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nomusicology的历史、理论与方法研讨课第八课综述

作者:发布时间:2013-11-26

时间:2013年11月21日13:30至15:30
地点:教学楼中414教室
授课教师:Carole Pegg教授
课堂综述:薛彬

阅读文献:
1、Pegg, Carole. 2001. Mongolian Music, Dance & Oral Narrative. Ch. 1 ‘Performances’ pp. 3-6 and Ch 3 Section ‘Performance Practices: the Borjigin Nair’ pp. 39–43.
2、Pegg, Carole. Sensing ‘Place’: Performance, Oral Tradition & Improvisation in the Hidden Temples of Mountain Altai. Oral Tradition www. Oral Tradition Internet Journal, 27/2 (2012): 1-3
3、Pegg, Carole.Factors Affecting the Musical Choices of Audiences in East Suffolk,England.Popular Music,Vol.4,Performers and Audiences(1984), pp.51-73

Carole Pegg教授第三节研讨课的主题为“听众:地方的,全球的与非人类的”(Audiences: Local, Global and Non-human)。梅里亚姆的模式假设了表演者与听众之间的同质关系。该研讨课探讨适用于梅里亚姆模式的蒙古乃日仪式中的音乐风格的运用与表演实践。

本次研讨课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哪种观众?观众里都有谁?第二部分:蒙古宴会(Nair)-传统的“旧蒙古”和当代蒙古。第三部分:研究方法论及提问环节(梅利亚姆的模式,“事件”,身体)。研讨课开始之前,Carole教授给同学们播放了她博士论文的田野录像:1950年代和1980年代同一个村庄的同一首传统歌曲,并给同学们演唱了一个当地人传承给她的歌曲。John Blacking在其著作《人的音乐性》中指出,音乐能力不仅指创作音乐的人,如果没有“组织聆听,那么也就没有音乐,没有音乐交流”。“听众”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地反映情感(喜欢、不喜欢)。那么,是什么影响了个人的音乐选择?听众是怎样反应的?教授在此批判了梅利亚姆模式中的反馈。不同的听众有自己不同的“声音理想”(sound-ideal)。Blaxhall村庄里的年轻人认为当地传统音乐是“噪音”(noise),反之亦然。教堂节庆的听众认为电吉他伴奏的美国黑人福音合唱是“噪音”。

Carole教授通过对20世纪初East suffolk地区存在的三个社会经济结构群体——地主、佃农、农业劳动者(包括吉普赛人)——使用的乐器、音乐类型、听众、表演者等方面进行分析,结合1980年代对该地区Maltings音乐厅的听众、学校学生进行的问卷调查,分析了听众对音乐的选择。最后教授说,年龄、性别和阶层都影响了听众的音乐选择。

在传统的蒙古乃日仪式中,声音和表演创造或再造了边界。当把“空间”(space)组织起来时,就成为了“地点”(place),“地点”是指通过音乐表演强化社会等级结构的舞台。教授详细讲述了乃日仪式时所有人、物的排列顺序、整个仪式的音乐进行过程,及现代Bayad宴会中歌曲的演唱顺序,都反映出个人在家庭、社会中的地位。

上面提到的East suffolk地区和蒙古宴会的音乐活动都是小范围的,听众对于整个活动的发生对音乐的期许也是一样的。表演者同时也是听众,是一个公共互惠的创造行为。他们分享同样的声音和行为,通过表演产生与受历史、种族、性别影响的想象联系。那么,非蒙古人也会产生同样的想象联系吗?教授带着蒙古音乐在剑桥和West Road音乐厅表演后发现,通过长调、马头琴、舞者的表演,听众在自己的想象中从自己的社会转移到了蒙古草原的开放空间和游牧生活,认为这些音乐很神秘,与萨满有密切关系。并且苏联对蒙古音乐的改编展现出国家文化政策通过音乐创造了和谐的社会主义者的民族身份认同。声音观念取决于听众的经验,这也是为什么剑桥的听众和蒙古听众对音乐由不同理解的原因。

教授最后给我们区分了两个概念:personhood与personality。personhood是指一个“人”的状态(the status of being a “person”),是可变的。该概念也一直在国际上被讨论。从人类学家的角度来理解,personhood不仅仅指社会、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还包括与所有自然界中存在的灵魂之间的联系。而personality指个性,是固定不变的,根据不同的地方、社会、文化而形成。

同学提问:

1、在人类学学科中,空间(space)的范畴大于地点(place)的范畴,比如福柯有关空间的论述。教授是怎样考虑这个问题的?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描述中,为什么用空间一词?

教授回答:我所说的“地方”(place)是具有具体的社会意义的,而我不知道space里面是否存在社会意义。目前对space还没有准确定义,需要继续探索。我对空间的理解是包括无边的太空,以及更大的人类活动范围。比如我们讨论全球化的时候,可以用空间的概念。此外,人类学家和联合文教科文组织对空间、地点的理解并不一定是相同的。

2、不同历史阶段、社会地位、性别的人们对sound ideal有不同的选择,而教授在本次研讨课上只是描述了这个现象,你能解释一下听众选择的原因吗?

教授回答:我说的虽然是一些现象,但是这些现象里面包括了听众的生活方式、阶层等等,而这些也是听众选择sound ideal的原因。在当代,音乐家在表演中就会主动选择他们想要表达的身份认同和人格。前面提到的West Suffolk地区的研究是25年前进行的,当时只是以梅利亚姆的模式为基础,只是想要知道听众是谁,而不关注表演和通过表演而产生的联系,也没有考虑到personhood。如果现在再进行研究,就会更加关注这些。

3、我想,在教授《Factors Affecting the Musical Choices of Audiences in East Suffolk,England》一文中,第66页写到公立学校中,13-16岁的男生选择Rock’n’roll/ted的有1%,但是表格2中则写的无人选择,即0%。

教授回答:哦,对,这是个错误,这是25年前的事,我都不太记得了。你有个鹰眼,哈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