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研究》2010年第2期
摘 要：当代道教音乐的研究，成果丰硕，数量可观。文章试图基于相当数量级上的数据统计及统计结果分析，探索数据的内在数量规律性，归纳总结出道教音乐研究中某些具指导性、参考性的指标和因素，以达到对过往道教音乐之研究成果作客观认识，对后续道教音乐研究作参考启示的目的。
关键词：当代；道教音乐；定量分析
前言
1991年，曹本冶、史新民在《音乐研究》发表的《道教科仪音乐研究现状与展望》（曹本冶、史新民 1991：65-68）一文，是当今较早对道教音乐相关研究状况做总结评述的文章。随后，计有“Current Research of Taoist Ritual Music i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Tsao Penyeh. Shi Xinming 1998:118-125）《道教科仪音乐之现行研究》（史新民 1996：111-114）《道教科仪音乐研究的回顾与存在的问题》（甘绍成 1998：53-56）《20世纪的道教音乐研究回眸》（甘绍成 2000：101-103）《本世纪中国道教音乐研究综述》（刘红
毫无疑问，通过上述具有回顾展望意味的综述、概论，于基本、概观层面，可以了解到当代道教音乐研究的大略状况、势态。然而，细化一步，倘若在基本、概观层面之上，量化现有的研究成果，以具体数据作参照，将当代道教音乐研究状况“数字化”，令“局外”的观察者（outside observer）和“局内”的研究者（inside researcher），对道教音乐到底做了哪些具体研究，以及道教音乐做了怎样的研究“心中有数”，必将对优化更为深广的后续研究发挥作用。这是本文意欲对当代道教音乐研究做定量分析的初衷和原由。
之所以采取定量分析的方法对当代道教音乐研究状况作评述，是因为，当代道教音乐的研究，成果丰硕，数量可观，在相当数量级上通过数据统计及统计结果分析，可探索数据的内在数量规律性，归纳总结出道教音乐研究中某些具指导性、参考性的指标和因素，以达到对道教音乐之研究成果作客观认识，对后续道教音乐研究作参考启示的目的。
严格意义上而言的当代道教音乐的学术理论性研究，以陈国符当年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执教期间，著成《道教斋醮仪源流考》一书，随后，从该书中取其中有关道教科仪音乐的部分作增补，写成《道乐略稿》一文，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道藏源流考》为标志。[1]通过对此后超过半个世纪的这一时期发表、出版的道教音乐的论文和著作作统计、分析，文章围绕相关联着的道教音乐研究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进行讨论，即：
当代道教音乐做了哪些研究？
当代道教音乐做了怎样的研究？
以回答此一问题为前提，继而探究：道教音乐如何继续研究？
一、相关概念的解释及有关统计数据的说明
（一）相关概念的解释
1.当代
以“目前这个时代”来解释“当代”，当代实在是一个模糊含混的时间概念。本文选择上世纪1957年至本世纪2008年作为时限，对此间长达五十多年的当代道教音乐研究作定量分析，不是因为这一时段与“目前这个时代”在时间概念上与“当代”吻合，而是因为吻合“当代”这一时间概念的此时段的道教音乐研究，基本反映了当代道教音乐研究的总体面貌，具有实际而典型的意义。根本理由是，这期间所进行的道教音乐研究，概念明确，成果彰显，数量众多，具宏观把握上的代表性。
2.道教音乐
在本文的叙述中，学界称呼的“道教音乐”（简称“道乐”），归属宗教音乐范畴的概念，专指在道教斋醮科范仪式活动中使用的音乐。“道场音乐”、“道教科仪音乐”、“道教仪式音乐”等皆属这一概念和范畴的别称。又因为，道教与属于哲学思想范畴的“道家”有深切的关联，因此，少数着眼于道家哲学范畴内关于音乐探究的文论，亦包含于本文的分析数据之中。
3.研究
怎样的论述可以被称之为道教音乐之“研究”？本文要对“研究”的标准和要求有一明确的规范。依照一般概念，如果按照“是一个主动和系统方式的过程，是为了发现，解释或校正事实、事件、行为，或理论，或把这样事实、法则或理论作出实际应用”来理解“研究”的话，那么，本文在“道教音乐研究”之相关数据的统计上，采取的是学术性钻研、探索、商讨、考证、评述等具有“研究”之本质特征的标准和要求。因此，一些道教音乐之常识性介绍、有关道教音乐活动的新闻报道、相关工作报告、总结之类的文章，以及手抄乐谱书本之类，不列入“研究”范围计算在本文统计数据之中。
