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 大音讲堂 The 3th annual of “Lecture of Grand Musial Soundscapes” 2010 第一讲 “无形的疾病与作为方法论的缘身性”讲座综述 时间：2010年12月3日（星期五） 9：00-11:00 地点：上海音乐学院 中楼414教室 演讲人：Thomas J.Csordas教授（加州州立大学圣地牙哥分校 人类学系） 主持人：萧梅教授 综述人：徐 欣 以跨学科交流为主旨的上海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上海音乐学院仪式中心?大音讲堂”系列学术活动，继连续两年邀请来自民族音乐学、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等领域的学者开设讲座之后，此次又请到来自美国人类学家Thomas J. Csordas教授以及复旦高等研究院邓正来 教授，分别从医疗人类学与社会学的角度介绍了各自的研究成果，为参加讲座的师生带来了新的学术思想与视角。 本次讲堂的第一讲由Csordas教授带来题为“无形的疾病与作为方法论的缘身性”（Invisible Illnesses and Embodiment as a Methodological Field）的讲题。 
讲座伊始，“仪式中心”常务副主任萧梅 教授首先介绍了缘身性（embodiment）视角的理论意义，阐述了“身体”从作为一个客体以及被分析的对象，到以“缘身性”为视角将身体作为文化和自我的存在基础，人们对“身体”的认识所经历的转变过程。Csordas教授以缘身性作为关键词的研究，带给了我们这方面的启发并提供了研究路径，因为音乐是最强调个人体验，也是最难用语言来转述的，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陷入音乐描写的困境。而缘身性的方法论打开了个人体验这一维度，强调个体与文化的关系，使我们的音乐体验在不同情境中重重缘发，互相指引，产生出开放而又多元的意义，这对于民族音乐学、音乐美学、西方音乐史等研究领域都将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讲座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缘身性”概念的理论介绍，以及梅洛庞蒂、布迪厄、福柯三位学者的学说中与“身体”论题有关内容的阐述，为大家呈现出“身体与世界”的三种基本关系。所谓“缘身性的文化现象学”（cultural phenomenology of embodiment），指以我们的身体“在世存有”（being in the world）作为出发点来理解文化与自我的关系。身体是存在的本源和体验的场所；缘身性是我们存在的基础，也是我们的肉体与世界与他人交往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缘身性是一个“未决的方法论领域”（indeterminate methodological field），由我们的知觉体验、在场方式、与世界的约定关系（engagement in the world）来决定。Csordas教授引用了罗兰·巴特对作品（work）文本（text）与之间区别的表述，来帮助大家理解身体（body）与缘身性（embodiment）的差异：作品是实质的、占据书店与书架空间的物质客体（material object）；与之相反，文本是一个未决的方法论领域，只能在话语中被捕捉，只作为活动或者生产被体验。同样地，身体作为物质，可以挤满地铁车厢，而缘身性则意味着共享的、互相关联的、活生生的肉体。它并不追求身体体验与文化结构的一致性，缘身体验是分析人类参与文化世界的一个起点。 
梅洛庞蒂、布迪厄、福柯三位学者是西方身体理论的代表人物，他们在不同的学科论域就身体与世界的不同关系进行了探讨，Csordas教授以图表的形式使我们得以清晰地看到他们的身体研究，并以此构成了一个知识的拓扑学，概括出在身体与世界的关系中，身体与世界关系能动性（agency）的基本结构： 
