”保护中音乐形态上的变化与问题。
郑长铃博士提出应该对“非遗”的概念有清晰的认识。大家常常把“非遗”保护工作与“非遗”混淆在一起，是否评上“非遗”实际上是指是否进入“非遗”保护目录体系的问题，我国建立了国家级、省级、市级与地方级等各个级别的“非遗”名录，被评上进入名录的是“非遗”，但是没有进入名录的也同样是“非遗”。而对于“非遗”保护更重要的是要进入它的生存状态，从其所依赖的人、社会文化、地理自然环境的各个方面进行考察。此外，参与圆桌会议的其他学者、师生也都积极的表达了自己对“非遗”相关问题的思考以及对本次论坛的感受。
会议最后，萧梅教授对本次论坛进行了总结性的发言，一方面她认为每一个课题组成员在进行考察与研究时都应以“非遗”为切入点书写音乐民族志，不断深入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与理解，并以考察中所获数据与具体“非遗”保护措施的阐述来对“非遗”相关问题进行思考，这与课题的初衷是直接相关。此外，文化变迁是“非遗”及其“保护”工作无法回避的问题。另一方面，就研究者是否可以作为文化当事人与政府之间的粘合剂这一问题，引发了萧梅老师对于研究者自身的定位、音乐民族志的使命等问题的反思。此外，她还就“非遗”所表征的音乐文化蕴含着的价值，及其呈现出的区域性的“超社会体系”、文明与文化、差异性比较以及如何看待民间智慧等问题进行了阐释。
（参会人员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