（二）有关统计数据的说明
1.数据来源
相关数据来自于四个渠道：笔者收集整理记录；CNKI中国知网；《中国音乐年鉴》；《20世纪中国音乐史论研究文献综录：宗教音乐卷·道教音乐》。（史新民 2005）
四个资料来源的优长和缺陷：
笔者自1988年开始进入道教音乐领域作收集整理及学习与研究，考察过湖北武当山、武汉长春观、江西龙虎山、江苏茅山、苏州玄妙观、上海白云观、城隍庙、北京白云观、西安八仙宫、陕西楼观台、陕北佳县白云山、四川青城山、成都青羊宫、沈阳太清宫、山东崂山太清宫以及台北指南宫、高雄文化院、香港篷瀛仙馆、青松观、圆玄学院等台湾和香港各主要道堂、宫观。1993年至1997年，于香港中文大学修读博士学位及其
以“道教音乐”为主题搜寻，CNKI中国知网辑录自1979年至2008年关于道教音乐的各类文章或新闻报道共有588篇（条），资料来源不仅涵盖各学科领域，而且刊登发表于报纸、杂志与道教音乐主题相关的文章，不分巨细一并收录，堪称道教音乐资讯收录最为齐全的一个媒介。作为本文的信息参考依据，知网“齐全”的优长伴随的缺陷是“纷杂”，“电脑”提供的资料仍需要“人脑”作处理、筛选，以符合本文于“研究”概念上的标准和要求。更重要的是，齐全的收录中不难发现，少数学者学术行为不端，或一稿多投，或改头换面将内容相同、相似的文章在不同刊物上作重复发表。这种情况之下，若“照单全收”，定会构成统计数据与实际研究之数量、质量不相符合的差误。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辑出版的《中国音乐年鉴》，自1987年首次出版以来，除1995卷、2000卷、2001卷之外，每卷都设有“宗教音乐研究”板块，对该领域上一年度发表或出版的论著做文献辑录及回顾综述，道教音乐研究占有较大比重包含在内，其中的1997卷更辟“1996年度道教音乐研究”专栏作特别评述。[2]至本文撰写之时，“年鉴”出版至2005卷，共辑录道教音乐研究论文约131篇，著作8部。惜早些年所录资料以音乐期刊发表者为众，而人文学科尤其是宗教类期刊发表的道乐研究论文略有缺漏。
《20世纪中国音乐史论研究文献综录：宗教音乐卷•道教音乐》辑录了从1963年至2000年以来发表在报刊、杂志有关道教音乐的各类文章409篇；清末至2000年出版的著作81部。这一综录前面有对道教音乐的综述、概括，后面有道教音乐论文目录、论文提要、论文选登；著作目录、著作提要、著作选登等，颇具参考价值。然而，应对本文规范的“道教音乐”之范围，以及“研究”之标准和要求，该综录相当数量诸如“锡伯族萨满歌舞和巫术的表现形式”、“论原始巫及有关文艺”、“加强历史紧迫感，努力做好宗教音乐挖掘研究工作”等文章，以及《寺院音乐》《浙江民间吹打》《道教文化与生活》《中国民间信仰论集》等著作，显然不能列入统计范围而作定量分析。综录中亦有一些错漏留待修订、完善。
于是，本文做定量分析的基本数据，是综合了上述四方面的资料信息，以前面解释和说明的相关概念和标准为规约作甄别、筛选再作统计整理的。
2.统计方法
统计数据作为客观事物的一种数量表现，是事物必然性与偶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偶然性使得对同一事物的多次观察得到的统计数据有差异，而必然性则隐含在统计数据本身。遵照统计学上的这一原理，本文做定量分析的意图和追求，无外是通过数据统计的方法，尽可能去掉数据所呈现的道教音乐研究中出现的偶然性，找出统计数据中所隐含之道教音乐研究中内在的规律性。技术上，本文参考ISO（国际标准化组织）在数据统计上的某些规定，运用“数字数据统计”和“非数字数据统计”两种方式进行。（王毓芳、郝凤玉 2002）
数字数据，由数字码组合成数据，用以表达定量描述的道教音乐研究状况的相关数据。
非数字数据，是用文字表达的数据，表达的是定性描述之道教音乐研究的质量数据，如信息、状况、评论、议题、设想等。
统计方法，同样采用ISO 9000所归纳的两种类型，即“统计型方法”(适用于数字数据的统计方法)和“情理型方法”(适用于非数字数据的统计方法又称为非定量统计方法)。两类统计方法之不同特点如下表所示：
