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本冶教授在中央音乐学院举办学术讲座：《无知――有知――认知：学术研究之返本归真》

时间：2011年9月19日下午4时

地点：中央音乐学院综合楼701

主讲人：曹本冶

主持人：杨民康

录音整理：何华

 

杨民康：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今天我们很荣幸地请到香港中文大学的资深教授，同时也是上海音乐学院的特聘教授曹本冶先生来给我们做学术讲座。大家都知道，曹本冶先生现在是国际上知名学者，他做过很多关于音乐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尤其是培养了大量的在大陆、香港、台湾工作的民族音乐学家，我本人也是曹本冶教授的学生。现在我们请曹本冶教授给我们做讲座。

    曹本冶：谢谢杨教授！杨教授邀请我参加贵校这次举办的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讨会的时候，说能否借此机会另外找一个时间跟同学们互动一下，听到了“互动”这个词，原本是想用座谈会，就是交流的形式跟大家很自由地探讨一些音乐学术问题的，但是民康说学校还是希望我能给一个比较正规的讲座。今天虽然是我坐在上面，你们坐在下面，看似是一个正规讲座，但是我不想搞得太严肃，希望在较为轻松自如一点的气氛中，与在场各位交流本人多年来从研究和教学中得到的一些开悟。因为这些是我的开悟，所以可能会是比较个人化的，不一定能引起所有人的共鸣。不过，重要的是，我视此为一次我、你之间思想上的交流和互动，希望你们在我说完后自由发言，多提出你们的意见和看法。

     我这个讲座的题目叫“无知——有知——认知”，这是我对自己从一个像你们一样的学生开始，到当上老师，通过教学和研究不断地学习、觉悟的一个过程。民族音乐学对研究“文化中的音乐”的定位拉近了学科与其他人文、社科界兄弟学科的关系，随之而来的一个负面问题是：其中大量著作和所谓的理论概念充斥着学界，我们很多时候会在追随它们的忙碌中迷失了自己清晰的视野，这在民族音乐学学界尤其明显。不少国内的学生跟我说：“曹老师，我学民族音乐学两三年了，但我仍然很迷茫。”“这个学科究竟是怎么回事？”有这么多种说法。我想，一般常识告诉我们，当我们脑子很乱的时候，就应该退后一步，深深的透一口气，定下心来，用淡定、平和的心理再看问题，我们也许就能透过繁杂的表象觉察到简明的真相。下面我想用“返本归真”这四个字来说说我的体会。

首先给你们讲两个故事，这两个故事是我听来的，它们对我这十几年来的对自己和对学科的认识有很大的影响和启发。

先讲“和尚与书生”的故事。有一群人聚在河边，想过河，但因为船不大，所以船公说：“我只能分两次载你们过去。”其中一批人先上了船，船公把本来搁在沙滩上的船推下水，推船下水的过程中压死了很多小虾小蟹，在岸上等着摆渡的下一批人中有一个秀才，旁边站了一个和尚，秀才问和尚：“你看你看，真是罪过啊！造孽！造孽！这是杀生！和尚，你说这是谁的罪，是船公的罪还是那些坐船人的罪？”和尚上下打量了秀才一番，很不屑地说：“你这个臭秀才，谁都没罪，因为他们没有这个心去杀生。问题在于你，没事找事！”这个故事使我反省自己，学者常常自以为是，老提什么“文化含义”、“文化内涵”等等，对于局内人来讲，有多少是有意义的？我是谁？或许就是故事中的臭秀才。没事找事？怎么才能让自己不这么“臭”？

接着是“枕头与尸体”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一个唱歌唱得非常好听的尼姑（Ani Choying Drolma）讲的（我做了小小的改动）。有个师父教徒弟修炼，师父说：“这是一个枕头，里面是一个婴儿的尸体，你今天晚上就用这个枕头睡觉。”第二天早上，徒弟见到师父时，师父问：“怎么样，用这个枕头睡觉睡得好吗？”徒弟回答：“我睡不着啊。”师父问：“为什么睡不着？”徒弟说：“因为里面是一个人的尸体，我怎么能够睡得着。”师父说：“你今晚睡觉前再来我这里。”晚上徒弟来了，师父又给他一个枕头，说：“这个枕头里面是一只小羊的尸体。”徒弟拿去。过了一晚，徒弟去见师父，师父问：“睡得怎么样？”徒弟回答：“哎呀，好多了。”师父问：“为什么?”徒弟回答：“因为不是人的尸体。”师父说：“你打开来看看。”徒弟打开一看，枕头里面就是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别无它物。师父：“我两个晚上给你的都是同一个枕头，但是由于你思想上有了先入为主的选择，你对它就有了两种不同的反应。”这个故事给我的启发有两个方面。一是方法学上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用什么眼光，取什么角度面对研究对象，直接影响到对研究对象的认识。所谓“你的视野是什么？”“你的取向是什么？”“你的理论依据是什么？”等诸如之类的自我反省，其实就是在提醒自己，我是在怎么看这个东西的。概念、出发点、期望值制造了我对这东西的认知。我怎么看它，它就是什么。二是由于研究者的视野取向必然带有主观性，他看到的东西未必就是东西的本身（真相），也即是学界所谓的“真相的多面性”。而“真相的多面性”造成了“真相之不可寻求”。正如Shadows in The Field（《田野（工作）中的影子》）一书中试图表达的：存在于我们认知中的所谓“真相”，充其量只是真相的一面，或真相中的一个影子。

