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刘红教授
综述：矫英
圣餐礼仪与音乐——基督新教中的观察
报告人：南京艺术学院博士董大卫
报告人首先介绍了什么是“圣餐”，即一种教会务必进行的仪式，是重温神对人的救赎约定。通常圣餐仪式可以与主日礼拜连缀。圣餐礼仪是围绕着圣子（耶稣）作为代罪羔羊，赎罪祭的纪念仪式，重申圣经中对救恩的应许。礼仪中已完成的是耶稣代替罪人受死，未完成的是他的再来圣徒在新天国里同享圣筵。领受圣餐者规定为已洗礼的圣徒。
圣餐中的祭物与立约：圣餐的祭物是饼和酒，饼代表耶稣为世人舍弃的身体：酒代表耶稣受难时流的血：立约是神在旧约中晓谕亚伯拉罕和摩西关于他对世人许下的永远的拯救计划。
礼仪音声的构思要求统一性：要求仪式与选乐、礼文和讲道内容统一，用乐要与圣餐内容相关，文句与意景要前后呼应，主题统一。
圣餐礼仪所蕴含的多层神学意义：1、重温神的拯救计划；2、悔改称义，在神面前悦纳为义人；3、与人和睦，与神和睦；4、纪念圣子的牺牲以此为模范；5、预习天国的圣筵；6、盼望神国的降临，与神同在永恒中；与众圣徒敬拜颂赞神。董大卫强调神学意义要反映在礼仪选乐中。
研究根据与构思：讲者借鉴了曹本冶教授的仪式音声理论，首先在“三合一的整体”概念基础上提出气场的概念——是由情感、伦理、虔信结合仪式的展现对音声的扩展。第二是提出了点与圈的扩展概念。
讲者通过圣餐的英文词汇、基督教“一神”信仰观念及核心，在“使徒信经”和“尼吉亚信经”中集中体现，对基督教进行整体介绍。在此基础上，讲者对基督新教教会的中文教会部分进行介绍。
中文基督教的音乐部分，讲者介绍了其主要的形式：圣诵合唱曲，赞美诗、圣歌、音乐剧、译成中文的清唱剧、套曲等。从教会礼仪与音乐之间的关系上，讲者将重点讲述圣餐礼。中文教会的乐器有电子管风琴、管风琴、钢琴、手风琴、吉它等。圣餐礼仪的奥秘与音乐的关系等。关于仪式空间，讲者通过展示对新加坡四间基督教堂的调研视频来具体说明。他对其中的音声形式解读包括圣乐起奏、诗班合唱、礼文的宣告与回应、短祷、唱诗颂赞、歌词的寓意、诗班与乐器作为背景音乐、虔敬的动作、信众各自的冥想与启示等。对圣餐的时间与空间问题，讲者解读了圣灵工作的空间、历时角度的逾越节、设立赎罪祭、最后的晚餐以及为信仰遭破坏直到基督再来天上的敬拜音乐。音声在仪式中起强化氛围的作用，音声结合身体行为，空间，情感与思考强化体验，加强行善持守真道的决心。讲者还梳理出了圣经中与声音有关的记录，作为教会中的声音景观的进一步阐述。
讲者最后的总结通过空间景观、行为景观、声音景观和内心景观四方面来完成对仪式的场域、人、声音（音乐）及情绪体验几方面描述。最终说明音乐在基督教圣餐仪式中的重要意义。
泰国东北部音乐文化实录——以Molam为重点展示个案
报告人：中国音乐学院博士李秀明
选题缘起：讲者的研究隶属于国家重点研究项目《澜沧江——湄公河流域跨界民族音乐文化实录》。研究出发点着眼于全球性关注和跨界民族音乐现状调查。
讲者介绍了田野工作情况，田野路线涉及泰国南部、东部和西北部九个地点。田野工作团队分为中国和泰国两组，本报告讲者李秀明是中国组的田野记录人，她负责所有场记，资料回收和整理当天所有田野记录。
讲者首先介绍了泰国全境区域性音乐差异——泰国北部音乐受老挝音乐影响，南部受柬埔寨影响。中部音乐接近泰宫廷音乐风格。泰国北部跨界民族有阿卡、拉枯、傈僳、瑶族和苗族等。泰国各地区音乐风格迥异。
讲者的田野从对“Molam”的概念认识入手，“Molam”字面意思为“大师演唱”，与泰国宗教有关。讲者通过图片和视频展示了“Molam”演唱形式，乐队伴奏规模，歌曲的演唱内容。强调目前“Molam”处于舞台化发展趋势与原生性表现形式并存的状态。演唱形式为男女对唱、男声独唱、女声独唱，讲者发现“Molam”师在演唱时，对沙哑的声音较为偏爱。演唱内容有“Molam”诗、“Molam”故事、与祭祀有关的“Molam”。而舞蹈表演形式有独舞和对舞，其特点是动作缓慢，以手部动作为主。伴奏乐器主要是泰国的“笙”（泰语：kan），这种笙只能做为伴奏乐器，没有自己独立的旋律，但是能模仿各种日常生活中的声音，如狗叫、汽车声等。