表1：
数据统计的具体做法是：采取逐年逐篇计算的方式，将自1979年至2008年以来超过500篇的道教音乐论文、文章，以及1957年至2008年超过80部的书本作数字统计，然后，根据本文所规限的概念，以具学术性之“研究”为标准，对统计到的文章、著作作鉴别、筛选，再将此结果作为研究数据而记录。
3.统计项目
统计项目包括：论著数量；论著类型；作者及论文发表数据；各类论文比例；论文发表走势等等。
便于分析，在对论文和著作作统计时，笔者将论文和著作做了类型划分。
论文分为五个类型，即：
Ⅰ型：实地考察报告、研究。这一类型记录的是基于实地田野考察而完成的论文，依“报告”和“研究”之不同侧重，此类论文又有两种略不相同的细分：一是较为完整的某一仪式或某一宫观的个案考察报告；二是以实地考察为基础而进行的理论分析研究。例如：《白云观道教法事科仪调查报告》《“全真正韵”采录整理报告》《道教仪式执行者的训练——香港全真派道馆的实例》之类。
Ⅱ型：地域性、专题性音乐形态研究。这一类型记录的是限于某一地域之道教音乐的研究，或是就道教音乐某一方面做专题性形态研究的论文。例如：《苏州道教进表仪式音乐》《南汇道坛音乐曲牌及其特点》《晋北道教音乐字谱翻译的宫调问题》之类。
Ⅲ型：文史探索考究。这一类型记录的是对道教音乐起始由来作历史追溯，或就道教音乐呈现的某些历史现象作考查探究的论文。例如：《道乐渊源探析》《试谈武当山道教音乐在历史演变中的三个时期》《‘玉音法事’谱面结构试析》等等。
Ⅳ型：概述、概论。这一类型记录的是概观性对某宫观、某类型道教音乐做总体概括、综述、评论的文章。例如：《道教音乐研究综述》《川西道教音乐概述》《台湾的道教醮祭仪式与科仪》之类。
Ⅴ型：交缘比较研究。这一类型记录的是从相关交缘学科领域对道教音乐作审视研究，或将道教音乐与其他相关音乐文化现象作比较研究的论文。例如：《佛、道音乐美学思想比较研究》《浅谈江西赣南道教歌舞的审美意蕴与客家文化特征》《道教音乐与传统医学》之类。
著作分为三个类型，即：
Ⅰ型：学术理论著作（含论文集）。例如：《中国道教音乐史略》《道乐论》《第二届道教科仪音乐研讨会论文集》之类。
Ⅱ型：以乐谱为主要内容配有文字论述的乐谱专辑。例如：《中国武当山道教音乐》《玉溪道人传谱——全真正韵谱辑》之类。
Ⅲ型：设道教音乐分科的辞典或含有道教音乐之独立篇章的著作。例如：《中华道教大辞典》《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大典（宗教学）》之类。
二、数据与分析
（一）论著数据
在国内五大宗教中，[3]相比较于其他宗教，道教在社会影响力上略显势弱，但就国内在道教音乐专题性研究方面而言，则成果彰显，论著数量可观，强盛于其他宗教于音乐领域的相关研究。根据田青的有关研究做统计显示，至2002年，佛教音乐研究的论文有262篇，著作22部；基督教音乐研究的论文有86篇，著作32部。（田青 2005：29-46；453-455）天主教音乐及伊斯兰教音乐的研究较少。[4]
现将笔者整理的1957年至2008年之道教音乐研究论著数据作统计列表如下：
表2.论文发表简况表
从上面表2和表3所列可见，1979年至2008年，共发表学术性道教音乐研究的论文290篇，其中，音乐类专业期刊发表文章172篇，非音乐类的文史哲类其他学刊发表文章102篇，内地发表文章274篇，境外发表文章16篇，内地发表的文章与境外相比，于数量上明显占优，差别悬殊；1957年至2008年，出版与道教音乐相关的著作57部，其中，内地出版著作34部，境外出版著作23部，数量上作比较，内地和境外差距不大。
（二）数据分析
1.论文部分
表2数据显示，道教音乐研究论文的发表曾出现过几次热潮：
第一波热潮：八十年代中后期；
第二波热潮：九十年代初中期；
第三波热潮：近期（2005年后）。
详情见下表：
表4：论文发表走势图
略作分析，几个引导性因素促成了这几次热潮的形成：
热潮形成的基础预备