以上关于“我是谁”的故事，说的是观点和角度，概括了“学术”的关键问题。

继续探讨“我是谁？”接着要问的是“我在做什么？”你们会说，这个很简单，我是在做学问，搞学术嘛。但是，学问和学术是什么？依我看，学问有两个层面，一个是过程——学要问，问中学。国内的学生比较欠缺“问”的习惯，到了研究生的层次，大家上课还是很乖，老师看到的都是学生的头顶。为什么？因为都在记笔记啊！那么学问若被视为过程的结果（产品）的话，那是什么？就是知识。一个是学与问的过程，另一个是对学与问过程的知识建构。这里说的“过程”和“产品”，待会儿我还会用到。

学术是什么？它也有两个层面，一是求“术”（学习“术”）的过程，求术找的是方法，或者叫它方法学也可以。另一个层面，可能你们听过有人说：民族音乐学实质上是怎么看待“音乐”的一个方法学学科，也说得通。“术”（方法学）的获得，就是作为名词的“学术”，这是一个结果（产品）。“过程”与“产品”，是同一个银币的两面。

继续问“我在做什么？”现在问的是“做什么？”你们会说，那还用问，当然是研究“音乐”啦，或者是研究“文化中的音乐”。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作为音乐学（Musikwissenschaft，英译Musicology）的一个分支，它的目的很清楚，是对人怎么样制造和接受音乐的一种认知。北美学者Rice的一篇关于对Merriam理论框架修正的文章里，提到“how man make music”（人是怎么制造音乐的）是音乐学的研究目标，但是我认为我们必须突出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制造”音乐的首要目的是给人听的，那么“人是怎么接受音乐的”便是一个与“人是怎么制造音乐的”同样重要的音乐学研究目标。试想，当我们探讨音乐的文化涵义时，怎能不谈音乐的接受呢？此外，既然“人是怎么制造和接受音乐的”是音乐学的研究目标，而音乐学作为一个人文学科之一，它的更为宏观的目的便是协同其他兄弟学科，共同获取对“人”的宏观认识。

在这里，我顺便想说一说“音乐学是什么？”大家都知道“音乐学”源自欧洲，阿德勒（Adler）称之为“Musikwissenschaft”（英文译名是Musicology）。德语“wissenschaft”是学问、学识、（自然）科学的意思，对音乐研究者来说实际上就是“音乐研究”的意思。而“音乐研究”（或“音乐学”）中，音乐历史的研究（Historical Musicology历史音乐学）和对世界不同音乐体系的比较研究（Comparative Musicology比较音乐学），则是音乐学下属的两个研究领域。本来这在学科内有着很清晰的层次关系，但是在上世纪50年代北美学界，有人类学偏向的一些学者在建造北美民族音乐学“自我”的一片热忱之中，把音乐研究中的一个学术领域Historical Musicology（历史音乐学）混淆等同于音乐学，出现了所谓音乐学视野与人类学视野对峙的局面。这是学科历史上的一个阶段性现象，上世纪80年代之后，这种不必要的对峙已经在国际学界逐渐消失。回归正题，对于人的宏观认知可以视为是对真理（？）的一个追寻，请注意，我在“真理”这两个字的后面打了一个问号。因为，如果存在着“真相之不可寻”，那么真理需要在哪儿找？佛教界的星云大师，他说真理“必须具有普遍性、必然性、平等性、本能性、永恒性、超越性、可证性”，这对我们很有用，我们做学术，寻求的就是这个东西。但是如果真理是这样的，那么就应该没有、也不可能包含太多的内容（比如生、老、病、死是真理）。如此，延伸到学术上，虽然学界的理论看来颇多，但它们的实质只是有限原则的诸多包装，或说法上的不同而已。在学术界，对于真理的寻求及其过程中冒出来的繁多的理论概念和方法学，有着一个从无知到有知再到认知的开悟过程。无知到有知的这个阶段，是知识累积的阶段；然后通过亲证来体会、识别，你才能有所认知。佛教视此为“悟”，是一个从“没有到有，再到没有”（或无—有—无）的修炼过程，后面那个“没有”，是“没有”和“有”共存的状态。我曾经因为觉得自己的知识层面不广而感到自卑，但是我的老师恩克蒂亚说：“One has a whole life to acquire knowledge. There is never going to be an ‘enough’ in attainments. What is more important is attainment of the ability of discerning”（大意是“人的一生都在学习，但是知识的累积永远没有‘足够’的时候，重要的是你如何获取方法学上的洞察能力）。我后来体会到，学术成熟过程中的“无知——有知——认知”，其中无知—有知阶段的知识累积是一种忙碌，这个忙碌可以是正面的，但也可以是负面的，没有目的的知识累积的忙碌，是没有意义的忙碌。一种洞察的能力是获得认知、即“开窍”的金钥匙，是在当学生的时候就应该培养的一个重要能力。

