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大音讲堂邓正来教授讲座综述

第三届 大音讲堂 The 3th annual of “Lecture of Grand Musial Soundscapes” 2010   第二讲   全球化与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转型”讲座综述   时间：2010年12月3日（星期五）13:30-15:30 地点：上海音乐学院中楼414教室 演讲人：邓正来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 主持人：韩锺恩教授 综述人：吴艳   2010年12月3日，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邓正来教授应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的邀请，在第三届“大音讲堂”上为师生们带来了题为“全球化与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转型’”的学术讲座。邓正来教授现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科学与知识社会学，侧重政治哲学与法律哲学研究，主要论著有《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此次讲座由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系系主任韩锺恩教授主持。   邓正来教授首先明确“社会科学”是指“研究社会的一门学问”，“中国社会科学”是指“中国人如何认识社会的知识”。一个思想的出场总是有其基本的背景，“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转型”主要涉及两个背景：全球化和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实践。此次讲座主要探讨第一个背景即全球化时代问题。 对于全球化时代，邓正来教授提出：我们到底有没有全球化问题？全球化问题进入到我们知识内部，还是只存在于外部？全球化时代到底是什么？ 这涉及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是结构性脉络，即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根本性转变。邓正来教授强调“世界”和“世界结构”概念之差异，他认为1840年之后中国真正进入“世界”，但是并没有进入“世界结构”之中，而是处于世界游戏之外，是世界游戏的局外人；1978年尤其是加入WTO组织之后，中国才真正进入“世界结构”中。进入“世界结构”中后，中国又遇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发现“游戏”之中还存在一个内在结构——“中心”与“边缘”的结构。我们凭借主权平等，但是发现其内在结构不是在主权平等基础上建构的。第二个问题，我们付出昂贵的代价即承诺接受之前已定的游戏规则进入到世界游戏之中，换取的是有可能参与重新制定、废除或建构游戏规则的资格。此时，邓正来教授警醒：具备发言资格并不等同于具备发言能力。事实上我们意识到：我们没有能力对世界发言。其原因在于无论是人文科学知识还是社会科学知识，都没有提供给我们足够发言思想的资源。于是，我们必须重新反思中国社会科学是怎样发展的，是如何发展的？ 其二是思想性脉络。任何思想和理论都是受时空限定的，没有所谓普适性的东西。邓正来教授指出我们往往不去思考“思想的根据”，而这个“思想的根据”恰恰是中国的。比如说现存的两个极端，一端是拿着西方人的思想与中国先哲的思想打战，一端是拿着中国先哲的思想与西方人的思想打战。但是，实际上，被人帮着打战的那个“人”是不存在的。试问：160多年来的中国有哲学吗？关于世界的未来图景，我们到底是如何憧憬的？中国未来的理想图景是什么？这些，邓正来教授指出：我们现在都没有。 中国之所以是中国人的根本所在是什么？不是出生地，不是语言，不是法律规定，不是国家土地板块，是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和政治认同（political identity）。那么我们的文化身份和政治认同是什么？中国三十多年来没有给我们提供这样的问题和思考。邓正来教授指出：面对问题，我们不是选择西方的路径就是回到“老祖宗”那里，中国30多年来的思考是什么？一个民族不思考该怎样？在中国进入世界游戏之后，中国三十多来的人文科学必须对这个现状进行反思。 我们需要提供中国的未来理想图景和世界的未来理想图景？邓正来教授在分析1840年以来的知识存在以下几个困境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的知识必须发生转型。 第一个困境是我们的社会科学是在西方支配下进行的。邓正来教授指出，我们要打破西方的支配，但并不否认西方理论研究成果。问题是三十多年来中国走上了唯西方化的道路，造成最糟糕的结果就是在思考和研究的过程中“丢失了”中国。