1957年至1960年期间，国内一些学者在部分道、佛教音乐的采集及记谱整理上为后续开展的该领域研究建立了预备基础和学术指引。其间，较重要的研究成果包括《宗教音乐•湖南音乐普查报告附录》。（杨荫浏 1958/1960）这一资料中，部分地对湖南衡阳地区的道教音乐，包括“应教”和编者所称的“巫教”音乐作了乐谱记录和简要的文字解说。[5]同期，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对苏州玄妙观的《全符》《全表》《火司朝》科仪进行了采录整理，并编撰了《苏州道教艺术集》一册，（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编 1957）其中除了有一篇文章对苏州道教音乐作简略概述外，还有以工尺谱记录的仪式音乐乐谱，并附有图片和对仪式中道士们行法动作的记录和描述。除上列两份资料，其它同期对道教仪式音乐的研究还包括扬州市文联所编《扬州道教音乐介绍》（扬州市人委文化处、扬州市文联编 1958）；李石工等人记录翻译的《佳县白云山道教经韵八套及笙管曲二十七首》；（李石工编 1958）杨荫浏与曹安和合编的《苏南吹打曲》（1957）[6]等。
热潮形成的时机和条件
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学术界对宗教音乐的研究陷入了停顿。文化大革命后，中断了二十多年的道教音乐研究在80年代开始复苏。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具有两个明显的倾向：一是继承前期对道教音乐的采集及记谱整理。学术界带着具有使命感的急迫心态，对因中隔时间长久、乏人传承已到了濒临消亡的道教音乐作了抢救性质的采录收集；二是道教音乐的研究，开始走出以采集、记谱为主的模式，逐步将道教音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系统性的理论研究与分析。在此期间，首先恢复了中断多年的实地调查采录工作。随之，不少地方开始陆续汇编由实地考察所得的道教音乐资料；尤其是规模浩大的全国性汇编工程《中国民族民间音乐集成》，其中之《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正式把道教音乐和其它宗教音乐列入收集范围之内，在全国各地区收集和整理道教音乐。继上海音乐学院的研究小组对上海及邻近地区的道教音乐以录像进行收集整理之后，武汉音乐学院的《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湖北卷》编辑部，对武当山道教音乐进行了实地考查，编辑人员以音响、乐谱、图片、文字和摄影、录像等形式对武当山道教音乐进行了记录与整理，并出版了《中国武当山道教音乐》（史新民主编 1987）一书。其他各地的音乐学院和研究单位，也分别对北京白云观；川西青城山；沈阳太清宫、千山无量观；山东崂山以及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道教仪式音乐进行了采录、收集和记谱，并印行了部分经韵曲谱。
1982年，任教于上海音乐学院的陈大灿在参与上海、茅山等江南地区的道教音乐考察工作时发出呼吁：重视道教音乐的搜集和整理，（陈大灿 1982：80-87）引起道内有识之士和学界部分学者的共鸣和关注。此间及前后，陈国符发表的《明清道教音乐考稿》（1981：2-51）等几篇份量厚重的史证性研究论文的发表，以及李养正、卿希泰、王小盾等非音乐界学者参与道教音乐的相关研究，令道教音乐的研究在学术视野、学科定位及学术规格上构筑起了较高起点。
与此时期相若，港台地区的学者，如香港的曹本冶，台湾的吕锤宽、李秀琴、许瑞坤等，对香港和台湾地区的道教音乐，也分别进行了实地考察和学术理论研究。特别是1985年由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中国音乐资料馆、香港民族音乐学研究会举办的“国际道教科仪及音乐研讨会”，汇集了海内外国际学术界权威学者，专题性地对道教科仪和音乐进行了探讨。其后，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又分别于1989年和1991举办了两次“道教科仪音乐研讨会”并出版了两册论文集，进一步推动了道教音乐的研究。
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互动并进，是几次研究热潮形成的又一重要条件。武汉音乐学院、香港中文大学、中央音乐学院等高校，先后培养了一批以道教音乐作为研究方向的研究生，而且还成立了专事道教音乐研究的学术组织和机构，如武汉音乐学院的“道教音乐研究室”、香港中文大学“中国大陆、香港及台湾主要道教宫观传统仪式音乐的地域性及跨地域性比较研究”项目，上海音乐学院的“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等。至今，以道教音乐研究为专题而获得学位的博士、硕士有十多位，形成了一股较强的学术力量，自90年代初中期开始延续至近期的几次研究热潮的形成，直接原因之一，即是这些学者研究成果的集中涌现。