讲者也强调了作为音乐学者在观察一件乐器上的优势，如，泰国笙的笙斗是由一种软性的“蜡”制成，其作用是在笙的演奏过程中随时可以取一小粒软蜡塞住笙孔，以改变乐器的音高，音乐学家的优势是可以把泰国笙的构造特殊性直接与其发出的声音变化相联系。“Molam”的传承方式分口传心授和高校传授两种。目前“Molam”的生存状态与泰国社会生活、观念、信仰、宗教和国家给予的保护等息息相关，讲者也通过田野体验到“Molam”的主体性值得关注，虽然受到了西方音乐的冲击，但是“Molam”音乐依然鲜活的存在于泰国的社会生活中。讲者把“Molam”演唱也进行了社会学角度的思考，引用美国人类学家R雷德菲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概念强调“Molam”音乐的作用不是纯音乐的，更是一种普遍的哲学观念。对“Molam”音乐内在性质的考察也是对这种音乐持有者的生存方式的理解及其音乐观的探索，不是单纯的音响分析。
最后，讲者对自己的田野工作提出几点思考：1、本次田野考察的资料丰富了国内对泰国音乐的认知，获得了大量翔实的音声及文本资料。2、跨国研究项目的展开是民族音乐学研究走出国门的良好开端。3、采访了大量国家级艺术家、民间班社艺人、大学教师、亚洲音乐研究者，建立了良好的田野关系，为今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4、反思当地持有人的文化自觉意识及泰国的音乐观念与精神领袖之间的关系对中国民族音乐研究具有一定借鉴意义。5、泰国的国际化与乡土化的强烈对比产生的文化差异带来田野震撼。
提问环节：
吕梅斯教授：我想问董大卫，关于你阐释曹本冶教授三合一整体概念的三角形图示与你的“点与圈”的扩展概念有什么样的关系？
董大卫：这两图示的概念均来自曹本冶教授的仪式音乐理论，我是在此基础上加入了我对两种模式的扩展理解。
吕梅斯教授：有没有闽南话的礼仪敬拜？
董大卫：教会有专门的礼文，每种礼文中都详细记载了各种仪式敬拜的程序，所以礼仪形式是很标准的，不管是闽南话还是普通话的赞美诗都是从圣诗集中选出来的，是统一的。
吕梅斯教授：但是使用闽南话、普通话或英语去唱，通常词义会发生很大变化的。
董大卫：歌词从中文翻译成英文都是按照教会的内容说的。
萧梅教授：在你的研究中其实核心是情感和体验，我目前也很关注这个问题，比如“体现”（embodiment），如礼仪、制度或音声等是如何体现的，但是情感是如何体现的？你的个案调查有没有关注？
董大卫：首先是确定自己的身份，我是神的孩子，我跟神的关系是父亲跟孩子的关系。我与神的感情是亲密的。
刘红教授：情感的表达会由于表达方式、语言和环境等因素的不同而改变，这些是如何引导情感体现呢？
吕梅斯教授：我插入一个问题，在广东潮州，那里的教会也用引文，但是当地人不满意，因为不顺口，所以他们会改变音调来配合语言的韵律，这样才觉得比较顺。不知道在新加坡有没有这种差异？
董大卫：在新加坡用方言礼拜的也有，客家的、福州的、莆田话、广东话、潮州话、闽南话都有，但是在教会里我们都是讲普通话。
任宗权道长：泰国历中国很近，他们的乐器、唱法和流派等是否与中国云南的音乐风格有关联？
李秀明：有的，我的田野展示是个“点”，但是“Molam”有个从老挝到泰傣的“线”我没有展示。
萧梅教授：前面你说这是个中国音乐学院的普查项目，我不知道你以后会不会以此为你的研究个案，如果是，我在这里为你提供一个线索，泰国的泰族与中国的壮族有很密切的关系，实际上你看到的“Molam”都是外围的东西，而最核心的是你没有看到的“Molam”萨满，“Molam”和壮族的魔婆（实际就是萨满）在仪式上所唱的叙事长歌是一样的。
外来提问者：请问，董大卫老师，你所说的情感多变是在一首歌里表现的吗？
董大卫：不是，使用多首歌来表现。
刘红教授总结：在论坛的尾声，用习近平主席夫人其中一首代表作歌名来总结，那就是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