如图所示，在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的研究中，身体能动性的操作场域是“存在”（existence）层面，布迪厄在“惯习”（habitus）层面，福柯则在“权力关系”（power relation）层面；身体能动性的施行方式，梅洛庞蒂是“意向性”（intentionality），布迪厄是“实践”（practive），福柯则是“话语”（discourse）；在身体能动性与世界的关系向量上，梅洛庞蒂是“身体朝向世界”，布迪厄是“身体与世界互惠”，福柯则是“世界作用于身体之上”。 第二部分，Csordas教授将目光转向具体的文化现象，分别详细分析了三种疾病——幻肢症、慢性疲劳与环境性疾病所表现出的身体与世界的三种关系。分别是幻肢症与“朝向世界存在”（Being-toward-the-world）;慢性疲劳与“互惠的僵局”（Impasse of Reciprocity）；环境疾病与“权力的物质性”（Materiality of Power），即“世界在身体之上”。但Csordas教授也声明，这并不是理解缘身性的唯一框架，只是试图去探索缘身性问题的本质，以及从缘身性的视角来探讨个人与文化的关系。 
讲座结束后进入提问环节。 提问1：缘身性方法论与社会学的行为研究相比，最大的突破在哪里？ Csordas教授：主要是出发点与分析层面上的不同。缘身性的方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通往经验（体验）层面，而不是行为层面的路径。 提问2：您的研究是在医学人类学的领域，不知缘身性视角是否可以被应用于其他人类学的其他领域？能否举一个音乐与舞蹈研究的例子？ Csordas教授：可以。缘身性不能回答所有的问题，但在特定的领域却是非常有效的。社会学家罗伯特·摩尔登曾提出一个名为“策略性研究资料（strategic research materials）”的概念，指的是一些旨在说明人们感兴趣、并对自己有益的现象的领域。同样，有很多的策略性研究材料都对于我们理解缘身性有所帮助，也可以对缘身性进行分析和检验。我举例说明：当我在开设缘身性的研讨课时，我会聚焦在医疗人类学，即聚焦于疾病和体验的论题上、或者聚焦于音乐和舞蹈，或者教授宗教与缘身性的关系，技术与缘身性的关系，以及性别与缘身性等问题。以上这些领域，都是可以有效地运用缘身性视角进行研究的。 我可以举一个音乐和舞蹈的例子：舞蹈当中有一些传统，是将舞蹈动作理解为非常整体性的东西。而另外的一些传统，却将动作和姿态理解为非常孤立的，单独的，这种差别暗示出“在世存有”的不同类型。在面对音乐与歌唱的时候，如果你从理性的角度去理解，可能会去关注它的乐谱、关注如何将乐谱转化为音响；如果从身体的角度去理解，就会去关注如何运用你的身体去表演它、阐释它。也就是说，歌唱是身体行为（physical act），不是意识行为（mental act）。 提问3：您所讲到的身体能动性的驱使，把现象学中自康德到胡塞尔的先验的成分屏蔽掉了，能否解释一下？ Csordas教授：我从梅洛庞蒂等人的理论讲起，但你的问题却追溯到了这些理论的哲学根源。我所讲的三位学者，只有梅洛庞蒂是现象学家，我的观念大部分受到梅洛庞蒂的影响，而在操作方式上以梅洛庞蒂为主，同时包含了布迪厄和福柯的观点。 提问4：你所谈到的“世界”，实际上是现实世界。而当代生活中，音乐常常是通过媒体表现出来的，那么缘身性方法该如何运用在我们与虚拟世界的关系中？ Csordas教授：你的观点将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截然分开了。实际上，无论哪种世界，对于人们来说都是现象，即它们都是人们的体验。如果我们谈论媒体，如唱片与电视，会发现很有意思的地方，我们对媒介的感受甚至可以创造出新的现实。如在美国，基督教传教士经常通过电视传教，一种精神力量似乎会从电视屏幕中散发出来，观众会试图伸出手去触摸屏幕来感受。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即媒体的非间接性（immediately of media）。 提问5：19世纪晚期弗洛依德时代，人们倾向于用“无意识”来解释例如神经衰弱，艺术家的迷狂世界等现象，因为这个世界是无法用理性来分析的。那么，无意识与缘身性有什么不同？第二个问题，缘身性在我看来，是个体生命对于自由感和自发性的追求。布迪厄在惯习和实践层面，把外在的限制化为表达个人主动的、乐观的东西，而福柯主要强调的是压制。您如何看待自由和限制之间的关系？ Csordas教授：我写过一篇关于精神分析学与现象学关系的文章，二者在概念上互相影响。我不会将“无意识”与“缘身性”的关系当作一个问题，而是会关注“无意识”与的“前意识”（pre-conscious）关系。无意识这个概念源自精神分析学，而前意识则源自现象学，它们在此处在同一个分析层面。无意识指我们被压抑的早期经验以及表现出的一些现象，比如精神病等等。而前意识，则是指我们还没有觉察到的、只是根据经验而想当然的去对待的一些层面，例如我站在这里，不用思考就知道我大概要把手伸多远才会触到墙壁。墙壁就在那儿，它对我来说是一个现象。这就是现象学所探讨的问题。 我的图表可以部分地解释第二个问题。这涉及到身体的能动性，能动性与自由是密切相关的，自由包括存在自由、言论自由、个人自由等。当我们谈论个人自由时，最方便的解释方式，就是个人的自由是由“身体朝向世界”的；而限制，则是“世界加诸于身体之上”。 提问6：您提到的三位学者，对于身体的认识是不一致的，有的甚至是矛盾和对立的。您如何将这些不同的观点融入到自己的研究中？ Csordas教授：我不是以他们的差异为出发点，而是将他们的观点置于不同的分析层面，表述同样的问题，即使他们有时也自相矛盾。例如布迪厄，虽然反对现象学，但是你会在他对于自己方法论的表述中发现，他对现象学有着片面而且形式化的接受。福柯也是这样，他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是对梦的分析，如果你读过该文，会认为他是一个现象学家。而且假如你现在以现象学的角度看待福柯的话，仍然会发现这个问题。 提问7：我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小问题。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认为，知觉是第一位的，比感性重要。那么知觉和缘身性的关系如何？第二个问题是，知觉与缘身性能否运用到艺术音乐的诠释当中？ Csordas教授：在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研究中，缘身性是一个贯穿始终的概念，与知觉密切相关。知觉定义了我们如何存在于世界当中。关于第二个问题，我想我刚才再回答时也提到了一些。有大量的舞蹈人类学的研究文献都受到了现象学，尤其是缘身性的影响，这是近十年来才出现的研究。
讲座伊始，“仪式中心”常务副主 梅洛庞蒂、布迪厄、福柯三位学者是西方身体理论的代表人物，他们在不同的学科论域就身体与世界的不同关系进行了探讨，Csordas教授以图表的形式使我们得以清晰地看到他们的身体研究，并以此构成了一个知识的拓扑学，概括出在身体与世界的关系中，身体与世界关系能动性（agency）的基本结构： 如图所示，在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的研究中，身体能动性的操作场域是“存在”（existence）层面，布迪厄在“惯习”（habitus）层面，福柯则在“权力关系”（power relation）层面；身体能动性的施行方式，梅洛庞蒂是“意向性”（intentionality），布迪厄是“实践”（practive），福柯则是“话语”（discourse）；在身体能动性与世界的关系向量上，梅洛庞蒂是“身体朝向世界”，布迪厄是“身体与世界互惠”，福柯则是“世界作用于身体之上”。 第二部分，Csordas教授将目光转向具体的文化现象，分别详细分析了三种疾病——幻肢症、慢性疲劳与环境性疾病所表现出的身体与世界的三种关系。分别是幻肢症与“朝向世界存在”（Being-toward-the-world）;慢性疲劳与“互惠的僵局”（Impasse of Reciprocity）；环境疾病与“权力的物质性”（Materiality of Power），即“世界在身体之上”。但Csordas教授也声明，这并不是理解缘身性的唯一框架，只是试图去探索缘身性问题的本质，以及从缘身性的视角来探讨个人与文化的关系。 讲座结束后进入提问环节。 提问1：缘身性方法论与社会学的行为研究相比，最大的突破在哪里？ Csordas教授：主要是出发点与分析层面上的不同。缘身性的方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通往经验（体验）层面，而不是行为层面的路径。 