正是在上述预备基础、前提条件和适逢《中国民族民间音乐集成》这一国家重点文化工程全面展开，以及部分高校培养专门人才、建立相关研究机构从事道教音乐专项研究之推动下，不被人们熟识的道教音乐这一生僻的研究领域，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逐步由学术冷门形成了研究热点。
2.著作部分
表3数据显示，道教音乐著作，尤其是学术理论性研究著作，于80年代末开始较大量出版。此前，该项出版以田野搜集所得之乐谱资料为多，由此时段开始，进入较深广层面作道教音乐学术理论性研究的著作陆续出版面世。其间，一些具代表性、标志性的成果，展示了道教音乐研究的阶段性特色和价值。例如，“文革”后第一本较全面对一个道教宫观之仪式音乐作完整记录、整理的《中国武当山道教音乐》；（史新民主编 1987）第一本于概观性角度对道教音乐作较全面系统论述、介绍的《道教音乐》；（周振锡等 1994）第一本系统梳理道教音乐起始由来及发展演变状况的《中国道教音乐史略》；（曹本冶等 1996）第一部设道教音乐分科的大型道教辞典《中华道教大辞典》；（胡孚琛主编 1995）第一本用英文出版的道教音乐著作Taoist Ritual Music of the Yu-lan Pen-hui (Feeding the Hungry Ghost Festival) in a Hong Kong Taoist Temple；（曹本冶 1989）以及“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计划系列丛书” [7]出版的二十一本道教音乐专著等。
3.相关问题
（1）研究层面比例失衡
笔者对发表于各学术期刊杂志的道教音乐研究论文做过数量比例统计，其结果如下：
各类论文比例图
统计数据表明，在所有研究成果中，概述、概论类的论文最多，共97篇，占总数的33.4%；交缘比较研究类论文次之，共72篇，占总数24.8%；地域性或专题性研究类论文58篇，占总数20%；文史探索考究类论文50篇，占总数17.2%；田野实地考察类的论文最少，只有13篇，占总数的4.4%。
这一统计结果值得重视。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道教音乐涉及的是一个层面广泛，现象复杂，特性显著的宗教文化现象，道教音乐作为道教科范仪式的构成因素，直接贯穿体现于道教仪式的整个过程之中。因此，田野实地考察，掌握第一手资料是从事此项研究的基本前提和必须。虽然，一些不一定需要作田野实地考察的文史探索考究、交缘比较之类的研究，可以是文本、典籍之类的检索、推论、探究，但是，缺乏实地考察资料作支撑、印证，某些文本到文本的纸面研究，难免空洞甚至失实。一些改头换面、没有实地考察体验，文本互换、转抄的拼凑之作，更是于学科的健康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文本研究与实地考察比例失衡的研究状况，应该得以调整、改善。
另一个有关全国（限于内地）道教宫观数量及常用道教仪式的两个数据，更提示我们应对文本研究与实地考察比例失衡这一问题予以足够重视。内地到底有多少道教宫观？由于统计标准和条件不同，难尽其详，就笔者从国家宗教局、中国道教协会以及各省市道教协会了解到的资料，以及从“香港道教文化中心”根据各地电话黄页信息加以综合、统计的结果表明，目前遍布全国各地的大小道教宫观约5000多处，加入各宫观常用之100多个道教仪式这一数据，相形之下，我们目前在以田野考察为基础的实证性研究显得相当薄弱。
在有限的以田野考察为基础的道教音乐研究中，所涉及的地域范围也有一定的局限和失衡。以出版的著作为例，研究项目涉及到省市地域范围的计有：湖北（武当山）、四川（青城山、青羊宫）、浙江（杭州、温州）、云南（剑川）、北京（白云观）、江苏（苏州、茅山、无锡）、山东（崂山太清宫）、陕西（佳县白云山）、江西（龙虎山）、上海（白云观、城隍庙）以及台湾、香港等，而诸如东岳泰山、北岳恒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中岳嵩山、陕西楼观台、龙门洞、西安八仙宫、武汉长春观、兰州白云观、南昌万寿宫、广州三元宫、重庆老君洞、安徽齐云山等等这样一些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名山古观至今仍未涉足。