无知——有知——认知的开悟过程，其最终的“悟”，用中国一句话来讲就是：万法归一、一归万法。退一步看事物，一切就会简单易懂，没有那么神秘。对于宇宙万物，静下心来聆听，其互摄互入是如此简明易晓和理所当然。在我们的学术思维中，“互摄互入”使研究“文化中的音乐”成为必然，因为你不可能将音乐同它的文化语境在自然中分离开来。西方学界20世纪50年代喧嚷的“music in culture”、“music as culture”，其实早就存在于中华文化的智慧之中。

以此明镜看待和评估学界理论方法的“百花齐放”，除其繁琐表层，其本质就显得简单明了：对人类文化的研究，追其根本实质是对“人”之“思想”和“行为”的探究。“行为”作为“思想”的可观（？）外展层面，是诸多学科在文化研究中普遍用以切入并以此为进一步寻求对“思想”认知的途径。虽然不同学科有其不同的研究对象，但它们各自的学科理论和方法却都始发于这个对“人”（文化）之“思想~行为”的关注，包括以“文化中音乐” 为关注对象、属于“音乐学”（Musicology）范畴的“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人文、社科学界对于“思想~行为”的研究所设定的前提是：行为是思想的外展，所以对行为的观察和研究，可以获得对其相应思想含义的认知。换句话说，我们看行为，就可以阐释行为背后的所谓文化含义。但是，行为作为思想的外展显示是否具必然性呢？有没有缺少思想的行为？当然有！给个不是很恰当的例子：杀人犯可以因为“暂时性的神经失常”而判为无罪，这意会着我们的社会文化中承认没有思想动机的行为。

对“思想~行为”的第二个设定是行为之“可观”。这里的意思是，“行为者”的行为，其存在与否决定于“观察者”的“可观”。但是，前者等同于后者吗？应该不是。又，何谓“可观”？何谓“能观”？有观察者看不到、但却对行为者存在的行为吗？当然有！如此的思考，似乎在质疑“我在做什么”，乃至学科存在的意义。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反思也能使我们这批臭秀才知道谦虚、自量，好自为之。

从“无知—有知—认知”、“无—有—无”衍生，我再提出“点—面—点”的思考。“点”是什么？是我们研究的对象。音乐学的研究对象毫无疑问的是音乐，就是我们学科的“点”。从“点”扩展到“面”，“面”就是“把音乐置于其文化语境当中”，意思是在音乐的生态环境中理解它。这个“面”的扩展，其目的和结果应该是能够使我们更好的解译音乐，就是要回到起始的“点”，虽然这两个“点”的含义不同。但是，学界中不少人类学偏向的研究，只在“面”这个文化语境里打转，无限的宽展，却回不到“点”。反之，光在起始“点”，即单从音乐形态的角度去理解音乐也是有所欠缺的。对“文化中音乐”的关注应该是一个“点—面—点”的全盘过程。值得一提的是，不是所有音乐现象都是值得或者可以研究的，我们的对象有不同“远”、“近”的音乐性属性，我曾有个学生做哭嫁歌的研究，如果说到所谓的“音乐”，她收到的曲目来来去去就是三个音按照即兴性的哭词的不同而转换搭配，音乐体系本身的分析没多少功夫可做，但是“哭嫁歌”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与社会文化具“近”关系的属性，从社会学的角度它就有很多东西可以说。假若音乐学研究之中选择此类课题作为研究对象，就注定了要花大部分笔墨偏重于语境这个“面”。对我来说，就可行性的考虑，这个课题不是上选，受社会学、人类学专业训练的人可能会做得更好，我们还是集中精力研究音乐学专长能得到充分发挥的东西，这样音乐学才能更多的为人文、社科学界做出贡献。最近我有个学生参加了一个全国性的人类学研讨会，对于我们民族音乐学学界自以为颇有新意的人类学理论的运用，很多人类学背景的与会者说：“怎么你们还在谈论这个问题？这早就过时了！”记得我参加过的民族音乐学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会中有两篇不同年届的论文，一篇拉进了多项人类学的理论概念，另一篇套用了一个社会学的理论概念。论文的答辩委员会，一个邀请了一位人类学的专家，另一个邀请了一位社会学的专家作为评委，他们不约而同的提出：“你的论文中谈音乐的部分是我们特别觉得有参考价值的，但当你套用我们的东西时，你显得十分外行。”这是外行充内行，自食其果。国内不少学者在没有透彻理解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的对象和实际运用之前，就在自己的同一个研究中平面地拉入不同学科或不同学派的诸多理论，称此为“全方位”的研究，却不分辨这些“理论”原本的对象和目的，它们所代表的学派与其出现的时代以及共时性和历时性的考虑，这是一个很要命的坏学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