唯西方化的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鸦片战争后的“知识引进”运动，并仍在继续；第二个阶段是1992年开始的“知识复制”运动。所谓“知识复制”运动，是指用西方的概念工具、分析框架和理论模式来分析和看待中国的问题，这种情况也仍然在继续；第三个阶段是“国际接轨”阶段，但“接轨”的后来似乎都忘却了“国际接轨”的目的到底何在。 邓正来教授指出第四个阶段就是“知识转型”阶段，打破唯西方化。唯西方的最大特征是把本应该作为参照资源的西方知识当成我们的评判标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什么？我们总是想着我们缺少什么？如西方产权制、保险制和信用制度。我们却没有思考我们有什么。试问：在没有这些西方制度之前，我们祖先依靠什么进行管理？邓正来教授以“一国两制”为例说明中国问题存在和解决的独特性。 邓正来教授指出当下存在两个世界：一个是17、18世纪西方现代化给我们带来的民族、国家、主权的世界，另一个是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另外一个世界，诸如气候问题、人权问题等都不能依靠一个国家来解决。但是，这个世界是没有世界观的世界，是正在形成并与原来的那个世界并存交融的。 第二个困境是唯学科化困境。邓正来教授指出“什么是学科”和“学科目的”两个问题的重要性。什么叫学科化？主体学科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胜利的产物。学科的目的是什么？知识有两大基本类型：传承的知识与认识社会、解释社会的知识。中国的学科知识已经发展到唯学科化的状态，这种学科化导致的结果是整体性的中国被肢解。中国和西方存在两个不同的根本性特性：第一，中国处于转型期的整体性特性，而西方则不是。中国很多问题都不是单一性的问题，因为中国的转型是渐进性的，经济的、政治的因素不具备独立性，所以说不能从某一单一学科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中国音乐学的发展问题同样涉及到政治的问题和经济的问题。第二，中国处于转型期的共同性特性，而西方则不是。比如在中国，原始资料积累、环保问题都是同时交融在一起的。然而研究“生存性问题”者不关心“环保问题”，研究“环保问题”者不关心“生存性问题”。但是，生存性问题与环保问题是不能分开的，是同时存在的。跨学科是承认学科存在的基础上提出的，我注意到今天的讲堂是跨学科讲堂，但跨学科是修补性的，但实际上最后就是无学科的。 第三个困境是狭隘的地方主义问题。这里提及的狭隘地方主义是指对全球化的漠视。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最重要的原因是因果律发生本质性的改变。现代性知识最根本的依赖就是“因果律”，其“果”是封闭性的，但是全球化时代的“因果律”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其“果”是开放性的，是不确定的。由此，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导致“确定性”向“不确定性”的转变。     在互动提问环节中，同学们就“高校改革不成功的原因及改革方案和目标”、“知识转型的困境与国家体制的关系”、“学者在体制结构内如何转型”、“生存性智慧是否具有功利性的倾向”等问题提出疑问，邓正来教授对以上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解答。他认为：高校改革不成功正是由于忽略了中国知识转型的整体性特性，高校改革不是高校改革本身的问题。教育改革不只是教育部内部的事情，还涉及政治和经济的问题。每位教师可以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实行改革方案，提倡老师应该指导学生学会思考。就“知识转型的困境与国家体制的关系”问题上，邓正来教授认为“唯学科化”和“唯西方化”是与国家体制息息相关的，但是这些问题又不是完全由国家体制导致的。中国学界为什么不能产生思想家？除了意识形态和制度因素外，实际上是知识界自身与外部共谋，从而导致外部对我们支配的有效性。作为学者如何在体制结构内转型？邓正来教授承认这的确是一个很矛盾的问题，2004年他在《体制中的体制外》一书中指出：这取决于个体对生命的感悟，取决于学者自身对知识的态度。如果将思想看作安身立命之本，那么就一定会询问：我们是为了衣食住行在进行教学和思想，还是为了思想而思想？在场学生也认可：“我们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但是能够改变我们自己。”有关“生存性智慧会不会有功利主义的倾向”，邓正来教授认为“儒释道”基本上是书本性的东西，而生存性智慧是鲜活的，历史的记忆、遗传的基因和家庭的教育生生不息地存在于我们自身之中。最后，韩锺恩教授对邓正来教授表示感谢，并相信此次讲座给师生们的学习、思考和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促动和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