倘若采取：宫观→科仪（整套完整科仪；单个独立科仪）→个案分析研究的方法和模式来要求我们作道教音乐的实地考察和研究，某种程度上而言，现阶段我们于道教音乐之实证性研究上，仅仅只是开了一个头。
（2）研究成果与研究者比例失衡
有多少人从事（过）道教音乐的研究？
表5.作者及论文发表数据统计表[1]
表5显示的数据可见，总共发表的290篇道教音乐论文，是由境内外、道内外131位作者完成、发表的，人均发表2.2篇。另两个数据基本反映了当代道教音乐研究者的实际状况：131位作者中，发表论文5篇以上者有15位，[1]发表论文156篇，占总数53.8%；发表论文10篇以上者有6位，[2]发表论文111篇，占总数38.3%。
这一数据表明，大多数作者只是一时间偶尔做过少许道教音乐的相关研究，绝大多数成果基本集中于近10人持续性的惯常研究之中。与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相比，明显存在着研究人员与研究成果比例失衡现象。这一失衡比例，直接导致和产生了相对少量的研究者与分布广大、数量众多的研究对象之间的更大失衡现象。
（3）如何评述当代道教音乐之研究
过往对道教音乐研究成果之内容、形式及意义的评述和总结，多集中在研究论著于研究面向上的概括和表述，如音乐形态描述分析、民族民间音乐与道教音乐的关系比较，运用民族音乐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方法和角度作道教音乐探讨研究的方法学归类等等。这种描述、分析、评述及归纳总结，对道教音乐历史性、阶段性研究作整体面貌上的概括是有着积极意义的。但是，单就道教音乐这一领域的研究而言，是否已经在上述诸如民族音乐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上有广泛、深入的涉猎和研究，倒是一个需要谨慎判断和深入认识的问题，关系这一问题的核心还在于，我们在自我领域（道教音乐）里，于基础层面所作的调查、实践、研究是否足够让我们放眼于与道教音乐交缘的上述学科领域作深广研究。前文分析的几个数据或许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做了多少道教宫观的实地考察？掌握了多少第一手资料？有多少人在从事道教音乐研究？如此等等。
三、数据分析启示：道教音乐后续研究应重视的两个方面
前文对当代道教音乐研究所作的相关数据统计和定量分析，对后续道教音乐之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在笔者看来，如何持续性地将道教音乐研究进行下去，并在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新的拓展，下面两方面值得重视：（刘红 2007：17-24）[3]
（一）田野考察(fieldwork)
这是本文数据显现道教音乐研究中相对薄弱和缺少的工作环节和成果内容。关于田野考察，中外不少从事道教文化研究的同行为此做出过艰辛的努力，施舟人(Kristopher Schipper)、劳格文(John Lagerwey)等学者堪称表率。施舟人为了深入研究道教，早年在台湾学闽南话、拜师学道并做了七年道士更是令人称奇赞叹。田野考察不仅需要经过专业技术性的训练，还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实非轻易而举。劳格文就曾说过，对于学者来说，写文章、谈理论是人人都会做的事情，但是，田野考察工作却不是人人都做得了的，它需要学者长时间为此而做出某些牺牲和奉献，需要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试想，置妻儿于家中而不顾，长年累月在宫观考察、生活、工作，岂只是艰辛二字了得。[4]
过往所进行的道教音乐田野考察工作，部分带有音乐工作者“采风”的色彩，所谓采风，本意为收集民间歌谣。当初进行道教音乐研究的学者，大多为专业音乐工作者，因此，在田野考察过程中，学者们的耳目大都敏感、集中于道教仪式行为中与音乐相关的“声响”部分，研究的中心和焦点也在于观察这些“声响”与“音乐”相对应关系下的型态特征、组构方式、唱奏特点等方面，而这些“声响” (音乐)与道教仪式深层次的关联，却未在田野考察中做进一步追究。惯常的做法是，先将仪式的过程做录音、录像，继而做音乐记谱以及文字描述、分析等文案工作，即称之为“音、谱、图、文、像”的全方位收集整理。这一工作方式，对早前濒临绝迹的道教音乐作抢救性的收集、整理和保存而言，是行之有效而且意义重大的举措。然而，若欲对道教音乐作更深广的研究，在笔者看来，除了“音、谱、图、文、像”的收集整理之外，在田野考察中，对与道教仪式各层面相关联的现象做仔细观察、了解和分析，是道教音乐研究者应该重点关切的工作。例如，最基础的层面我们应该了解：在所观察的道教仪式中，什么人做法事(仪式)？为谁做法事？参与法事的是什么人？不同的人员结构对法事(音乐)构成何种影响？什么地方举行仪式(道观内或道观外)？固定场合或临时性场合？公开性场所还是封闭性场所？什么时间举行仪式(既定周期重复性仪式，如季节、节日等；或特殊偶然性仪式)？仪式进行多长时间？仪式雇用者对场地、时间有何特别要求？ 等等。这些看似流于表面的一般性问题，往往反映出不易被考察者觉察的宗教、文化的深隐寓意。
由此看来，田野考察不仅是学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某种意义上而言，田野考察之本身就是颇具学术性的研究。
（二）局内人(insider)与局外人(outsider)关系
这里所说的局内人就是道内人，局外人亦即道外人。表面看来，局内人、局外人只是身份上的辨识和鉴定，而于研究的角度和学术立场上来看，由局内人、局外人所阐述或体现出来的局内观和局外观，却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十分严谨的学术问题。
在对既有道教音乐研究论著作分析时不难发现，部分学者在相关观点叙述、概念解释中，对所涉及的观点、概念是出自道内人的局内观，还是出自道外人的局外观缺乏清楚的说明、界定。常见的现象是，查阅到某些关于道教音乐的文献，或者观察到某些道教音乐行为时，作为局外人的学者往往是就自我的判断或理解替局内人做出解释，而解释的过程中却并未在文献出现的背景(context)，或音乐活动中局内人的感受等方面作深入追究，令人困惑于这到底是局内人的局内观呢？还是局外人认为的局内观？更由于局外人大多为音乐工作者的身份，在道教音乐作为“音乐”这一专业进行研究时，局外人反而左右了局内人的观念，在道教“音乐”的解释上，局外人不仅于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局内人的代言者，而且，局外人因专业技术之所长，还拥有了在“音乐”表述上的自主优先权。
“道教音乐”之名称由来，即是一例：
道内人将道外人所说的在道教仪式中进行的“音乐”活动，称之为“念经”。“念经”在道人们的心目中是一个广泛而抽象的概念。广义上讲，只要是道士从口中唱出或念出的都可以称之为“念经”；狭义上讲，“念经”又依据唱、诵、念的不同形式，有称“赞”、“颂”、“偈”、“韵”、“咒”等等。歌唱性较强的“念经”，道人们通常称之为“韵”、“韵子”、“韵腔”。唱诵这种“韵”或“腔”有称作“喊”或“喊韵”。依据不同的法事内容和对象，“韵”又分为两种不同的性质，一为“阴韵”；另一为“阳韵”。“阴韵”是用于“施食”、“济炼”、“荐亡”等阴事道场中的经韵；“阳韵”是用于对神仙礼赞或喜庆吉祥等道场中的经韵。
上述于表面来看，似乎只是局内人与局外人关于道教音乐的不同称谓。然而，深入一步地观察仪式中道教音乐的发生现象，我们会发现，道内人关于道教音乐的局内观和道外人关于道教音乐的局外观有各自不同的本质内涵：
局外人所理解的道教音乐，是音乐概念，称之为“音乐”即肯定了其被用于欣赏的基本属性，因此，局外人理解的道教音乐，是艺术，是宗教艺术。
局内人所理解的道教音乐，是仪式行为，是念经拜忏的具体程序，因此，道教音乐在道人看来，可称之为艺术，但更是仪式行为本身。
于局外观来看，如果只是将道教仪式中出现的“音乐”现象，以“音乐”的基本要素作为标准而作“道教音乐”之称呼，道教音乐这一名称是成立的。但若冠以“音乐”之名，并用“音乐”的概念和定义来解释属于道内人在宗教活动中的这种仪式行为，于局内观而言，“道教音乐”不仅“名”不符“实”，而且某些道教仪式行为可以说与“音乐”毫不相干。因为，局外观的“音乐”，是可以被欣赏的一种艺术；而局内观的“仪式行为”，体现的是宗教的神圣性功能。
数据显示，道教音乐研究在某种程度上逐渐形成了一个研究热点，已成事实，面对这一热点的形成，需要研究者对今后道教音乐研究的发展方向做出冷静的思考。就当前的情形来看，笔者认为，基础性的实地考察工作是研究的基础和重点，同时也是前期研究中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只有这一基础工作做好、做细致，才能在道教音乐的实证性研究上有新的突破和更大的成就。当我们手捧前辈经历困苦实地采录、收集、整理的濒临绝迹或已经失传的珍贵资料时，又或者看到不少道观用我们所收集、整理的资料作为授受之本时，是我们背起行囊，肩负责任，走向更深广的田野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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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典》“当代”条：[DB/OL]http://www.zdic.net/cd/ci/6/ZdicE5ZdicBDZdic9335471.htm.
《维基百科》“研究”条：[DB/OL] http://zh.wikipedia.org/
[1] 陈国符所著《道藏源流考》，1949年由中华书局印行，1963年中华书局出版增订本时，新增了包括《道乐考略稿》在内的4篇附录。史新民编著的《宗教音乐卷·道教音乐》（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年），曾将清末18本佚名抄写的或道教、或佛教、或洞经的乐谱（工尺谱）抄本辑录入册（第317页）。由于这些抄本不符合本文规定之学术理论性研究的要求，故不在本文统计分析之列，本文之时段界限也未因此而提前至清末。
[2] 1996卷的宗教音乐研究板块专辟“近年原始宗教音乐研究”一栏，就1992年至1995年涉及萨满、傩仪、少数民族原始宗教音乐的论著做了综述；2000卷虽未设宗教音乐研究专栏，但在“1999年音乐美学综述”中，综录有《“大音希声”释义述评》《从“大音希声”到<4分33秒>——关于“无声之乐”及其存在方式的美学思考》两篇与道教音乐哲学相关的论文；2001卷没有包括道教音乐在内的宗教音乐研究综录，特设有一个“关于近二十年‘汉唐期间佛教音乐研究’的综述”的专栏。
[3] 国内法定的五大宗教为：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
[4] CNKI中国知网辑录的相关数据为：天主教音乐研究论文35篇；伊斯兰教音乐研究论文26篇。
[5] 当地称居于民间的伙居道士为“应敷道士”，因此，对这一名间流传的教派亦称“应教”。“巫教”，则因仪式包含巫术成份而有此称。
[6] 北京：音乐出版社，1957年。
[7] 该系列丛书系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曹本冶教授主持的“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计划”在1994年至1998年之间展开的“中国大陆、香港及台湾主要道教宫观传统仪式音乐的地域性及跨地域性比较研究”项目的成果形式。该项目联合了近二十位有关学者，对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当今仍较完整保存其传统的道教仪式音乐，置身于仪式、信仰体系及文化环境内进行了全方位的系统分析和研究，为总体性认识和理解道教科仪音乐打下了基础。
[1] 发表论文5篇以上者：陈大灿、曹本冶、史新民、周振锡、詹仁中、蒲亨强、刘红、甘绍成、吕锤宽、王忠人、�霰驹Ｔ臁⑺锓病⒏道�民、胡军、于立柱。
[2] 发表论文10篇以上者：曹本冶、史新民、詹仁中、蒲亨强、刘红、甘绍成。
[3] 此处参引了拙文《当代道教音乐的回顾与展望》的部分内容，详见《中国道教》2007I:17-24。
[4] 此为劳格文教授1996年12月于香港中文大学与笔者的一次面谈所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